一種相遇：旅行與寫作

>01 關於時間的想像

無處可去的時候，會讀一讀旅行文學——實際上我很懷疑它是否可以單獨作為一種文學形式。最先浮現在腦海裡的，是斯文赫定穿越羅布泊的傳奇經歷，以及列維斯特勞斯憂鬱潮濕的熱帶。

一切可追溯到《從大都到上都》，羅新教授記錄下自己從北京郊區徒步到內蒙古錫林郭勒盟的經歷，這條路也是元代皇帝往返兩京之間的專屬道路，隨著作者的行走，遙遠的政治風雲浮動在山川之間。此書的副標題是，在古道上重新發現中國，學者穿行在這條路上，也是穿行在大歷史和小歷史之間。他所看到的景象，無不是現在與過去的重疊，也是歷史中的王侯將相與田野間農人的交織，即便是一條無人在意的水溝，也能追溯到百年前的某一場事變。城市化進程讓很多遺跡消失了，歷史變成了觀察與想像的混合。

也是在讀了這本書之後，我有了強烈地想要去徒步的渴望。從大都走到上都，這件事情充滿了關於時間的奇妙浪漫。如作者所說，步行是對“交通與信息發展壓縮了人們的空間感和距離感”之主流的反抗。

歷史學家們好像都喜歡走進歷史現場，楊侯方建立的絲路地理信息系統，便是基於他和團隊對絲綢之路的實地考察，《重返帕米爾》一書，便是對此行的記錄。雖然這份記錄略顯樸實，但畢竟帶著讀者們行至了遙遠的帕米爾，那個中西方文明交彙的高原地帶。

今日，歷史研究早已不局限於在書齋裡埋首古籍，像暗無天日的倉庫裡的老鼠，啃食著晦澀難懂的文字。華南學派強調實地考察，一方面尋找被忽略的民間史料，一方面去實地感受歷史事件發生的第一現場。

>02 行走在天地間

其實歷史學和地理學天然是分不開的，鄧廣銘講治史的四把鑰匙，地理學便是其中之一。中國很早開始了對於自然景觀的描述，《山海經》展現的便是先民頭腦中神話與自然融為一體的世界觀。 《漢書·地理志》開闢正史中地理記撰的傳統，以王畿和王畿之外的土地為主線的官方敘事模式，也被稱為王朝地理學。希羅多德寫《歷史》，更像是對一場遊歷的忠實記錄，不僅記載了波斯阿契美尼德帝國的歷史，也記下了作者去往古埃及，美索不達米亞、克里米亞半島、黑海平原、亞平寧半島和西西里島的所見所聞。

當然，嚴格意義上，旅行寫作需要以“旅行”為主要目的，而非征戰、流亡或歷史研究（雖然很多時候他們並不能分割）。酈道元其實是時代的異類，仕途不暢的他不得不將軀體寄於山水之間。比較而言，徐霞客倒像是時代的產物——明末，以李贄、王夫之為代表的文人反對宋代以來的心學，士人的治學之風改“空談”為“實幹”，掀起了實地考察的風潮。徐霞客即有感於以往輿地學人過於籠統，犯錯甚多，且研究空間有限（昔人誌星官輿地, 多以承襲附會, 即江河二經, 山脈三條, 自記載以來, 俱囿於中國一方, 未測浩衍）。故此，必然要親歷現場，改變以往的抽象概念為具體認知。

中原人群對於奇觀的追求自古有之，當史書描繪邊疆的少數族群時，最先關注的必然是他們與己不同的服飾，容貌，裝束。當中原的景觀已經不再新鮮，人們自然會去追求邊遠地區不曾見過的風光。 1637年，51歲的徐霞客自湘南東安廟進入廣西，第二年入貴州，並經由貴州進入雲南，用了三年多的時間，寫出了《粵西遊日記》、《黔遊日記》、《滇遊日記》。也是在這裡，他記錄下了喀斯特地貌，這是他備受當代地理學人推崇的一點。

以往文人對於自然的記敘多以景寄情，這和中國以風言志的文學傳統是分不開的。文人被貶，去到任何一個地方看到的風景都讓人心生淒然，亦或是心情豁達，眼前一切皆山高海闊，自然是人心靈的直接映射，是可變動的，沒有客觀屬性的東西。而在徐霞客這裡，自然有了客觀性，雖然沒有嚴謹的科學測量，但其記敘，河流的走向，動植物的分佈，地貌的形態，基本上是建立在客觀事實之上的。

近代對於徐霞客的推崇，始自丁文江先生，他編寫了《徐霞客遊記》，並撰寫徐霞客年譜，高度讚賞這位幾百年前的學人的吃苦耐勞和嚴謹客觀的治學精神。也是在這位當代地理學家的宣揚之下，徐霞客才逐漸從明末一眾知識分子群體中脫穎而出，成為“地理學家”。

——而我們知道，geology完全是一個外來名詞，在西學東漸之前，中國是沒有所謂地理學一說的。

>03 發現自然

東西方的資本主義在差不多同一時間出現，這種經濟上的活力帶動了時代的探險風氣，只不過東方很快被壓抑在了王朝統治之下，西方則勢頭愈烈，並發展成為十五世紀的全球開拓，這些遊歷，無疑為旅行文學提供了茁壯成長的土壤。 “旅行人類學”研究的，即是這一時期開始的，伴隨著探險和殖民擴張的敘事。

早期的旅行記敘是科學的，客觀的，著重自然風光的描述。當歐洲白人跋涉叢林與山海時，最先進入他們眼簾的是，是迥然不同的自然景觀。自林奈發明植物分類學以來，科學的追求是將自然界的一切納入到一個統一的秩序之中。瑪麗·普拉特認為這是“資產階級的一種烏托邦想像”，“它既天真又是帝國性質的，顯示出一種沒有惡意的霸權想像。”

我們也知道，當兩種完全不對等的勢力相遇的時候，必然導致一方對另一方的壓倒式征服。不同種族的人群和那些動物植物一樣，成為西方人眼裡的奇觀——雖然這樣的凝視可能會發生轉換，但話語權畢竟掌握在白人手中。

在這些遊歷中，西方人眼中的世界也在逐漸發生變化。

洪堡對於探險考察這件事情一開始就是無比篤定的，在青少年時期，他就將此視為自己畢生的理想。 1796年，他的母親去世，留下大宗遺產，洪堡辭去了原來的工作，轉而為全球探險做準備。 1799年，洪堡抵達南美洲的西班牙殖民地，發現了2000多種動植物，攀登安第斯山脈，此後又來到美國，在59歲的時候還去往俄國亞洲部分進行考察。

除了事無鉅細的對於動植物的記錄外，洪堡身上的魅力涉及當時社會的方方面面。他反對奴隸制，支持殖民地的獨立運動，和玻利瓦爾結為至交。他投身科學，一生未婚。他寫就了三十六卷本的考察筆記，在歐洲引發轟動，並影響了達爾文後來的考察。他改變了林奈式的機械自然觀，重視個人的主觀感受，發展出一種整體的自然觀。

安德烈婭·武爾夫將洪堡的傳記命名為《創造自然》，他的確是創造了一個新的自然，曾經的自然，是人類文明的對立面，是危險的、黑暗的、原始的，而洪堡重線發現了其中的聯繫，他發現“自然同屬於一種呼吸”，雪山、松葉、鳥鳴、波浪，它們共享了一種律動，而相隔大洋的兩端，共享著同一種景觀。就是這樣大範圍的歷險讓他領悟了自然的同一，也是詩人的敏感和浪漫讓他與自然共呼吸。

宇宙，cosmos，這個詞天然帶有將萬物納為一體的廣博，籠罩於天極的無窮，紮根至細微的幽深。

隨著東西方交流的日益增多，“感傷式”書寫出現，即從客觀的，理性的，轉而為主觀的，個人的，充滿了流亡和傳奇文學的色彩。

旅行者們不僅僅記敘眼睛所看到的景象，也會關注自己與當地人群的互動，當歐洲人自認為在凝望他者的奇異景觀的時候，他自己也在“被凝望” 。東西方之間的相遇從來不是單向的過程，而是二者之間的互動，瑪麗·普拉特將其描述為“反征服”。

>04 深入地逛

列維斯特拉斯說自己討厭遊記式的瑣碎記錄，這句話出現在《憂鬱的熱帶》——這本旅行手記的第一章節。探險和旅行是人類學家經歷的一部分，並且往往是第一部分，這決定了人類學者和旅行密不可分。雖然斯特勞斯認為認為一個專業的人類學者不應該在自己的記敘中添加探險成分，但是很遺憾，大部分讀者愛看的就是這一部分。

1894年至1908 年間，斯文赫定行走在神秘的東方大陸上，他多次穿越中亞山脈和沙漠，並數次死裡逃生。那是至今仍然存在大片無人區的亞洲腹地，即便是有越野車和專業通訊設備也仍舊讓很多人退卻的地方。這些冒險經歷，使他獲得了與諾貝爾齊名的榮譽。

考古學天然和旅行密切相關，研究者們跋山涉水，進入田野現場（這種現場往往處於偏僻的鄉野間）。早年的遺跡被風侵蝕，沉睡在沙塵之下不為人知，直到某個偶然的機會，地底下的寶藏得以重現天日。而自然的恆定和人類文明之脆弱的本質，使得這樣的遺跡早就不為今人所知，和荒野一起隱匿，非有志者不能得。

過去是另一個國家，在空間的尺度和時間的縱深上，它們是如此陌生。對於往昔的探尋不亞於一場旅行，你需要深入其中觀察，在破碎的材料中尋找人群行為的邏輯與動機。

從這個角度來說，考古學本身就是一場發現之旅，發現過去，發現他者。

稍晚一些，馬林諾夫斯基來到澳大利亞時，一戰剛剛爆發，或許是時局為他創造了契機，在和澳大利亞政府交涉之後，他獲得了獨自前往太平洋特羅布里恩群島小島的機會，也是在這裡，他學習土著人群的語言，住在島上，開創了人類學實地調查的先河。

後來《一本嚴格意義上的日記》出版，寫於他調查時期，多是隨手記下的感受或靈感。人們已經很少探討日記對於大師形象的影響，我們都知道，時代中的人只是時代的一部分，不論是斯文赫定還是馬林諾夫斯基，他們始終是站在白人男性的角度，去觀察周遭的一切。

那個時代是東西方廣泛相遇的時代，“contact zone”，是迥然不同的文化彼此遭遇、衝突和格鬥的空間，往往表現為非對稱的支配和從屬關係。

《日記》的出版也促使人類學家開始反思自身的工作方式，以往研究普遍是在窮盡地觀察一個社會，並且忠實地記錄，一個受過專業訓練的素養還不錯的人類學家，就可以保證這份記錄的客觀準確性。而現在，人們發現，人類學者無法避免自身眼光的局限，觀察，思考，書寫，必然帶著主體性。

世界發生劇變，殖民地獨立運動興起，西方人也失去了它的田野場。這些變遷讓學科反思自身，後現代的浪潮襲來。當下的世界破碎，多元，去中心，以Clifford為代表的研究者提倡隨意的、混雜的、流動的書寫。他們的田野場是“民族學展覽、旅遊景點、藝術展研討會、博物館諮詢處、文化研究會、接待遊客的賓館”，一種“深入地逛”。雖然這種取向在格爾茲看來過於搖擺，中心不穩。

>05 書寫

到今日，在各國之間自由穿行早已不是什麼難事，記載旅行經歷的書寫也越來越多。景觀的陌生性已經逐漸減弱，人們獲知信息的渠道也越來越廣，旅行文學已經失去了“帶著大家看世界”的功能。最重要的是，隨著旅行的商業化，它早已脫去了“冒險”、“探索”的光環，轉而和“休閒”“中產”緊密聯繫在一起。

這個時代，旅行書寫風頭正盛。 《失落的衛星》是作者遊歷中亞的經歷，在文本中我們可以看到，作者關注地方的歷史，文化，以及當地人的觀點。較正式的採訪是必要的，對於當地歷史的記敘也算是為讀者開拓眼界（也是讀這本書我知道了維克多崔，以及他與崔健的某種晦澀聯繫）。輕鬆的文本適合躺在床頭閱讀，雖然身體在床上，但心靈可以跟著文字一起遊蕩。

《重走》則採取了另一種形式，它以歷史事件為主體——西南聯大南遷時旅行團的徒步之旅，自己的徒步為線索——從長沙出發到昆明。當主體存在的時候，書寫會特別龐雜，西南聯大背後是一段波浪壯闊的歷史，每個人背後都串聯著一個家族的豐富個人史，所以這樣的書寫毋寧說是對一段往事的考證，一種歷史現場的魅力。

作者也說到，因為有徒步線為線索，所以資料的安排是比較容易的，只需要根據時間空間的排列，恢復一段歷史就可以了。其中錯雜的，作者個人的徒步體驗，吃了什麼美食，腰酸背痛，回酒店點了什麼外賣，和路邊的人閒聊，而我也發現，寫作者似乎特別痴迷於這種當地人的一瞥，有意思的路邊招牌，或熱情或冷漠或羞澀的大媽大爺，跑來問你是否需要搭車的司機，好吃或難吃的地方食物，以及在聊天中露出冰山一角的“深不可測式”人物。就文本本身而言，這只是這一段追溯裡供人一哂的調味劑，以此證明作者是親身到此，但它不對主題產生什麼影響，這種對當下的描繪往往是零散和破碎的。

《利馬之夢》也將其定義為旅行文學，實際上是作者對前往利馬參與秘魯大選的一段經歷的記錄。這是更具專業眼光的旅行，作者深入參與一段歷史，並且從政治學的角度觀察遊走在政治舞台上的各種人。偶爾，能看到旅行文學中常出現的，對於美食的沉迷，對於酒的品鑑，對一處陌生風光的細緻描繪。

何偉的書寫並非嚴格意義上的旅行文學，作為記者的他對“在一個地方生活一段時間”這件事更為嚴格，學習當地語言，和當地社區打交道，採訪不同的人……他早期的《尋路中國》還可看得出只是簡單的在各個地方遊歷，遇到不同的人，彼此淺嚐輒止地交談一番。而在後來的文章中，他的追尋顯得更為主動。 《甲骨文》中對陳夢家事蹟的追尋，《埃及》一書中對拾荒者的描述，這樣的採訪是正式的、長時間的、多角度的，這也就注定了他的書寫是能夠深入到地方之中去的。

同樣在中國旅行的老外，還有寫出了《東北行紀》的邁克爾，雖然其身份較為特殊（中國女婿），也有追溯歷史的自覺，但書寫以記錄日常生活為主，多停留在淺層次。

旅行為書寫提供了豐富的素材，甚至不用思考太多，只需要將你所見所聞記錄下來，便是一篇五千字的小作文。又或者如很多旅行博主一樣，有針對性的記錄當地特色美食、交通、景點，你就可以寫出一篇還不錯的能夠收穫多數人點讚的旅遊攻略。正是因為門檻低，所以人人能寫，而寫出來的東西，也就到此為止了。想起網上有人吐槽，寫出旅遊爆款文章的套路，先隨便選一個地方（出名不出名均可），百度一下這個地方的歷史資料，然後去小紅書大眾點評抄點必打卡景點和餐廳點評，over。

我只是想說，視角仍然是重要的。一個歷史學者的視角，一個政治學家的視角，一個記者的視角，關注到的肯定大相徑庭。不同的書寫為我們提供了了解一個地方的不同角度，而作為旅行者，你又有什麼值得一寫的視角？

>06 相遇

Clifford在routes裡說，為什麼人們默認定居是人正常的存在方式，而旅行只是超出了日常生活的一種“非正常”行為呢？在尼羅河三角洲的一個小村莊里，旅行是常態。夏威夷島上的歌者，一輩子都在遊走中傳播自己族群的文化。這讓人想到以前的吟遊詩人，浪跡在不同地方的吉普賽人，甚至是走街串巷的馬戲團或小販。

旅行者是天生的冒險家，他敢於隻身上路，面對未知，並將遠方的奇觀傳達給他人。保羅·薩洛佩克(Paul Salopek)於2013年開始了他的out of eden計劃，從非洲出發，徒步智人“走出非洲”的路線。到現在已經走到了雲南地界。我們可以說，這是一個現代的宗教行為，重合的路線是一種祖先崇拜，這種崇拜不單單是一個家族或某一國的，而是全人類的，跨越國家疆域的行走也將展現出一種突破隔閡的理想。同時它也是對現代科學的崇拜，畢竟走出非洲理論也僅僅是近幾十年才完善起來並為學界所認同的理論。宗教，科學，時間，世界，這些飄渺的概念在這裡融為了一體。

旅行者也是那個“講故事的人”，本雅明認為有兩種講故事者的形象，一種是當地的農夫，一種是遠行的水手，“遠行者必會講故事。”他們帶回了海浪和奇觀，但本雅明也說，實用關懷是天才的講故事的人所特有的傾向，講故事人的生活痕跡會在他的敘事中凸顯出來。

旅行寫作是內在與外在，在地與遠方碰撞的產物，旅行目的地是兩種文化相遇的前線，而旅行者本身也是不同文化的匯集之地。在自身傳統裡培養出來的目光，凝視異地景觀，異地同樣抱以回望，自然與人文的邊界逐漸模糊，自我與他者的邊界也不再分明。

旅行者掌握了話語權，卻極少有人有使用話語的自覺，大部分人沉溺於奇觀景象之中，或是帶著求知的心境探索他者的歷史與文化。但是書寫從來不是客觀的（如旅行者以為的那樣），它必然帶著觀察者自身的視角。

不要相信這樣的旅行家：在他的書寫裡，你看不到他自身的存在，或者是他構建了一個敏銳，嚴肅的觀察者形象——大部分遊記裡的“我”，面目是模糊的，他是一個行萬里路的英雄，或是一個探萬家店的騎士，這樣的旅行者是不真誠的，因為行走於他處的人，必被他處所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