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擎| 心靈無家可歸是現代人最大的精神危機

劉擎，1963年出生。 1978年就讀上海東華大學化學工程系，1985年獲工學碩士學位，留校任教。 1991赴美國攻讀政治學，先後獲得碩士（馬凱大學）與博士（明尼蘇達大學）學位。 2000－2003年任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副研究員。 2003年7月回到上海工作，任華東師範大學歷史系副教授，華東師範大學中國現代思想文化研究所研究員、所長助理。研究領域為西方思想史。 2005年入選上海市“浦江人才計劃”。 2007－2008年美國Fulbright訪問學者。 2013年7月起擔任華東師範大學政治學系教授、博士生導師；華東師範大學世界政治研究中心主任。

轉自公號“22號公館”

現代性的困境體現在兩個不同的領域：個體的心靈生活和公共的社會事務。這兩大問題彼此關聯，但在分析的層面上仍然可以分別予以探討。

我們都能感受到的一些現象，比如精神迷茫、情感困感、喪文化、虛無感等。這些現象背後存在一個根本問題，就是現代人的“精神危機”或者“信仰危機”。

“信仰危機”這個說法你可能並不陌生，但它究竟是什麼意思呢？這一章的路標，就為你做兩個背景提示。第一，常常聽人說，人生信仰很重要，但人究竟為什麼需要信仰來生活？第二，在現代社會確立信仰為什麼要比在傳統社會更為困難，這麼做又會造成什麼後果呢？理解這兩個背景提示以後，你會對本章將要出場的三位思想家，尼采、弗洛伊德和薩特，有基本的認知。

人為什麼需要信仰來生活呢？ 1835年8月1日，一個22歲的大學生在日記裡寫道：我真正缺少的東西就是要在我內心裡弄清楚：我到底要做什麼事情？問題在於，要找到一個對我來說確實的真理，找到一個我能夠為此而生、為此而死的信念。

寫下這段話的大學生是丹麥人克爾凱郭爾，後來他成為著名的哲學家，是西方存在主義思想的源頭。

他的這段話是不是會激發你的共鳴，或者讓你有似曾相識的感覺?也許，在生命的某個時刻，你也會思考類似的問題，關切生命的根本意義，這種關切就是哲學家說的“終極關懷”。

終極關懷不只是哲學家的關懷，而是每個人都可能經歷的內心體驗。比如，辛苦工作了一天，筋疲力盡，看著窗外車水馬龍、燈紅酒綠，心裡琢磨，“我這麼辛苦工作到底是為了什麼？”這個問題不難回答，你可以告訴自己，我是為了成家立業，獲得更好的生活條件，有房子、有車子，讓自己和家人過上體面的生活，以後讓子女能享受更好的教育……”

確立一個具體的目標並不難。每個人在生活的每個時刻，都會有一個當下的具體目標，但是如果進一步追問這個具體目標的意義，就需要一個更大的目標來回答。如果一直追問下去，最終就會遇到終極關懷的問題：生活到底是為了什麼？人生究竟有什麼意義？

終極關懷之所以“終極”，是因為它追尋的是所有答案背後的根本答案。回應終極關懷的依據，就是所謂“人生信仰”或者“人生理想”。所以，我們需要信仰來支撐生活的根本意義。

但我猜肯定有人會說，我幹嗎要不斷去追問目標的意義呢？我知道為了能過更好的日子要努力工作，這就足夠了。我就到此為止，不會去費神繼續追問，去理會什麼終極關懷的問題。所以，我也不需要依靠信仰來生活。

這個質疑聽上去挺有道理的。許多人並沒有什麼明確的人生理想，照樣能正常地飲食起居，過好每天的日常生活。這樣好像就能避開對人生終極性問題的追問，就能擺脫信仰問題的麻煩。

可是，許多哲學家認為：這只是假裝解決了信仰問題，實際上你無法真正擺脫。你可以迴避這個問題，但信仰問題像幽靈一樣，總會在某個時刻與你不期而遇。這是因為，人在精神層面上總會面對兩個根本性的人生難題，一個是死亡，一個是貪欲。

我們先來說說死亡。死亡真的是一個問題嗎？我們經常聽人說“好死不如賴活”，孔子在《論語》中也說“未知生，焉知死”。你可能覺得，西方人對死亡問題可能過於較真，這是因為文化不同，中國人對此就坦然多了。其實，西方也有比較坦然的想法。比如說，古希臘哲學家伊壁鳩魯就有過一個消解死亡的說法：只要你還能思考死亡問題，就說明你還活著，那你就不必為死亡而操心。而一旦你死去了，也就不會感到死亡是個問題了。他的意思實際上是說，無論如何死亡不會是人的現實經驗。這似乎就消解了死亡的問題。

但這種說法可靠嗎？我覺得不太可靠。雖然活著的時候，死亡不是我們現實的生命經驗，但人是有意識的存在，我們具有關於死亡的意識。我們知道死亡是一種可能性——意外的天災人禍、事故或者疾病——隨時可能發生。而且死亡這種可能性非常嚴峻，它是終結其它一切生活可能性的可能性。我們知道，每個人都終有一死，但人的意識中又存在“永恆”這個概念。這會讓人對於死亡感到深刻的悲涼，感到一種無可彌補的缺憾。所以我們會哀悼逝者，也會為自己最終的死亡而優慮或恐懼。

人生面對的另一個問題是“貪欲”。我們知道，人在身體意義上是一個生物性的存在，具有類似動物的慾望。但同時人又是一種精神性的存在，有所謂良知和道德感。我們在道德意識中有“崇高”這個概念，但我們時而會被動物性的慾望左右，難以自拔。在道德的視角下，人對自己的慾望會產生羞恥感，鄙視自己，感到自己生命的卑微。

死亡和貪欲，是每個生命都會面對的困擾，也是終極關懷的兩大難題。怎麼應對這兩大難題呢？依靠信仰，最典型的是宗教信仰。比如基督教所說的靈魂拯救，是說你的肉身會死去，但如果信仰上帝，你的靈魂可以得救，獲得永生。你雖然是卑微的有罪之人，但通過信奉宗教，修煉自己的品行，你可以走向道德的崇高境界。於是，信仰的意義在於實現生命的超越，讓你超越死亡達到永生，來克服對死亡的恐懼；讓你超越卑微達到崇高，從而戰勝慾望的羞恥。

其實不只是宗教，終極性的人生理想都具有類似的超越性。比如說，我們小時候學習雷鋒的事蹟，他有一句名言，“我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無限的為人民服務之中去”。這種理想作為人生信仰也能起到超越的作用：你把自己短暫的生命貢獻給了一個無限的崇高事業，你的人生就獲得一個永恆的高度，超越了死亡。同樣這種信仰也鼓勵你追求崇高的道德，做一個高尚的人，也就超越了你卑下的私利。

無論是宗教信仰還是其它終極性的人生信仰，都可以為應對死亡和貪欲提供方案。如果我們能夠確立一種堅定的人生信念，就能明確地回答終極關懷的困擾，心靈就有了安身立命的根基。所以有哲學家說，信仰是心靈的故鄉，讓生命的意義有了寄託。

那麼問題來了，既然方案現成地擺在這裡，清楚明白，為什麼還會有信仰危機呢？因為存在這樣一個難題：信仰需要理由嗎？信仰是因為其真實可靠才會被人信奉，還是因為人們信奉才被認為是真實可靠的？在“真實”與“信奉”之間，存在一道裂痕。

就拿宗教信仰來說。在許多傳統社會，信奉宗教是一個默認的選擇，因為宗教在觀念和社會實踐中都被廣泛接受，宗教代表著神聖和正道。大多數人都信奉宗教，成為社會的主流。人們很容易因為相信宗教的神聖，或者因為遵從主流而信奉宗教。

但在古今之變以後，宗教信仰遭到了理性主義的挑戰。現代人在接受一種信仰之前，往往要求確認這個信仰是真實、可靠可信的。但是我們如何才能確認呢？現代人傾向於求證，需要理由來論證確認。

信仰對人生的意義越是重大，論證信仰是真理的要求就越是強烈。只有真實的信仰才能讓人真誠與堅定地信奉。於是現代人把“信與真”越來越緊密地關聯起來，這樣就帶來了難以擔負的論證負擔，因為信與真之間存在邏輯裂痕。

信仰在本質上是一種價值，接受信仰需要做出價值判斷，而真假是一個事實問題，辨別真假是一個事實判斷。我們在討論韋伯的那一章講過，前者不具有客觀的理性基礎，而後者原則上可以依據科學理性的證據和邏輯。也就是說，在信仰問題上，如果用審核事實判斷的標準去審核一個價值判斷，就相當於用短跑比賽的快慢標準去評價一幅畫美不美，是行不通的。用學術語言說，在信仰與真理之間存在一個邏輯斷裂。

克爾凱郭爾為這個問題糾結了一生，最後他發現，你是無法完全依靠邏輯和推理來求證信仰為真、來確證它的可靠性。因此，你不得不勇敢地“縱身一躍”，才有可能越過這道鴻溝。這完全是一種冒險。因為我們並不能知道這縱身一躍的結果是抵達拯救的彼岸還是跌入虛空的深淵。我們甚至無法計算這個風險的概率。信仰需要極大的勇氣。

總結起來說，我們會不斷追問生命的意義，這種追問會遇到死亡和貪欲這兩大難題。應對這種挑戰，我們需要確立可靠的人生信仰。在西方的傳統社會，人們主要是依靠信奉宗教來應對。但經過了啟蒙理性主義的洗禮，接受宗教信仰不再是理所當然的默認選項。現代人傾向於依靠理性來求證和確認信仰的可靠性，這樣接受信仰才不是盲從。但是，信仰與理性之間存在著鴻溝，這靠理性論證本身難以彌合，確立信仰在現代世界因此變得非常困難。

如果說信仰是心靈的故鄉，那麼對於許許多多達不到信仰的現代人來說，就陷入了心靈無家可歸的困境。這種困境就是“現代人的精神危機”，也是本章的主題。

如果你也被這個問題困擾，那麼你不孤獨。人類歷史上有一些最了不起的頭腦思考過這個問題。後續部分會講解對這個問題最富洞見的幾位思想家，包括尼采、弗洛伊德和薩特。他們的思想見解具有深刻的啟發，但我必須坦誠相告一個真相：沒有任何人能給出確定無疑的可靠出路，告訴我們如何走出這種困境。尼采說：“一個人能承受多少真相，是對他精神強度的考驗。”

這也是一個高能預警：我們這場思想的旅程將要進入一段險峻的路途，將是一場歷險，你要準備接受精神的考驗。

一個人能承受多少真相，

是對他精神強度的考驗—— 尼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