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控放开后的第一年，荒诞的事情仍在继续

去年十二月的时候，我写了一篇文章，通过剖析《饥饿游戏》这部小说来分析白纸革命的起因、经过，以及中共最后可能采取的处理结果。总之后面中共的确是放弃了疫情防控，但这里面有多少成分是因为白纸革命，没有人知道。到现在，《饥饿游戏》前传也上映了，也恰逢中共放开封控快一年的日子。这一年过去，似乎发生了很多事，但又好像什么都没变。

我印象里放开前中共一共放出过两份文件。第一份文件我不以为然，因为他们在新冠疫情上出尔反尔已经不是一次两次。但是当第二份文件——也就是所谓的“新十条”——出来的时候，我感觉事情不太对了，他们似乎真的要放弃封控了。其过程之突兀让人猝不及防，以至于有人在网上打趣说：“我们给爹爹搭了无数的台阶，结果爹爹一下子从三楼跳了下来。”封控结束是好事，但从三楼跳下来肯定是会很痛的。所以虽然一直梦想着放开，但如此突然、直白、毫无防备地放开，首先让我感到的是恐惧。就在“新十条”出来的第二天，我就去药店买布洛芬，然而当时就已经不太好买了，我跑到第三家药店才买到。接下来诸如维生素片、电解质饮料、肉蛋奶，全部一次性买齐。

紧随其后的就是社会秩序的崩溃，其夸张程度甚至超过封城。随着病倒的人越来越多，首先遇到的问题是点不到外卖，因为餐厅已经没有能上班的员工了。不仅如此，客人也在减少，很多商户说那段时间的客流比爆发疫情的时候还要少得多。所以那个时候人们对共存派的讨伐声尤其激烈，很多人管共存派叫“躺匪”，意思就是支持在疫情防控上“躺平”的匪徒。可是这能怪共存派吗？这必然是不能的。共存派的确主张和新冠病毒共存，但绝不主张毫无章法地放开。一步步地、阶段性地、讲科学地放开，尽可能减少放开带来的负面影响，这才是共存派所主张的东西。当然，在墙内的世界里，这些事是肯定说不了的。就在封控放开后不久，我就在我的自媒体上写了一篇文章，表达自己对如此突然地放开的忧虑，结果那篇文章直接就没发出来，胎死腹中。在放开之前，呼吁共存是被禁止的；在放开之后，你说共存的不对又成了一件被禁止的事。

受到冲击最大的部分是医疗系统。当时的医院里几乎所有的医护都感染了，但面对海量的病人也不得不带病上班。你能想象吗，所谓的医院，也不过是一群新冠患者给另一群新冠患者看病罢了。我当时有一名亲戚因为脑瘤在呼吸科住院，当时整个呼吸科的医患都感染了新冠，我那名亲戚在不久后也去世了。当时身边很多好友家中的老人都去世了，而且大多数甚至都找不到火葬场处理后事——因为火葬场早就已经被塞爆了。可是这场风波到底死了多少人，没有人知道。

这场闹剧来得有多突然呢？要知道内地的药厂大多有红色背景，但是就连这些药厂都没有听说要放开，都没有来得及备货，都没来得及赚这波国难财，让全国上下都买不到退烧药。我记得在十一月的时候，李家超确诊新冠，他在前一天刚和习近平吃了饭，然后过了差不多一个月，封控放开了。我完全有理由怀疑，之前疯了一样的封控真的只是因为习近平怕死，等他真的感染过后发现这个病毒不过如此，所以突然就放开了。当然，也有很多人通过大数据之类的分析出新冠防控破产之类的结论，并以此论证为什么放开会来得这么突然。我只能说，我尊重你的分析，但我并不觉得固执又没什么文化的习近平能思考这么复杂的问题并以此为依据放开封控。

解除封控过后，预想中的复苏浪潮并没有来。拿端午假期举例，今年端午节的客流量超过了2019年，但旅游业绩却只有2019年的94.9%，而且这还没算通胀因素。换句话说，大家虽然都出去玩了，但花的钱却更少了，很多人出去玩更多是为了感受一下迟到了三年的“自由气息”，和消费买快乐没一点关系。

而且国门就此打开了吗？也没有。直到上个月，中共才取消了出入境健康报备的流程，到此出入境的流程才算是回到了2019年的模式。但是，还有一些隐形的门槛并没有消失。就在放开过后不久，大家都急着想出国玩的时候，泰国突然被爆出“割腰子”的传闻，吓退了很多想出国的人。当时我用脚趾头想都知道，炮制出这个消息的只能是海南旅游局。作为内地为数不多能够玩海的地方，封控的三年把海南旅游业捧到了一个不该有的高度。随着封控放开，大家玩海自然首选更有性价比的东南亚，那海南旅游局自然是很不乐意见到此景的。

可是随着“不怕死”的游客越来越多，以及泰国对“割腰子”的传闻提出了不满，中共又炮制出了另一个借口——电信诈骗。他们说东南亚电信诈骗泛滥，为了防止大家去东南亚被骗，所以会在出境的时候加强检查，不符合标准的游客不得出境。可是所谓的标准，他们也说不出来，无非就是问问你有没有返程机票，如果没有的话就容易被劝返。还有一些则是会看你的户籍所在地。如果你的户籍地有人因为参与电诈而被记录在案，那你在出境的时候就需要提前和派出所报备，不报备的话就容易被劝返。但是这些也只是明面上的“规矩”，还有一些就是完全没有道理地直接拒绝，他们也不告诉你任何理由，让我一度怀疑他们在这件事上是不是也有KPI，当“业绩”不达标的时候就随机抽选倒霉蛋劝返。今年我一共出国三次，结果三次都被问话，导致我现在在自家边检出入境的时候比在外国出入境的时候还要紧张——相比于外国人，这些“自家人”反而让我更加恐惧。

可荒谬的一点在于，他们的确为此设立了门槛，但又并不是每个人都具备能够执行这件差事的文化水平。比如我之前被边检问为什么没有返程机票，我说我打算从哈萨克斯坦坐大巴回国，所以没有买机票。这的确是实话，但他似乎没太听明白。随后我又补充道：“阿拉木图有直达伊宁的大巴，我坐那个回来。”他仍然一脸茫然，我想了一下，又继续说：“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有直达新疆伊宁的大巴车，我打算坐这个大巴车回国。”这个时候他才一脸醒悟的样子，随后放过了我。从他的反应来看，我怀疑他根本不知道阿拉木图和伊宁在哪里，所以才会让我一遍又一遍加深解释。作为国家的边检人员，地理知识能够如此匮乏，实在是让我感到十分地诧异。而且你说他们既然不懂这些，那不如“枪口抬高一寸”，直接放过我就好了，可是他又偏要问，结果我解释了他还听不懂。

在过去的一年里，我明显感觉中共对于放开似乎并不是特别甘心，他们当中仍然有很多人沉醉于过去三年里呼风唤雨的感觉，但是迫于现状又不得不放手。所以他们现在很多政策总是让人感觉非常纠结，比如你说国门开了吧，他们又硬要找些理由让你出不去；你说国门没开吧，绝大多数人又还是能出去的。他们给我的感觉就是“既要还要”，既想拉动经济，但是又舍不得那点权力。所以他们开放了国门，最近还给很多国家开放了免签，希望老外能多来，但另一方面又在出境上处处设卡，甚至炮制谣言，想方设法不让你出去。还有比如经济问题，他们嘴上嚷嚷着“要支持民营经济”，但转头又加强了禁令，也是如此。民众当下享有的那一点点“自由”，不过是为了解决经济问题而诞生的副产品。

不管从哪个角度来说，封控的结束都不能代表正常生活的回归，我们的生活仍然处在一种荒诞之中。我知道，在过去的一年里，很多人都遭受了巨大的损失，其中包括财产、健康的身体，甚至是挚爱的家人。然而最让人感到绝望的事情，莫过于这一切并没有结束，谁也不能保证那汹涌的浪潮不会在换了一副面孔过后再度回归，我们可能又一次损失自己的财产、健康和家人。中国人有个说法，叫做“窗口期”，指的是某两个时间段中间比较开明的一段时间，比如江泽民和胡锦涛执政的那二十年就被很多人认为是一个窗口期，让中国人短暂地体验了一下开放和富足。同样的，窗口能被打开，自然也能被关上。现在就是新冠疫情后的一个窗口期，可是这扇窗能开多久，就没有人能知道了。也许这就是中国人，惶惶终日，在一个又一个窗口期里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