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忆帮闲

（一）

读名人书，往往很难看到其光鲜外的一种「小」，或是自己避而不谈，或是后人为尊者诲。

之前，只是知道李渔为人风流放纵，喜爱结交达官贵人，算是一个高级「帮闲」。

对这类人，我所见过的文字，鲁迅算是最为辛辣刻骨。

「就是权门的清客，他也得会下几盘棋，写一笔字，画画儿，识古董，懂得些猜拳行令，打趣插科，这才能不失其为清客。也就是说，清客，还要有清客的本领的，虽然是有骨气者所不屑为，却又非搭空架者所能企及。例如李渔的《一家言》，袁枚的《随园诗话》，就不是每个帮闲都做得出来的。必须有帮闲之志，又有帮闲之才，这才是真正的帮闲。」（《从帮忙到扯淡》）

「不过我的所以觉得有趣的，并不专在本文，是在由此想到了帮闲们的伎俩。帮闲，在忙的时候就是帮忙，倘若主子忙于行凶作恶，那自然也就是帮凶。但他的帮法，是在血案中而没有血迹，也没有血腥气的。譬如罢，有一件事，是要紧的，大家原也觉得要紧，他就以丑角身份而出现了，将这件事变为滑稽，或者特别张扬了不关紧要之点，将人们的注意拉开去，这就是所谓「打诨」。如果是杀人，他就来讲当场的情形，侦探的努力；死的是女人呢，那就更好了，名之曰「艳尸」，或介绍她的日记。如果是暗杀，他就来讲死者的生前的故事，恋爱呀，遗闻呀……人们的热情原不是永不弛缓的，但加上些冷水，或者美其名曰清茶，自然就冷得更加迅速了，而这位打诨的脚色，却变成了文学者。

假如有一个人，认真的在告警，于凶手当然是有害的，只要大家还没有僵死。但这时他就又以丑角身份而出现了，仍用打诨，从旁装着鬼脸，使告警者在大家的眼里也化为丑角，使他的警告在大家的耳边都化为笑话。耸肩装穷，以表现对方之阔，卑躬叹气，以暗示对方之傲；使大家心里想：这告警者原来都是虚伪的。幸而帮闲们还多是男人，否则它简直会说告警者曾经怎样调戏它，当众罗列淫辞，然后作自杀以明耻之状也说不定。周围捣着鬼，无论如何严肃的说法也要减少力量的，而不利于凶手的事情却就在这疑心和笑声中完结了。它呢？这回它倒是道德家。 」（《帮闲法发隐》）

我引用如此多，便是因为这描画，当真是入木三分，写得格外透彻人性。

话说回李渔。

我又为何忽然想及此文，而提起李渔之帮闲呢？

那是因为李渔曾经因为其《闲情偶寄》和诸多戏目，作品一时风行，而此时之社会，又恰巧对当年那些无德之事，不以为然，而对这样风流浪荡，却有一种打破禁忌的共鸣。所以，对于一般人来说，看了编者们的推荐，受了营销文字的影响，往往只知道李渔本人的风流。用当代的对应来看，似乎只是一个戏剧家、美食家、文化人，就算有文人无行的标签，似乎也不妨碍我们欣赏其「闲情」。

可在明清鼎革这个大背景下，多少人死了，又有多少人活着。

李渔真能这么「闲」得潇洒风流，似乎只要「荡」一些，也就能过得好呢？

（二）

这时候，我读了一篇他的文章，名字是《制师尚书李邺园先生靖逆凯歌序》。

文章一般般，少的不是文字上的雕琢安排，而是里面的一种神气。

这篇文章的背景是耿精忠在康熙朝起兵，然后康亲王杰书领兵平叛，这位李邺园，也就是李之芳，当时以兵部侍郎职位，离京总督浙江军务，参与平叛。据说，当年李之芳曾经救助过李渔，所以他在这篇文字中不遗余力地夸奖其人之政绩和临阵勇武。

说起来，康熙一朝的三藩叛乱，与其说是激于义愤，倒不如说是为了自保之利益。这也是为什么吴三桂只能以大周自居，而耿精忠也是联络郑经而彼此狐疑，最终落得个投降被凌迟而死的下场。

这是清朝的内乱，而非复明者的大旗。

但这仍然难以掩饰李渔帮闲者的本质，更何况，他原本就是出入达官贵人门下，又标榜其淡泊的一个人。明代之陈，死得其时；清代之李，则不得不表演了一番好戏，才可以风流浪荡一世。

据说，李渔好吃螃蟹。自己说到了吃蟹季节，早早就要准备好买螃蟹的钱，然后日日不可少，人称「蟹仙」。

而其碑文却题有「湖上笠翁之墓」六字。

这就难免让人忆及洪承畴的传说，一件大衣，犹然珍惜，更何况其性命呢？

（三）

张岱同样年轻时放荡不羁，但天翻地覆后，却有另一番表现。

如今，清朝早已覆灭，反清复明也成了影视剧里的桥段。

范承谟这样的人，也不妨成为李渔笔下的「文天祥」。

当年那些为了一根金钱鼠尾，而满城皆死的人，岂不是要大大的可惜。

吃螃蟹的李渔，还要在自己的园中找补上一副对联：繁冗驱人，旧业尽抛尘市里；湖山招我，全家移入画图中。

若是没有了那篇奉承文字，我们岂不是只知道一个湖上笠翁了呢？

这恰恰就是鲁迅先生所说的：

帮闲，在忙的时候就是帮忙，倘若主子忙于行凶作恶，那自然也就是帮凶。

我想，李渔必然是不执着的。

潇洒地带着自己刚剃的辫子，到处奔走，过自己帮闲的日子；若是非要帮忙，只要不沾血，也无所谓；但要是非得沾血，那就不妨也装出一副无可奈何，不妨帮凶，但又说一些笑话来插科打诨了。

李渔确实是按照自己的想法生活了。

但未来的人，也希望如此过活，做一个如此的帮闲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