欲娱乐必先政治─中国明星在微博的政治行为

作者：房间里的人（社科研究者）

不知道曾经红遍中国的吴亦凡今天还有多少人记得？有人发现每次他的案件取得进展时总会神奇地同时发生社会大事。

例如，2022年6月10日一审开庭当天发生了唐山烧烤店打人事件，引发社会对女性权益的关注。 2022年11月25日一审宣判的前一天乌鲁木齐发生大火，后来成为「白纸运动」的导火线。而2023年7月25日二审开庭时，又恰好两天前发生了齐齐尔市三十四中体育馆坍塌砸死11名师生的悲惨。

吴亦凡因此也被戏称为「那个加拿大人」，即便已经身陷囹圄，却总是在关键的时间节点出来争夺公众舆论那有限的注意力。

这到底是巧合还是另有安排自然我们不得而知，然而如果说的是娱乐和政治之间的紧密关系，在新中国可谓是有着悠久历史。

早在1942年的5月2日，毛泽东就发表了著名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开宗名义写道：

「我们今天开会，就是要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为了这个目的，有些什么问题应该解决的呢？我以为有这样一些问题，即文艺工作者的立场问题，态度问题，工作对象问题，工作问题和学习问题。

立场问题。我们是站在无产阶级的和人民大众的立场。对于共产党员来说，也就是要站在党的立场，站在党性和党的政策的立场。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文艺工作者中是否还有认识不正确或者认识不明确的呢？我看是有的，许多同志常常失掉了自己的正确的立场。 」

中国共产党对待文艺和娱乐的态度因此也显而易见，它们的存在意义首要是为政治目的服务。那么到了今天的社交媒体时代，又要如何体现这种功能呢？去年在《中国季刊》 (China Quarterly)上发表的一篇名为Chinese Celebrities' Political Signaling on Sina Weibo就探讨了这个问题。

怎样的明星更配合官媒？

其实论文做的工作颇为简单，基于上述娱乐是服务于政治的假设，作者们于是就想看看在微博上那些明星更倾向转发官媒的消息，然后这个行为又和那些变量相关。

由于论文关心的是明星引导公共舆论的能力，因此对于纳入分析的「明星」主要看他的粉丝数量，以1000万作为最低的门槛，最终选出218位明星。分析的时间是2021年的7月至11月，作者没有特别解析为何选择这个时间段，可能是因为论文的开始动手收集资料时大约是这个时间，而微博可以设置最多半年可见，往后回溯后得到的结果。

描述性统计显示218位明星人均拥有超过三千万粉丝（表一），平均转发8.22条官媒微博，但个体差异巨大，最小值为0，最大值为33。进一步细分可以看到明星以中国大陆背景为主（表二），大约八成都在1990年前出生，因此样本平均年龄约为39岁。比例上男性偏多，大约六成接受过高等教育。那么这些人口背景因素是否会影响转发官媒消息的频率呢？

根据回归模型六的结果显示（表三），粉丝数量每多一百万，转发官媒消息的微博数量就增加0.05条。年龄每增加一岁转发数量则减少0.39条，男性相对女性明星平均少转发2条，但影响力最大的是明星的来源地，香港明星在统计上没有影响，而如果是台湾明星的话则会使他平均少转发6.45条消息，考虑到转发消息的平均值只是8.22条，这到底是怎样的影响力，以及可能是什么原因，相信各位读者也不难理解。

总括而言，这篇文章有一个很吸引眼球的研究问题，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很及时和赶时髦。然而更多时候，我们会希望论文不止是给出描述性统计，而是给出更多机制性的解释，遗憾的这在论文中并未看到。

当然，不能说论文没有贡献，只是更多是抛砖引玉性质，如果你看过足够多的《中国季刊》，大概也能发现，这是它们的一贯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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