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第一课》结语：论系统性败坏

回到二零一四年，占领运动爆发前一周，各大学刚开始罢课，有从中国大陆来港的学生说想去政府总部「罢课不罢学」的现场听演说，但又担心安全。我想他们在大陆长大，相信都没参与过群众运动，在新闻联播上看到的都是剪裁过的外国骚乱场面，维稳话语下成长难免会对参与有戒心。当时我安慰他们说，香港的群众运动都很和平，零三年的时候五十万人上街也没有打翻一个垃圾桶。

没想到，和平的共识就在占领运动中被打破。数天后，因为警方的七十九枚催泪弹，香港史上最大规模的占领运动爆发。而让我更意想不到的，是公务员独立专业的神话在这场占领运动中完全破灭。 「旺角黑夜」期间暴徒带同利器攻击和平集会的市民和学生，警察却没有把他们绳之于法。其后，警察失去了市民的信任，警民冲突不断升级，香港「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抗争传统也受到动摇。

这些年来，我在大学教香港社会与政治，最大的感触是事物越来越变得违反常识。很多过去以为不用讨论、与香港社会不相关的东西，忽然变得重要。例如讨论司法制度的那节课，以前主要介绍居港权释法案，也就是法庭的问题，放在检控和警察的时间不多。近年来，先是占领运动，又有「铜锣湾书店」事件，然后是「一地两检」争议，还有最新近的《逃犯条例》修订争议和警察镇压公众集会时所犯的暴行……关于香港司法需要讨论的内容大幅增加，原来安排的课堂时间变得严重不足。

又例如谈到民主化的时候，过去要讲香港选举的不足，主要集中在票值不均等的问题。至于学术文献中谈民主选举时常提到的「恒常、秘密，和安全」准则，以前只会轻轻带过，说是落后国家才会有的问题。现在的香港，这三点都成为现实争议。

这些改变，当然不止在课堂上感受得到。社会舆论近年常常提及的一个说法是「礼崩乐坏」，也就是说许多过去大多数香港人默认可信的社会制度，正逐一瓦解消失。曾经，香港人以为无论你是支持或反对政府，在暴力面前会得到警察的公平对待。曾经，香港人以为无论你的立场如何荒谬绝伦或离经叛道，只要你找到一百个签名支持和交得起五万元的选举按金，就可以去选议员。这些，都已不再能视为当然。

香港病了。治病，得分开病征和病因。有些病征，表面上很烦人，但其实是身体发出的善意提醒，叫你是时候注意一下。强行压下病征去而又忽视病因，固然不能治病，而且会带来更大的伤害。可惜，病征总比病因容易看见。议会乱象、街头冲突，还有它们所代表的社会撕裂，成为许多人谈论香港时的主要甚至是唯一关注。接下来，就会有人开出各种药方，声称只要把在议会抗争的人赶出议事厅，把在街头闹事的人都关进监狱，社会就会和谐，香港才能得以发展。这些想法，当然是太简单、太天真。特区成立二十二年了，这些药方使得香港越病越重，却还有人继续推销，看起来更像是推卸责任。

关于香港各种社会现象背后的历史和制度因由，前文已说了很多，不赘。这儿我想提出两点猜想，作为这个写作计划的结语。

第一，如果制度问题总是一环扣一环，推而广之，整个社会的崩坏本身又是否一环扣一环？

回到八十年代，当时的香港和今天的中国大陆一样，以各式各样的城市建设自豪，政府宣传片常见地铁、海底隧道和东区走廊等当代大型基建工程。但近年来，基建却成为香港社会之痛。地铁沙中线和港珠澳大桥工程不单接连超支，更爆出严重工程监管问题，令曾经迷信专业至上的香港社会顿感错愕。相对于民主普选，专业精神可能更应被称为香港人最引以为傲的核心价值。当偷工减料和质量做假的丑闻接连发生，恐怕对不少香港人来说比各种政治争拗更能预示「香港之死」。

这倒退是如何开始的呢？专业操守要稳住，既要外在监管也要专业自律。专业自律要发生，首要用人唯贤。如果各专业的领袖本身能力或名望不够，又或不能做到公正持平，专业自律就会事倍功半。特区成立以来，社会流动阶梯越见忠诚先行，而非唯才是用。从行政长官算起，当每一个位置的任命都建基于对上级的服从多于个人能力，专业失效便迟早会发生。

那为什么忠诚先行会变得越来越赤裸裸？因为权力制衡的基础改变了。香港虽然没有普选，但港英时代的香港处于中英二元权力结构当中，港英政府有压力维持香港的善治。英国人离开了，中国强大了，二元权力结构消失。如是者，权力的逻辑变成由上而下，无论是政府官员或是社会领袖，担心的只是更有权力者是否相信他们的忠诚。与此同时，专制政权例必不能接受任何独立于自己的权力来源，德高望重却又不听话的民间领袖自然要被换走。如是者，一场劣币驱逐良币的浪潮便会卷开，有能力和讲原则的只好离开社会上层，甚至离开香港。

一般市民未必天天关心各种政治争议，却同样会被牵连其中。当政府失去管治能力，市民只好自行解决生活所需。政府做不好长幼照顾，就自己请外佣；高等教育学位不足，就去上补习班或者出国留学。然而因为只有拥有财力或社会资本的才能自己解决问题，社会变得更为不平等、更为撕裂。而当大家都习惯把责任个人化，要求在制度上解决问题的压力会反而降低。市民对政府失去期望，也就不参与公共事务，反对政治也就难以壮大。选举的时候不投票，亲政府的力量更能垄断议会，会议规则被改得更为自我阉割；议会变得更无用，于是大家更懒得出来投票。当各种原有撑起香港的社会制度都变成闹剧，绝望之下重建这些制度就更为困难。恶性循环，变本加厉。

以上，我称之为香港的系统性败坏。说是系统性，是因为出问题的地方，不是某个个人、团体、政治派别或势力所做成。是整个香港一起病了。

第二点猜想关于中国大陆。我记得曾经有一位来自中国大陆的同学在学期末的时候跟我说，上了我的课之后对香港感到很同情。其实同情不同情，从来不应该是重点。我在乎的，是同学有没有通过研讨香港问题，养成良好的答问习惯。毕竟，很多事情今天在香港爆发，可能只是比中国大陆早了几步。同样的问题，可能很快就要在中国大陆以困难百倍的方式发生，而我很担心中国社会尚未准备好回答这些问题，甚至未能提供探索的空间。

事情往往以惊人相似的方式发生。中国大陆现在的急速发展，让很多人过上比之前更好的生活，也为很多人带来了当中国人的荣耀感。同样的过程，香港比中国大陆更早发生，也为香港人带来很多荣耀感。香港的经验是：高速发展可以舒缓很多问题，但也会隐藏很多问题。到了高速发展结束的时候，这些问题就会一一浮现。

近年中国大陆的经济成就，让很多人变得有自信。自信很重要，但过多的自信会蒙蔽自我，这也是香港的经验。今天的中国，浮游着一种唯经济、唯发展、唯技术、唯实力的决定论，以为它们可解决一切问题。但香港的经历说明，这只是特定时空下的产物，终有一天会到达瓶颈。当社会流动开始减慢，当各种问题已不能再通过发展来解决，就不得不面对一些更深层次的问题：价值观的问题、制度的问题，甚至是上面提出的系统性败坏。

让我们暂时放下繁华外衣，平心静气的问一问：今天的中国社会，有没有专业失德的问题？带来了怎样的社会危害？原因和做不到唯才是用有没有关系？后面和中国当前的政治和社会结构有没有关系？当民众发现政府不能解决他们的切身问题时，他们是选择团结起来要求制度上的改革，还是把责任个人化各自去托关系找出路？如果是后者，又有没有进一步加深社会不平等和无力感？

这些问题，得交给比我懂的人回答。但答问之前，我想无论在中国大陆或在香港，都离不开一个前设：要为回答留下空间。答问需要空间，因为任何权力本质上都不喜欢受到质疑，专制政权尤甚。答问是一种异议，因为专制只能容许他们认可的答案，不容其他解读。专制审查外，也得认清自身局限。香港人经历过太多次的自我欺骗，并因而损失许多光阴。现实是我们都是经验有限的个体，面对越宏大的问题，特别是国家民族或者各种思想主义等的问题，不应轻易确定已有简单圆满的答案。

不停和其他人的回答对比，是保持谦卑和守护答问空间的好方法。我比较幸运，在写上面十多万字之前，已有大量前人留下来扎实的香港研究可供参考，让我不用抽象瞎扯。

相对来说，过去数年的中国大陆，援引不同意见的空间却越见收窄，社会变得一言堂。我担心在这样的环境下，大家都变得自信满满，中国会很容易会走歪路。我怀疑，今天中国面对逆转的国际处境，持续改革开放遇到巨大阻力，反映中国过去数年确实走了歪路。而中港关系近年的急速恶化，只是这条歪路带来的众多问题的其中一例。

中港政治关系应该变成怎么样，我没有很好的答案。但无论你对中港政治关系未来的希冀为何，覆巢之下、焉有完卵，香港没有期望中国变得更保守的本钱。我不是说香港人能主动做什么去改变中国。我什至怀疑，香港能继续存活下去已是一个很大的贡献。因为香港的存在本身，对中国大陆也好，对台湾也好，都很宝贵。

我在中国大陆听过不少声称香港人没有国家视野的批评。我其实颇同意这观点。在中国大陆长大的年轻人，不少会想像整个中国都是他们打拼的舞台，会问自己应该到何处发展，香港的年轻人则极少会有这种想法。但没有国家视野，不一定是件坏事。

中国大陆近年流行说「国家在下一盘很大的棋」，香港不少亲中权贵也喜欢指点香港人没有大局观念，不懂得从国家的立场来思考香港定位。不过，人和棋子，总有些分别。棋子只管执行任务，随时准备牺牲，必要时弃车保帅。所以，棋子不能有思想。但人有思想，而且应该要有思想。就算人选择要做棋子，要为集体利益付出，也得最少问一问下棋的那只手是谁，为什么他有资格，而我又可不可以参与决定下一步棋如何走。这些问题，香港人喜欢问。

我接受现在在中国大陆问这些问题的人不多。当发展的速度快，大家都好像得到发展的好处时，很少人会介意那个集体其实是什么。反正只要饼大了，自己那一份应该也会变大，何必质疑自己有没有权力参与决策过程，特别是这种质疑会为自己带来麻烦。大家甚至会开始为这个所谓的集体辩护，如同为自己辩护，心甘情愿地去说项。至于个人对集体的付出应否永远不计条件，谁有权决定什么才是集体的真正利益，不必深究。但总有一天，当发展的速度没有那么快，不能再让大家都分得到好处，当制度性的不平等和不公义变得不能回避时，一些艰难的价值观问题就变得必须面对。

而这些，我怀疑就是这个「没有国家视野」的香港在中国应扮演的角色：为答问一些让人不舒服的问题，留下一点空间。当全国各省市区都在努力走同一条路的时候，香港对中国的意义就在于保留一个不同的可能。至于这个不同的可能最后用不用得着，合不合适，有谁知道？但留一扇窗，本身就有价值。

最后，我想借用中国研究的学界泰斗科大卫教授的一番话作结。除了在新闻与传播学院任教社会分析，我也有在中文大学的中国研究中心任教中港关系，而科大卫教授正是我们的课程总监。记得有一年的开学礼，现场也有很多来自中国大陆的学生，科教授这样说：「你们来自中国大陆，为什么还要来香港学中国研究呢？我想我们和在中国大陆的同行有一个分别：香港有异议的传统。你们来香港，只会留一年的时间。我不期望你会在一年之内完全改变，这也不应该发生，这会很可怕。但我希望我们可教晓你们问问题的重要。」

我想，这就是探讨香港众多问题的意义。香港很独特，但香港不孤单。身分该如何理解？历史该如何记忆？权力是否必须服从？制度该如何改变？面对系统性败坏时能如何力抗？这些问题，不止香港人在面对，也不止香港人在尝试回答。对香港的未来，我不敢盲目乐观。但如果香港的故事能激发更多人勇于问问题，不急于下定论，慢慢去找答案，容许不同意见的存在，也算在世上留下了一个难能可贵的印记。

（《香港第一课》已连载完毕，在此感谢Matters 团队的支持和协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