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第一课》36. 一国两制还有将来吗？

在回答一国两制有没有将来之前，得先回答另一个问题：一国两制有没有期限？坊间常有误会，以为一国两制到了特区成立第五十年，即是二零四七年的时候便会自动撤销。从法律条文来看，这并非事实。从政治现实来看，也不见得二零四七年是必然的分界线。

这个误解通常源于两处。第一，是九七前中国政府对香港有「五十年不变」的承诺，带来对港政策会否于二零四七年完全改变的担忧。这说法的具体呈现，是《基本法》第五条「香港特别行政区不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和政策，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变」的条文。不少舆论见到此条文，便进一步肯定二零四七年便是特区完结之时。对此，法律界认为这是对条文的错解，《基本法》没有「自动过期」的设定，宪制上香港特区和《基本法》在二零四七年以后仍可继续存在。

第二，是香港在九七前有大批按照《中英联合声明》附件三批出的土地契约，列明将会在二零四七年六月三十日到期，考虑到「九七问题」在一九七零年代被英方提出，正正是沿于土地契约期限的问题，也让不少香港人以为特区政府没有能力承诺二零四七年之后的事情，进而得出特区将于二零四七年自动撤销的推论。现实是特区政府不单止有权承诺二零四七年之后的事情，而且已经批出多项时限超越二零四七年的土地契约，例如香港迪士尼乐园的土地条款就是写到二一零零年的。至于现有将于二零四七年到期的土地契约，预期特区政府会在适当的时候提出续期机制。

话虽如此，宪制上二零四七年对香港仍有技术上的意义。 《基本法》第一百五十九条规定其修改「不得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对香港既定的基本方针政策相抵触」，而《中英联合声明》第三条第十二款规定中国对香港的基本方针政策「五十年内不变」。那么，理论上到了二零四七年，《基本法》的修改就再没有限制，便可以重头到尾改得面目全非，这也可以被理解为「特区终结的一天」。不过这件事不会自动发生，最起码还要符合第一百五十九条的其他规定，例如立法会全体议员三分之二多数同意。当然，如果民主派在立法会的议席数目进一步下降至少于三分之一，这个门槛将会失去实际意义。

对于很多香港人来说，只要有改变的可能，就代表有机会变得更差，而这也是为何当初「五十年不变」的说法在九七前对香港人有吸引力。回头去看，「五十年不变」的承诺可能一开始就不是一个好主意，因为港英政府的制度本身也有问题，而这些制度被特区政府挪用后更带来了更多问题（见问题二十）。相对于凝固时空，积极一点去想，二零四七年时否也是一个拆墙松绑的机会，重构香港与中国的关系，为香港建立一个更能保障自主的政治安排？

因此，不少年轻人把二零四七年理解为「二次前途问题」。到了二零四七年，现在的少年人正值壮年，香港的政治地位届时可否改变对他们来说并不是一个抽象的问题，而关系到他们应否把自己的青春投放在香港。有些年轻人就提议要为二零四七年后的香港地位举行公投，并认为届时让香港独立可以是一个选项，也就是所谓的「自决」。这种想法的基础，是虽然《基本法》第一条列明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但《基本法》是可以修改的，只要不违反中国对香港的「基本方针政策」就可以；而既然「香港成为一个特区」这个「基本方针政策」到二零四七年就会到期，那么逻辑上要求中国政府在二零四七年容许香港独立，条文上是不应被视为违反《基本法》和《中英联合声明》的。现实上中国政府届时会否容许是一回事，但最起码逻辑上说得过去。可以想像，香港政府并不同意这种理解。事实上，香港政府已经把认同这种理解视为不服从《基本法》，并以此为理据拒绝持此政见者参选立法会。

话虽如此，就算香港独立的选项真的存在，又有多少香港人会支持呢？按香港中文大学传播与民意调查中心于二零一七年所作的调查，只有11.3%的受访者支持香港于二零四七年后独立，表示反对的却有60.2%，可见港独即使作为一个假设选顶也没有多大的支持。支持届时继续一国两制的，则有71.2%，明显是社会主流。不过，这并不代表民意认为现时香港的情况十分理想。相反，在同一调查当中，有62.9%的受访者认为「香港回归后整体社会状况」变差。如是者，港独目前不受欢迎，并不代表香港人很满意现时的情况，也可能是他们觉得情况未差到要追求港独，或支持港独者未能提供一个更吸引的说法。另一方面，即使多数人认同继续一国两制，《基本法》能否作出一些根本的修改以更有效保障香港自主，公众讨论也十分有限。

从学理上看，目前港独的论述基础尚未成形。按学者王慧麟的分析，无论以天然权利或补救性分离权利出发，港独的法理基础仍然薄弱（至于要求回归英国的说法，更是直接忽视了英国早已于1985年通过的《香港法》当中确立了于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终止对港主权，并不存在《南京条约》继续有效的可能，更别说不承认不平等条约早已是国际法学界共识）。相对来说，王慧麟认为循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以及《经济、社会、文化权利的国际公约》去强调香港人的内部自决权利，更有基础。

当然，上面只是从理念层面探讨港独。现实上，现代历史中边缘地区能脱离一个专制军事大国成功独立，只有一九九一年前苏联解体一个案例。但把这个案例拿到香港却有两个问题：第一，当时苏联经济崩溃而又正经历热切的民主浪潮，这两点在当前的中国都不识用；第二，即使这些边缘地区成功独立，当俄罗斯重新走向专制后，不见得它们可以完全脱离俄罗斯的影响。如是者，在目前中国的经济和政治形势下，港独并不是一个现实的选项。

虽然港独的支持度有限，但容许讨论港独的支持则明显广泛，后面涉及言论自由作为香港核心价值的普遍认同。回到二零零三年就《基本法》第二十三条立法的讨论，当时舆论普遍认为只要不涉及组织煽动暴力行为，则所谓的港独活动不应受到规管。

值得注意的是建制阵营比非建制阵营更喜欢谈及港独。毕竟，在当前的政治结构下他们有很大诱因借炒作港独议题来向中央政府表达忠诚。梁振英就经常被谑称为「港独之父」，因为他十分热衷于批判港独，而在他上任行政长官前主流舆论对港独讨论本来并不关注。例如当他在二零一五年的施政报告中点名批评由香港大学学生会出版的《香港民族论》后，该书随即大卖特卖，广受各界关注热议，如同获得免费广告宣传一样。中国大陆媒体对于港独议题也有明显的政治操作，往往会把一些明显不相关的香港政治争议冠上港独之名，使这些争议在中国大陆民众的眼中失去正当性，免得他们同情香港人的诉求。

回到二零四七年对香港的意义，从中央政府的观点出发，理论上可以是一个进一步收紧对香港控制的机会。除了前文提及的修改《基本法》外，更极端的做法是直接把它直接废除，毕竟它的实施在法理上仅源于一纸命令，待《中英联合声明》所载的保证过期后，也可经由一纸命令撤销。当然，除非届时国际关系和今天的极为不同，如果中国政府真的以这种方式在二零四七年改变香港的地位，将会对香港的繁荣和稳定带来不可估量的打击。

相对来说，对中方较为有利的做法，是在现有《基本法》的框架下以各种手段架空香港的行政权、立法权和司法权，使得港人治港变得有形无实，也同样可带来收紧对香港控制的效果。回到一九八四年，《中英联合声明》尚在草议，时任行政局首席非官守议员钟士元与时任国家领导人邓小平会面，曾当面提出三项忧虑：第一，是特区表面上港人治港，但治港的港人都由北京控制；第二，是处理中港关系的低级干部不能落实中央政策，干预香港自治；第三，是将来出现走极左路线的国家领导人，改变国策，使得一国两制无法有效实行。回顾特区成立以来的种种政治争议，第一项忧虑早已成真，而第二和第三项在过去数年也变得十分明显。换言之，中国政府要从实际上改变一国两制，其实不用等到二零四七年已可发生，或已经发生。

那么一国两制是否就没有未来？让我们回到起点：一国两制的初衷，从香港的角度出发，一言蔽之就是中国大陆的制度和香港的不一样，而且不适合香港。那么两套制度有什么分别？过去的说法，是香港实施资本主义而中国大陆实施社会主义。但无论从学理上或事实上去讨论，来到今天这已不是一个好的分类。最起码，今天中国的经济结构已和一国两制最初提出的时候很不一样。三十多年来没有改变的，是香港人对自由的追求，和中国大陆政治上的封闭。中港两套制度在对待自由的基本分别，才是当初中国需要向香港承诺两制的根本原因。然而，没有自由的土壤，政权的承诺又可由谁来监督？于是乎，一国两制从一开始就存有本质上的矛盾：如果中国的政治制度是开放的，两制其实并非必须；但当中国的政治制度是封闭的，两制就算设立了也没有现实保障。回到《中英联合声明》订立的时候，中国大陆刚刚走出文革阴影，向世界学习和接轨是中国社会的主流想法，一国两制本质上的矛盾也就暂且被忽略。今天的中国已不是三十多年前的中国，矛盾也就彻底曝露了。

说到这儿，可见无论香港人喜欢或愿意与否，一国两制的未来和中国政治的前景难以分割。近年中国政治明显变得更为封闭，经济方面的「国进民退」被批评为违反改革开放的初衷，社会方面曾一度有所发展的公民社会近年受到严重打压。与此同时，中国的外交策略也舍弃了过去的韬光养晦，「亮剑」等浮夸之词变得普遍，世界各国各地人民对于应否接受一个专制政体成为超级大国变得有所警剔。面对这些阻力，中国政府则以民族主义措辞来误导中国人民忽视问题的源由。放在这宏观格局中去看，香港政治在近年遇到的种种问题，以及香港人对中国大陆所产生的排拒并非偶然，而是香港处于当代中国变迁与世界碰撞的最前沿位置，冲击自然来得最为突出。

伸延阅读：
2013年度香港大学学生会学苑（2014）：《香港民族论》，香港：香港大学学生会。
王慧麟（2017）：〈失落的自决自决的失落〉，王慧麟等篇《本土论述2015-2017》，香港：印象文字。
陈智杰、王慧麟（2012）：〈香港人的国家认同态度〉，本土论述编辑委员会、新力量网络编《本土论述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