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第一课》11. 香港人都是中国人，为何还要讨论身分认同？

首先，香港人并非全都是中国人。香港是一个国际城市，即使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的外国人也可以成为香港永久性居民。无论是主观认同或是客观定义上，成为中国人也不是成为香港人的必须条件。

香港居民和中国公民是两个交叉但互不从属的类别。在香港的中国公民，固然不一定都是香港居民（如大陆游客），即使是居民也不一定是永久性居民（如持学生或工作签证）；与此同时，身为中国公民也不是成为香港居民或香港永久性居民的必要前设。香港有数十万的外籍人口居留甚至定居，例如不少南亚少数族裔就是连续几代人都在香港生活，却没有入籍成为中国公民，拿的仍然是南亚各国的护照。这儿还未谈到香港有数以十万计拥有外国护照的回流人士，他们按中国《国籍法》已因取得外国国籍和在外国定居而失去中国国籍，但他们仍然是香港永久性居民。只要他们重新定居香港，均可以享有各种永久性居民的待遇，也可以在各级选举当中投票。即使《基本法》第六十七条也尊重这个客观现实，容许一定比例的非中国公民和持外国居留权人士成为立法会议员。

说起《基本法》，条文列明不论永久性居民或非永久性居民都是香港居民。谁是非永久性居民呢？数以十万计来自菲律宾和印尼等国的外籍家务工就是一例。他们不少在香港服务多年，和香港人一起生活，通过家务劳动来释放本来未能外出工作的劳动力，撑起香港的经济。广义来说，他们也是香港人。这个讨论重要，因为香港是一个国际城市，任何假定香港人都是中国人的说法一旦成为公共政策，就会构成严重的执行问题。例如政府极其量只可鼓励香港人多了解中国国情，却不可能要求所有香港人都要学习爱国，因为那些外国回流的华裔和在港定居的少数族裔一定会反问，政府是否要他们背叛加拿大或者巴基斯坦？

我们也可从国籍问题点出坊间不少对国民身分的误解。尽管国籍可通过血缘关系获得，但两者本身不一定对等，所以和国籍相关的一系列政治权责期望，也不应基于血缘简单推断。国籍本身归根究底是一个社会产物，既按当时当地社会定义，也可按个人情况取得或撤销。因此，任何以「同文同种」的说法为基础，假定某个体或社群必然要接受某些政治权责期望，无论是对国家或政权的效忠，本身也是十分不严谨的。事实上，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个多民族国家，汉族只是其中一员。有香港政治人物曾经说过新年收红包就该自认中国人，正正是犯了此等谬误。毕竟，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有不少没有封红包甚至没有过农历新年传统的民族；相反，东亚各国各民族和众多海外华人都有封红包的习惯，但他们都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

国籍尚且如此，个人认同则更为复杂。说起来，孙中山搞革命的时候还拿过美国护照，曾经一度持有双重国籍，但据称只是为了方便行走江湖，恐怕他对美国的身分认同十分有限。反过来说，许多香港人本来没有选择要有中国国籍，而是后来被赋予的。他们觉不觉得自己是中国人，又或觉得自己是怎样的中国人，当然也是可以讨论的。

按香港大学的民意调查所得，香港人的中国身分认同在九七后本来是上升的。调查显示在一九九七年八月，共有19%的受访者认为自己是香港人；到了二零零八年六月，也就是汶川地震和北京奥运期间，比例上升至39%，上升超过一倍。按香港中文大学亚太研究所的调查，受访的逾千名香港市民当中超八成都说自己已捐款支持汶川赈灾，很难说是对中国完全抗拒的表现。

不过，数据从此调头向下，抗拒情绪特别在年轻人之间十分普遍。很多过去没有被质疑的「爱国」表现，都受到各种挑战和重新检视。例如港府出资一百亿的各个四川重建项目当中，援建绵阳的中学在未得港方同意下被私自拆除变成豪华商场，就在香港引起公众哗然。到了二零一三年的雅安地震，港府再向立法会申请拨款赈灾，就招来社会舆论反对。到了二零一七年年底，整体认同自己是中国人的只有15%，而十八至二十九岁的受访者当中更只有0.3%认为自己是中国人。

这些改变和前文提到香港在九七前后经历的社会变迁有密切关系。对于九七前成长的香港人，中国往往以三种形式出现。第一，是他们自己或上一代的故乡。他们很可能有回乡探亲的经历，曾经挑着装满旧衣和杂粮的「红白蓝大胶袋」长途跋涉的去接济八十年代初仍活在贫困之中的同乡亲戚。第二，是教课书中的古典中国。普遍香港学生都会通过中学教育学会最基本的中国文学和中国历史，能够背诵「出师表」和「兵车行」等的文言作品，并从李白所写的诗词中猜想「长江天际流」的景致。第三，是改革开放早期香港人北上设厂、消费以至寻欢的冒险乐园。曾几何时，深圳别名就是「心震」，既代表混乱也代表机会。都市传说声称在酒店一觉醒来会发现肾藏已被割掉，夜店大火死伤无数则是现实新闻。这三个中国当然都是片面的，却都是九七前香港人的重要情感标记。在这些想像当中，香港人可以是某种意义下的中国人，尽管这个「中国人」的身分明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有所区别。

换言之，在九七前的香港，即使没有政治学训练的香港人也会明白「国家」、「政权」与「民族」是三个概念，之间的同异是可以坐下来慢慢谈的。然而这些区别和讨论空间在九七后却逐渐消失。在国家认同的号召下，要做中国人就要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也就要接受中共政权。事实上，中国政府时刻都在干扰香港的高度自治（见问题十六），成为许多香港管治问题无法解决的根本原由。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下，继续把中国认同寄托于壮丽山河或文化情怀当中，已显得越来越苍白无力。特别是九七后成长的新一代，他们还未有机会如上一代那样培养中国想像，也没有经历过九七前对未来的恐惧和期待，就要面对中共政权主导香港政治的客观事实，所以反抗情绪比九七前成长的一代反而来得更直接：如果当中国人就等于接受被中共统治，那么他们宁愿不做中国人。

九七前后的分别也打破了另一个中国大陆对于香港身分认同的错误理解。在中国大陆的主流论述中，香港人对中国认同的抗拒是因为受英国殖民统治太久，被英殖教育所蒙蔽，对中国大陆认识不足，所以要通过再教育来学习如何做好一个中国人。事实上在英国殖民统治下成长的香港人对中国认同并不反感，抗拒的是中共政权；在九七后长大没有受过英殖教育的年轻人，反而对中国认同更为反感。此外，也有调查显示年轻人对中国大陆认识不浅，例如有95%受访者曾到中国大陆，85%能阅读简体字，46%每月多次或每天使用中国大陆网站，可见他们对中国认同的抗拒不能单纯以认识不足来解释。

虽然九七后香港已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但不代表香港人的身分认同就会再无争议。讨论身分认同，可以帮助我们认清社会变迁。而当政府制订公共政策时不理会这些争议，或对其的现况或原由有错误判断，更会造成不必要的社会矛盾。

伸延阅读：
张勇，陈玉田（2002）：《香港居民的国籍问题》，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
马杰伟（2008）：〈从「现代香港」到「民主香港」的漫长过程〉，本土论述编辑委员会、新力量网络编《本土论述2008》，香港：上书局。

网上资源：
图析新闻（2017）：〈图析香港主权移交20年〉：立场新闻，2017年6月30日， https://thestandnews.com/politics/图析香港主权移交20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