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第一课》7. 香港人当年有否喜迎九七？

回到九七年七月一日凌晨零时零刻，当时香港人的普遍心态是期待多于不安。旧立法局虽然有因为无法顺利过度而被迫走的议员抗议（见问题六），但有更多的市民在道路两旁欢迎解放军入城。离开六四镇压后的全城愁云惨雾只不过是短短八年，香港人在这极短时间内要接受中国管治的现实，当中的社会心理纠结十分值得分析。

上文提到香港人在八九民运当中的参与，在当时的环境下可理解为一种「爱国」的尝试。随着时间距离一九九七年越来越近，整个社会也再次重新学习回答「要做一个怎样的中国人」的问题。当中央政府拒绝「民主爱国」这条进路时，不少香港人便转用别的方法，特别是政治上相对安全的方法。

这个转变在演艺界特别明显。香港演艺界在支持八九民运方面可谓担当了中坚角色，除了「民主歌声献中华」外又创作了歌曲《为自由》，绝大多数的当红歌星都有参与演唱。两年后，同一群的歌星加上同一位的指挥，又一同走进录音室合唱了另一首和中国大陆相关的歌曲，不过这次的理由换成了华东水灾。歌曲的名字是《滔滔千里心》，歌词充满「血永远是浓，永教我激动」等民族主义措辞。事源一九九一年中国华东发生严重水灾，数以百万计的灾民无家可归。香港的演艺界很快便动员起来，除了主题曲之外又拍摄筹款电影《豪门夜宴》，由大量香港红星义务演出，即使每人出场只有十数秒的时间也义不容辞。短短十天时间，香港各界筹款捐助中国大陆总额达四亿七千万港元。

两年后，香港演艺界更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办「减灾扶贫创明天」义演，为中国大陆偏远地区的发展筹款。相对于八九民运，这些行动同样能够让当时的香港人表达与中国的联系，政治上却安全得多，甚至可以建立官方的友好关系。另一个比较，是一九九六年的民间保卫钓鱼台运动，当是中港台联手民间合力突破日本海上保安厅的阻挠登上钓鱼台，同时举起五星红旗、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以及香港市民签名的横幅。这次事件背后虽然同样显示了九七前香港人对中国人身分的寻觅，也同样有人动员香港演艺界支持，但因为政治上较为敏感，演艺界当时的反应就明显地不热衷。

演艺界的转变代表了整个香港社会在九十年代面对的一个巨大转变。邓小平于一九九二年南巡，重申支持改革开放。及后中国大陆引进大量海外直接投资，每年总额在一九九二至二千年期间的平均额为三百五十三亿美元，而在一九八九至一九九一年间此数仅为三十七亿美元。当时引入的大多数投资都是来自香港的资金，目标在珠三角一带。以广深高速公路为例，就由香港合和公司投资建设，至今被称为「中国最赚钱的高速公路」。港商更普遍的投资，则在于把本来设于香港的轻工业生产迁到珠三角，例如成衣和塑胶等劳工密集的生产，以求利用中国大陆廉价的劳动力来降低成本。香港本身的主体经济则变成为这些生产提供金融、销售和物流服务，也就有所谓「前店后厂」的说法。

去工业化的过程为香港社会底层带来不少震荡，蓝领工人就要面对转业困难的问题，但对于社会上层来说则是迅间暴富的大好机会。在这个大环境之下，中国大陆不再是让香港人感到焦虑不安的压迫者，而是一个庞大而有待开发的掏金天堂。香港人拥有的资金、管理经验和海外联系，正正是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大陆所最需要的。毕竟，这时候欧美国家的资金尚未大规模进入中国大陆，香港资本扮演起先行者的角色。在此，香港一直以来「从边陲改变中国」的地位得到另一次转世再生，爱国、爱港和爱资本成为共识；既然赚钱是香港人的强项，到中国大陆投资就是香港人一种理直气壮地成为中国人的方式。在这种「资本就是爱国」的热潮下，疯狂得就连香港男士到东莞寻求性服务也会自认是爱国行为，还会戏称自己是「救国跑兵团」。

当时香港的社会和文化研究学者把这个现象总结为「北进殖民主义」。面对主权移交，香港人不单止不用担心身分认同被弱化，反而能变得前所未见地强大，因为香港身分认同和中国身分认同不再矛盾，整个中国都会成为香港人的舞台。中国大陆成为解决香港各种问题的出路，例如面对香港的楼价问题就有发展商在珠三角广建别墅，然后以「有身份证就可以做业主」的口号在香港促销。相对于上文自卑自怜的「夹缝论」，「北进殖民主义」的出现没有构成冲突，反而两者更是互相呼应，为香港人的认同纠结提供精神寄托。毕竟，自卑和自大从来都是一体两面的，无论在什么地方都一样。

对于这种「另类爱国」，当时的中国政府无任欢迎。中国政府要面对的，除了是要引进外资持续改革开放之外，也要处理主权移交后的香港管治问题。之前英国对香港实行间接管治，在不开放管治权的前提下，主要靠笼络本地精英以维持社会稳定，以求一方面在表面上容许本地人参与，同时又不用失去实质的决定权。中国政府理解英国在港的这套管治模式，并在一九九七之后将之据为己用，而港商在九十年代于中国大陆的投资热潮，正正为中国政府收编这些本地菁英提供大好机会。

回到中英就香港前途谈判期间，不少本地菁英对前途十分担忧，不单举家移民领取外国护照，企业也预备迁册分散投资。当中国政府眼见他们到了九十年代有意到中国大陆「掏金」，便乐意提供各种投资机会和优惠，以换取他们在政治上的忠诚，让他们成为在香港的政治代理人。如是者，这些本地菁英纷纷改变政治认同，政治圈中也有所谓「老爱国不如新爱国，新爱国不如忽然爱国」之说。而正如港英政府懂得在香港设立各种委任制度以所谓「行政吸纳政治」的模式把本地精英纳入建制之内（见问题二十），中国政府也照办煮碗成立了各种职位，如「预委会」、「筹委会」、「港事顾问」和「区事顾问」等等，收纳香港社会各界代表。

要看香港社会的极速转向，可参考九十年代中期的两出广告片。当时流动电话在香港刚开始普及，不同流动电讯商都会大洒金钱在电视台的黄金时间卖广告。这些广告按现在的说法可称为微电影，一般用三分钟或以上交待一个完整故事，邀请巨星在往往是海外的实景拍摄，而流动电话则以置入行销的方式呈现。其中最经典的作品，要数和记电讯在一九九四年推出的广告《天地情缘》。片中主角黎明原是一个极权国家中的情报人员，并结识了独裁总统身边的私人秘书。后来黎明发现总统某些他不能接受的秘密，决定现身揭发再投身革命党，最终被秘密警察抓到。流动电话在广告中的意义，在于帮助主角和革命党人联系。广告播出时距离八九民运和东欧变天只有五年，把推翻极权视为英雄故事在广告商眼中并不是一个问题，更能引起观众共鸣。

到了一九九六年，另一个流动电讯商数码通推出了一出节然不同的广告。片中主角周润发是一名游走中港之间的政商界人士，在中国各地都会受到热烈欢迎，当地领导无不感激他带来的投资和管理经验。由于他工务繁忙，冷落了家中的妻子和女儿，流动电话成为了他寻回家人关怀的方式。只不过短短两年时间，广告中的英雄人物从挑战极权的革命党人变成中港推崇的政商名人。严格来说，两者都是在介入国家管治，只是一个推崇自由，另一个利用资本，两者之别很大程度上就代表了九十年代的中港关系的转变。值得一提的，是两出广告中都出现了北京人民大会堂，在第一出广告中是独裁总统发表演说的地方，第二出广告中则轮到香港人周润发在台上向全国人民宣告：「中国和全世界将迈向更繁荣的二十一世纪」。

香港人的自我膨胀，当然也在其他流行文化中反映出来。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应是陈百祥的《我至叻》一曲。陈百祥是著名香港艺人，以「阿叻」自称，而此曲则轻而易举地把他喜欢自吹自擂的形象拉阔到整个香港在一九九七前的状态。此曲明显以「唱好一九九七」为题材，并且大书特书各种香港人主观自认的优胜之处，如「灵活易适应／勤力手快又眼明／识睇时势兼淡定／买屋买车仲有钱净」。而对于香港处于中国和世界之间的位置，则比《这是我家》更毫无保留，赤裸裸地放大为「WEAR银WEAR过境／闲闲地都讲中英／起楼起桥快夹精／鬼佬睇到都眼擎擎」。至于对未来的想像，则既然是「上面咁多金掘／怕你手软唔去𢴇」，当然毫无疑问高呼「唔驶问阿盲公炳／福星高照好前程」。后来有传媒报道指出，当年创作此曲原来是受建制阵营委托，目的正正是要「唱好香港」。

如此自夸的说法，今天看来明显是幼稚和无知的，但当时的香港人却相当接受，陈百祥凭仅此一曲便可以在红磡体育馆开演唱会。不少学者更指出这些九七前香港人有选择性的历史回忆和未来展望，本身隐含许多价值判断，甚至阻碍社会自我反省。学者马杰伟在分析九七前以总结香港历史为题的汇丰银行广告时，就指出广告中隐含强烈的个人主义，歌讼「香港地、靠自己」，虽然很切合香港人自以为香港的市场经济相对于中国大陆的计划经济优胜的想法，却同时把香港的所谓市场制度过于美化，把本身各种制度上的不公平隐藏起来。

九七前香港主流社会中那些毫无羞愧之心的自我陶醉并没有被任何力量禁止，社会各界到了一九九七年都沉浸在「明天会更好」的乐观气氛当中，对未来的怀疑很容易被各种或真或假的利好消息所盖过。对于英国政府来说，为了显示他们把香港以最佳的状态交到中方手中，做到了「光荣撤退」，自然不介意能把香港说得有多好就多好。对于中国政府来说，「香港回归」是中华民族复兴的头等大事，代表中共领导下的国家强大，有利建构执政认授，同样也不介意能把香港说得有多好就多好。至于香港人自己，也盲目相信中共基于面子问题，不可能让香港变得比以前差。就在这全面利好的气氛之下，香港来到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的一天。

伸延阅读：
「北进想像」专题小组（1997）：〈北进想像：香港后殖民论述再定位〉，陈清侨编《文化想像与意识形态：当代香港文化政治论评》，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
马杰伟（1999）：《香港记忆》，香港：次文化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