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第一课》5. 香港认同和中国认同是否对立？

香港认同和中国认同本来不一定互相排斥。在香港历史的绝大多数时间中，香港认同和中国认同有着微妙的共生关系。香港认同既和中国认同相关，又刻意有所区隔。这种「既中国又非中国」的态度，在不同时代和环境各有演译。

首先，所谓中国认同在香港人的眼中可以指涉甚为不同的理解：它可以是指古典中国的文化历史传统，也可以是指政治上对共产党或国民党的效忠，亦可以是指社会主义中国以至改革开放后中国的生活经验，三者既可相依亦可相距，按不同时代和人群而异。例如不少香港人会一方面以继承中华传统文化为荣，同时认为无论共产党或国民党都不能代表中国。事实上，早在民国初年，港英政府意识到中国的政治混乱可能会影响到香港的稳定，于是刻意在香港的教育制度当中多讲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以在香港社会建立一套超越当代中国政治的中国认同，而这点在二次大战后国共斗争炽热的岁月变得更为重要。

至于对香港本身的认同，上文提及到了七十年代末，香港已和原来的难民社会有明显分别。难民社会的特征是有一大批人被迫迁移，而到达后因为人地生疏，往往经历社会地位向下流。为了讨生活，他们大多不介意重新开始，把向上流动的渴望放在下一代身上。这不是说他们就没有不满，也不懂得抗争。事实上香港历史上最暴力的抗争正是在之前的难民时代发生的，如前文提到的「双十暴动」。然而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他们谈不上对香港有太多的归属感，只为仍然存活而兴幸。不过当这个社群稳定下来后，新家园的建立就趋生了新的认同。

这种「一起重新开始」的认同感，在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的流行文化中特为普遍。以一九八一年无线电视剧集《前路》为例，就以主角从中国大陆逃到香港，在香港争扎求存的故事为题。该电视剧的主题曲《东方之珠》由甄妮主唱，当中副歌一段「若以此小岛终身作避世乡／群力愿群策／东方之珠更亮更光」可谓时代写照。

同期类似的作品还有一九七九年的无线电视剧集《网中人》和《抉择》，故事大纲都是新移民在港重新起步的故事。当中《抉择》由林子祥主唱的主题曲，可谓描述移民落地生根心态转变的经典。

几多往时梦几许心惆怅别了昔日家万里而去心潮千百丈收起往时梦抛开心惆怅任那海和山助我寻遍天涯各处乡

闯一番新世界挺身发奋图强要将我根和苗再种新土壤就算受挫折也当平常发挥抉择力量再起我新门墙似那家乡样（胜我旧家乡）

这首歌的填词人是香港流行文化的一代鬼才黄霑。按他生前所述，这首歌是他逾千首作品之中最喜欢的一首，甚至比后来被誉为香港非正式代表歌曲的《狮子山下》更甚。黄霑原名黄湛森，一九四九年时仅八岁的他随父亲从广州逃到香港。对他来说，前来香港的这个「抉择」改变了他的一生。而他的成就和贡献，都是「发挥抉择力量」所带来的。这首歌只有短短一百字，已说明他身为移民对香港的感情和盼望。其中副歌最后一句，第一次唱的时候是「似那家乡样」，对故乡仍有思念之情。但到了歌曲完结时，这句却变成「胜我旧家乡」，说明新的认同感已通过在香港过新的生活建立。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以「从新起步」为题的文化产品当中，往往会用到「天涯」和「小岛」等的词语来描述香港，并把这些词语演译为正面描述。这种取态，可称之为一个从难民心态走向「舢舨想像」的改变。舢舨是华南常见的平底木船，通常沿岸航行，经不起大风浪。 「舢舨想像」是指那些一同逃到香港的难民及其后代意识到他们分享同一种的经历：香港是他们离开中国政治风暴的一只救生艇，他们能够在香港这个比当时的中国大陆相对安全的地方争扎求存，要好好互相帮助，以求同舟共济。如在《狮子山下》一曲当中，就有「同舟人誓相随／无畏更无惧」和「同处海角天边／携手踏平崎岖」两句打动人心的名句。在此，香港在中国的边缘位置成为一件香港人赖以为生甚至是可引以为荣的事情。在临近一九九七的时候，香港话剧团、香港中乐团及香港舞蹈团联手创作一出以回顾香港历史为题的音乐剧《城寨风情》，当中的主题曲也有一句「山穷将山扩／狮山有金光／水尽碧海之滨建天堂」，同样赞讼香港的边缘位置为香港人留下一条生路。

这种边陲与中原相对应的比较，明显反映了香港人身分认同的诞生，和香港人如何看待中国大陆不能分割。正当香港在七十年代快速现代化的同时，中国大陆却陷入文革混乱，更经常有武斗的死者被「五花大绑」掉落珠江，尸体随潮水冲到香港沿岸，向香港人提醒中国大陆的混乱和香港的相对稳定之别。到了文革结束，中国大陆的民众终于有机会接触外面的世界，香港和中国大陆的社会差距已经拉得很远。前文提到的电视剧《网中人》，当中由廖伟雄饰演的中国大陆新移民「程灿」，其土气形象便象征了香港和中国大陆的差别，「阿灿」也成为不少香港人对中国大陆移民带有贬义的称谓。

流行文化对建立香港身分认同可谓功不可没。六十年代启播的无线电视成为重要的大众误乐，上述的电视剧成为香港人日常生活的一部份。当大多数人都看同一套的电视剧，唱同一首的粤语流行曲，一种自成一格的认同感便由此而来。学者马杰伟认为六、七十年代的流行文化「吸收了西方的成份，转入中国文化的特性，诉说了本地的经历，凝聚成一种独特的港式生活」。

说回香港流行文化中的中港差异，类似的描述可谓历久不衰，例如在一九八九年初上映的电影《合家欢》，主角许冠文饰演一名香港基层家庭的大陆亲戚，因为不谙港人文化而处处闯祸，例如以为男厕尿兜的自动冲水是供人洗手之用。不过，尽管这个时期的各种流行文化产品时常以嘲笑大陆移民为题，却同时不否认香港与中国大陆的感情连结，通常最后都以大团圆结局告终。在《合家欢》当中，许冠文本来被香港家人利用骗取保险赔偿，最终各人良心发现明白亲情更为重要。

刻意拔高香港同时贬低中国大陆的二元对立，可说是香港认同一直以来的重要元素。来到八十年代初，中英就香港前途问题展开谈判，香港社会人心惶惶。正当香港认同要建立起来的时候，旋即就要面对重回中国管治，加上当时的中国只是刚刚走出文革阴影，普罗大众难免对前途失去信心。如何排解这个信心危机，和解决香港认同与中国管治之间的冲突，就成为当时社会的一大课题。直接一点说，当香港人无从选择自己的未来，便只好改变自己的心态，一方面尝试保持和突显香港的独特性，同时想像香港和中国的恰当关系。

前面提到的填词人黄霑也看到这个问题，而他的答案就是《这是我家》一曲。一九八六年，英女皇伊利沙伯二世访问香港。当时距离《中英联合声明》的签署只有一年多的时间，其访港有明显的象征意义，要表达英国政府对处于过渡期的香港仍然会承担责任。到了访港行程的最后一天，香港政府在红磡体育馆举办了香港青年精英大汇演，压轴演出的歌曲就是黄霑填词的《这是我家》。

尽管这首歌是在英女皇访港的大汇演中演出，但毕竟英女皇不懂得广州话，这首歌的献唱对象明显不是她本人。这首歌的对象是电视面前数以百万计的香港市民，而歌词的内容正正是要为香港认同作出定义。首先，歌曲是以中国作曲家王洛宾的民曲（如青春舞曲和康定情歌）为基础重新编曲，再以广州话谱上新词，本身就反映了香港社会的华人文化基础。歌词方面，大多以香港当时的快速发展为主题，如「地铁飞奔到观塘」和「东区快车涌去走廊」，也回应了香港当时连同南韩、台湾和新加坡合称「亚洲四小龙」的地位。但是黄霑并没有停留在物质生活的描述，而将之提升到精神层次，歌讼香港人勤奋向上的精神。在此，他利用了前文提到主流印象中的中港二元对立，用歌词形造一个自由和充满活力的香港，暗中与当时凡事讲政治立场，让人感到刻板落后的中国大陆相对应。他甚至毫不忌讳地在歌词中放入「维园自由唱」的说法，把维园作为香港言论和表达自由地标的角色点出。

不过此曲最激进的地方，还要说到副歌一段：

这是我家是我的乡是民族世界岸是我的心是我的窗是东方的新路向

欢欢喜过日开开心渴望中西客香港客携手合唱

短短四十九字，黄霑重新定义了香港的世界定位。首先，香港不再只是香港人的家，更是香港人的乡，这和过去难民社会中对中国故有的乡土追思有明显差异。与此同时，香港却又是「民族世界岸」和「东方的新路向」，当中所指的固然是中华民族。在英女皇的面前一大群的香港人高唱自己能够如何贡献中华民族，本来应该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但在这特定的时空背景，却明显有助稳定民心。此时的香港人既认为香港和中国大陆有别，却同时不否认两者之间的情感纽带。如是者，一方面把中国大陆定义为封闭落后，另一方面把香港定义为打破这个封闭落后的窗口，香港人自持的先进性就不用害怕因为连接中国大陆而失去，反而成为优势，进一步强化香港认同。

把香港自视为引导中国大陆走向世界的领航者，在今天的目光来看未免狂妄自大。然而回到八十年代的中国大陆，这想法却不是那么的不切实际。首先，当时的中国大陆无论从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确实都远比香港落后，中国大陆的改革开放极为需要来自香港的资金和信息网络，香港的确扮演了中国和世界的桥梁的角色。与此同时，香港的流行文化如电影、电视剧和流行歌曲，在中国大陆还未建立起自己的偶像系统之前也是大卖特卖。如果把文化二字的定义推广到管理制度，当时的中国大陆更兴起标榜「港式管理」，与过往国有企业不重视以客为尊的服务态度区分开来。

更重要的，是当时的中国大陆确实希望走向世界。八十年代中期的中国大陆，可谓近代中国最为开放的时代，各种思潮从世界各地涌入，而中国大陆对这些外来的想法都抱有开放的态度。当时流行说「与国际接轨」，这句话本身就意味承认了国际标准的存在，而且是中国大陆要学习的对象。这和今天的中国大陆强调的「三个自信」，即「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有差天共地的分别。中央电视台在一九八八年播出的纪录片《河殇》，更是大力批判中华传统文化固步自封，认为中国的未来在于拥抱「蓝色海洋」文明，引发当时社会轰动热议。当时中国大陆的言论空间之广阔，社会对不同未来的想像和探求，能予人感觉充满希望。

在这一系列的时代背景之下，黄霑把香港说成是「民族世界岸」就不是那么纯粹的空想和自我安慰。既然主权移交是无可避免的，那么香港人的最佳选择除了离开香港，就是用尽各种手段把中国大陆变得更像香港。这样下来，说不定到了一九九七年的时候，无论是文化、经济或社会习惯各方面，都会是香港收回中国而不是中国收回香港。

总的来说，回到七、八十年代香港认同刚成形的时候，香港人并没有全盘否定中国认同，而是更大程度上是以「不一样的中国人」自居。然而当相对开放的政治环境消失，香港认同以及其与中国认同的关系也无可避免改变。

伸延阅读：
马杰伟（1996）：《电视与文化认同》，香港：突破出版社。
张美君（1997）：〈回归之旅：八十年代以来香港流行曲中的家国情〉，陈清侨编《情感的实践：香港流行歌词研究》，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页45-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