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第一课》4. 香港认同是怎样开始的？

香港认同的起点，在于香港人意识到自己虽然和中国大陆相关，却又有所不同。

在中国大陆讨论香港政治，很多时候都会听到「因为中国和香港的社会文化同源，香港理应是中国一部分」的说法。到底两个文化要有多大的差异我们才能将其政治上的分或合视为合理，其实从来没有客观标准。毕竟，世上两处文化相异却同为一国，或两处文化相近却分为两国的例子，数之不尽。美国独立的时候，搞独立运动的那班人和他们要脱离的英国皇室一样都讲英文，不见得有人会声称「既然说英文就要承认自己是英国人」；与此同时，现在的美国没有法定语言，在纽约州考驾驶执照可以用十三种语言回答笔试，又不见得美国因此面对分裂危机。很明显，文化和认同的关系并非必然；与其强求定义，不如让当地人自己回答更为合适。一个地方的内在认同，来自当地人对自身的探索，香港人和香港认同也不例外。

要讨论香港人的香港故事，并不是因为来自香港本土的香港故事特别准确。正如自传通常都都带有十分明显的主观判断，香港人自己写的香港故事难免都会隐含大量偏见。被传讼的香港故事难免都会被主流观点所垄断，少数人的声音例如少数族裔的故事通常都被忽视。不过在认识到这些限制的前提下，讨论香港人身分认同仍然是理解香港众多社会现象的重要线索。

有关身分认同的研究，往往会由人口政策、文化产品和政治背景说起。

人口的流动和人口结构的改变，对身分认同起决定作用。不同年龄的人因为经历过的社会事件不一样，会产生不同的身分认同。香港作为一个移民社会，要诉说香港人的身分认同，也不得不先从人口说起。由二次大战完结到八十年代初，中英就香港前途展开谈判期间，香港的人口结构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这变化可谓直接决定了后来香港社会的精神面貌。

当香港于一九四一年被日军占领的时候，人口有一百多万。到了一九四五年二战结束，因为战时不少人返乡避难，香港人口只剩约六十万人。然而到了一九四九年，人口总数却暴增至二百二十万。很明显，这些新增人口不可能全都是在战争期间离港避难的香港居民，或战后在港出生的婴儿。他们更多是首次从中国大陆来到香港的移民，也就是说当时每四个人就有三个是移民。

让我们把目光放远一点。正正在这五年间，中国大陆的内战形势逆转，共产党战胜了国民党。大批国民党人、资本家、文人以至一般老百姓为了逃避共产党而前来香港，组成了战后香港人口的主要部分。回顾这段历史，我们可以说：所谓香港人，就是一群因为害怕共产党而逃出中国大陆的人，及其后代。从这句话出发，很多香港人的特质和对中国大陆的态度，以至香港社会中的各种现象，都变得有迹可寻。

这些百万计的南来避难者当中，有来自上海的资本家带着资本和企业精神来港，大大推动了战后香港的工商业发展。香港特区第一任行政长官董建华，本身就是上海出生，刚好正是在一九四九年，也就是他十二岁的时候随父亲董浩云来港。董浩云本身在上海的时候创立了中国航运公司，来港后又创立了东方海外有限公司，继续国际航运事业。除了航运业，早期香港最先发展起来的有纺织业，著名企业有江苏唐炳源来港设立的南海纺织，后来又有上海查济民成立的中国染厂和陈廷骅的南丰纺织。当时的纺织业可谓都是上海华商的天下。

此外，避难者当中还有不少文人，如毛泽东在《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一文中点名批判的中国史学大师钱穆。他和当代哲学家唐君毅及其他南来文人在香港创办了新亚书院，而新亚书院后来成为了香港中文大学的创校成员之一。香港中文大学的另外两所创校成员，即联合书院和崇基学院，同样有中国大陆的密切渊源，沿自于从中国大陆高等院校南迁至港的师生，如上海圣约翰大学和金陵女子大学等。

再说下去，还有数之不尽的故事，当中不少已成民间传奇。例如咏春发扬人叶问据称就是在一九四九年时因曾经参加国民党中统组织，担心被清查而来到香港。他在香港深水埗的会馆授拳，在此把其武术心得发扬光大，而其中一名徒弟正是后来风靡全球的传奇巨星李小龙。

至于一般逃难来港的平民百姓，他们一开始也未必想到会在香港成就什么事业，更有可能是希望当中国大陆的局势转为稳定后，便会回流。港英政府一开始的时候也是抱有这种想法，对中国大陆的移民采取较容忍的态度。然而当时的中共政权并没有为中国社会带来稳定。相反，一系列的政治运动、大跃进和随之而来的大饥荒，及后还有文化大革命的文斗武斗，不单使得逃难来港的移民失去回流的可能，而且有更多人想尽办法从中国大陆前来香港，离开动荡不安的环境。到了七十年代初，香港人口已增加至四百万。

面对庞大的人口压力和国际政治环境的转变，港英政府也开始正视中国大陆移民的问题，并加强了对移民的管制。自一九七四年起，港英政府实施了「抵垒政策」，中国非法入境者若在偷渡后能抵达市区（以界限街为界），便可在港居留。这个政策到了一九八零年结束，改为实施「即捕即解政策」，非法入境者一经发现便会被遣返大陆。与此同时，法例又规定市民要随身携带身份证以备警察截查，身份证也成为了寻找工作和获得政府服务的必要条件。按学者谷淑美的分析，她认为港英政府这个收紧移民管制的过程，让「香港人」和「中国人」在法理上出现分野，也为是否身为「香港人」带来了实际上的意义。这个本来让政府加强社会管理的政策，恰恰为香港身分认同的出现制造客观条件。

要说到政府职能完善和身分认同冒起，则必须讨论从六十年代末港英政府所促成的建设和管治改革。

至香港开埠以来，港英政府都视香港为英商谋利的窗口，并没有太大意欲全面改造华人社会。当时政府的职能也十分有限，以免在财政上构成负担。战后大量来自中国大陆的移民涌入，使香港处于国共敌对的夹缝之中，对港英政府的管治构成很大压力，在五十年代就发生了多次暴动。其中一九五六年的「双十暴动」，就是由拆除悬挂在徙置区大厦外墙庆祝中华民国国庆的大型「双十」徽牌所触发，成为香港史上最血腥，被捕、定罪和死亡人数最高的一次社会冲突。到了一九六七年，文化大革命的极端思想漫延至港，又引发了「六七暴动」，并成为香港近代史的分水岭事件。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澳门发生严重警民冲突，最终导致澳葡政府的管治威信丧失，亲中社团全面主导澳门社会。受事件激发，香港的左派分子也开始推动激烈抗争，事件由工厂劳资纠纷开始，升级为反对港英政府的全面斗争，左派社团成立「斗委会」，发动群众到港督府，挥动《毛泽东语录》，并且在民间发动罢工罢市。到了一九六七年七月，冲突不断升级，左派制造土制炸弹袭击警察，暴动期间发现共八千多个怀疑炸弹以及一千多个真炸弹，造成无辜死伤。有左派学校的学生在学校实验室制作炸弹时被意外炸断左手。当时香港商业电台主持林彬经常在节目批评讽刺「斗委会」，引来左派激进分子在他上班途中截停他的汽车，并把他活活烧死。到了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周恩来下令左派停止制造真假炸弹，暴力浪潮才告平息。

「六七暴动」对香港社会影响深远。许多人本来正正是为了逃避共产党才来到香港，左派社团却把文化大革命的混乱带来香港，激发群众不满。被指发动暴动的港九工会联合会的会员人数大幅下降，亲中报章的发行量大不如前，中共在港的不少地下组织也因而曝光。暴力抗争带来的死伤，也开启了往后数十年港人对非暴力抗争的执着，直到近年才有所改变。对于港英政府来说，则意识到其管治模式要作出重大调整。他们发现当香港社会无法维持稳定，则其经济功能也不能发挥，甚至会提供机会让共产党干扰甚至接管香港。

在这背景下，再加上英国内部左翼政治抬头，以及面对未来的中英前途谈判，于一九七一年来港就任总督的麦理浩带来了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改革，主动促进香港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针对社会不平等，他引入《劳资关系条例》、建立公共援助制度，又确立免费医疗制度。面对贪污横行，他成立了廉政公署，彻底改变了当时在各部门盛行的腐败作风。为了让年轻人有出路，他落实了九年免费教育，成立了理工学院。城市发展方面，他开始了十年建屋计划、居者有其屋计划，兴建新市镇、地铁和海底隧道，并且把九广铁路电器化。与此同时，喜好大自然的麦理浩又在极短时间内大笔一挥，把香港四成土地列为郊野公园，以作康乐及保育用途，为挤迫的香港留下一片绿。至于麦理浩自己最怀记于心的政绩，按后来的访问所述，倒不是任何城市建设，而是由他创立至今仍旧每年举办的「香港艺术节」。

可以见到，今天许多香港人引以为傲的城市建设、管治制度和生活品质，都是麦理浩年代带来的。现在问及中年或以上的香港人，不少都会认为麦理浩才是香港发展的奠基者。对于港英政府来说，一个繁荣稳定的香港也有利于他们保持其管治，甚至成为日后和中国谈判香港前途的筹码。七十年代香港的急速发展，为「香港人」的自身认同带来了物质和精神上的基础。

以人口学来理解社会转变的一大特色，是很多现象都可以通过简单的数学得出分析的基础。当一大批的移民在五十年代来到香港，再加上战后的婴儿潮，把时间加上二十年，到了七十年代，就会有一大批在香港土生土长的年青人投身社会。南来移民看到他们的孩子在香港长大，渐渐意识到他们大概不会返回中国大陆，香港才是他们的家。事实上，他们应该十分庆幸他们前来香港的决定，让他们逃过了中共建国首三十年的各种灾难，如反右运动和大跃进带来的大饥荒等。按社会学者吕大乐在《四代香港人》的说法，那些在七十年代投身社会的「第一批本土香港人」，拥有上一代人给予的空间，又没有上一代人的包袱，可以做各式各样的尝试，天高海阔任意闯。

这些年轻人有的走进基层，搞起新一代的社会运动，例如协助低下阶层争取权益，要求把中文列为法定语言，还有反贪污的抗议运动。对这些在香港成长的新一代来说，香港从来都是他们的家，他们对社会改革的呼声理直气壮。即使没有涉足政治的大多数年轻人，也受惠于香港经济的急速扩张，中产阶级慢慢形成。香港首个大型私人屋苑美孚新村，也在七十年代落成。相信通过自身努力和把握机会，便可以向上流动改善生活环境，成为许多人愿意相信的社会共识，也把香港和正处于计划经济和文化大革命的中国大陆区分开。身为香港人，成为一件值得自豪的事情。有别于中国大陆的香港认同，由此而起。

伸延阅读：
吕大乐（2012）：《那似曾相识的七十年代》，香港：中华书局。
谷淑美（2009）：〈从移民政策的历史轨迹看香港身分认同的构成（1950-80）〉，马家辉等编《本土论述2009：香港的市民抗争与殖民地秩序》，漫游者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周永新（2019）：《香港人的身份认同和价值观》，香港：中华书局（香港）有限公司。
Lau, Siu-Kai (1982), Society and Politics in Hong Kong.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