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怜身是眼中人

# 隨筆

人如何逃離自己的影子？ | 後疫情時代的畢業季

2023 年 2 月 27 日

出國後，終於可以登錄matters的網站了！回想起來還是很慶幸自己去年選擇了留學。在這裡發我在畢業季求職和申請的故事，鼓勵自己繼續前行XD

沒想到在短短幾年裡，已經感受到某種時代氛圍的轉變。到處都是躁狂卻膽小的人，爭先恐後說著相同的話。我記得中學時候媒體上還有很多憂思，討論名校生為什麼都不當公務員。現在類似的話題依然能引發熱議，只不過因為杭州一個街道辦就招了多名清北碩博。基層工作不一定需要十幾年的學術訓練，但研究生們的確需要基層的崗位。

我對留學的想像，部分也是上個時代的遺產。彼時還沒有人管美國叫漂亮國，無論谷燕還是鳳姐，打拼的終點都是一張綠卡；彼時中國GDP創紀錄增長，越來越多普通家庭可以負擔起留學的高額費用。我所在的高中成立了“國際班”，和其他海外機構合辦講座和遊學項目。光榮榜上除了清華北大，也開始出現一些新名字：“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多倫多大學”等等。

與我們擠擠挨挨每週一換的座位不同，國際班的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專屬座位。在我們衝刺刷題的時候，樓下國際班的同學和外教圍成圈做遊戲，為進入一個想像中多元豐富的世界做準備。如果誰說自己準備去留學，大家都會報之以羨慕和祝福。而現在，我面對的是家長層層疊疊的擔憂：冠上怎麼辦？槍擊怎麼辦？搶劫怎麼辦？被吐口水怎麼辦？

在內心充滿偏見和糾結的時候，我意識到自己需要書寫。在剛剛過去的求職+申請季，我第一次認真地思考：我究竟要選擇哪條道路？什麼是自由？人真的能有自由嗎？

1

“公務員真的是女孩子最好的歸宿。”

與老調重彈的說教不同，這句話是我姨媽發來的。我的上一輩幾乎每人都能講幾個因為鐵飯碗端得太穩而錯過機會的故事，除了姨媽。她在90年代離開體制，在下海經商潮中創業，闖出一片天。但她幾十年經驗的凝練卻是，體制才是最好的歸宿。

如果不是因為疫情，我也沒想過要考公。雖然我不知道自己想做什麼，但對理想生活也有著許多朦朧的期待。和家人住在大house裡，環球旅行，做喜歡的事還能掙點錢之類的。疫情讓這些幻想顯得更為幼稚。就像一個走在吊橋上的人，原本自以為前面是一片坦途，低頭時忽然看到腳下的萬丈深淵。當穩定社會並不穩定，基本人權並不基本，我所有的願望只是：現在和以後都能作為一個普通人好好活著。封鎖的時候不會病死或餓死在家裡，出門的時候至少有醫用口罩，有綠色的健康碼。

疫情掀開了安穩的外殼，緊隨其後的影視寒冬，教培團滅，地產危機，互聯網整改，接連為普遍的動盪增添註腳。即使在一個風頭正勁的龍頭公司，也有太多要操心的事了：福利股票績效大包到底有多少斤兩，自己會不會因為績效或年齡被優化掉，部門或業務線會不會被裁，公司能不能適應瞬息萬變的市場和政治環境，所在行業會不會被整體打壓？在全面放開三胎的當下，文科女經受一兩波衝擊，找正式工作的窗口期就稍縱即逝了。

這時候再回看鐵飯碗，覺得簡直是上個時代對這個時代的賜福。它由一個有保障的職位，一張穩定的人際關係網，還有一個個值得奮鬥的小目標和大理想組成，在動蕩的環境中為個體築起生活和思想的承重牆。

帶著這樣的想法，我在暑假參與了基層機構的實習。這份工作使我的生活久違地有了秩序：起床，騎車上班，早飯，工作，午飯，午休，工作，下班。單位同事關係融洽，工作內容幾天就能上手，此後就可以一天天地應付下去。快到一個月的時候，我已經感受到了一種強大的慣性，每天只想完成繁雜卻簡單的規定動作，然後娛樂和休息。

做工資表的時候，我看著那張調檔調級的表格，想像自己變得非常非常小，小到需要好幾年才能爬完一個格子。所有日子都被這張表格規劃好了。往左爬，往上爬。幾十年後會爬到哪個格子裡，一目了然。強大的體制會給個體提供保護，前提是個體要將自己完全交付。也許幾十年後當我站在職業生涯的終點回看，會知道這樣的庇護會免去不知多少辛苦；但站在起點的我，沒那麼想直接快進到歸宿。

2

基層實習結束後，我又找了家創業公司打工。因為做的是市場營銷方面的工作，認識了許多兼具理想主義與投機主義氣質的創業者。國慶節，其中一位老闆跟我聊了一下午，還走心地給我做了個職業規劃ppt，希望我加入他們團隊。我認真考慮了這件事。當時的我沒有想到，這家公司當時冉冉升起的態勢，已經是他們發展的頂點了。

這件事只是我應接不暇的秋招季中的一個插曲。進入秋招季，就像坐上一輛移步換景的旅遊巴士，雙選會筆試面試從眼前呼嘯而過，而我在車上昏昏欲睡。互聯網、科技、證券公司面試了一圈，終於理解了家人的良苦用心：由於缺乏相關實習經歷，我能找到的工作幾乎全是運營宣傳類的低門檻崗位。某天夜裡，亂七八糟地投了一些簡歷後，我疲憊地刷著學校的就業公眾號，看到家鄉選調的通知。

和室友一起參加了懇談會和宣講會。我聽到台上的人用熟悉的鄉音宣傳人才優待政策，也聽到後面的人竊竊私語：這種地方給省直我也不去。想到家鄉近年幾乎停滯的發展，我覺得很是傷感；如果家鄉需要人來建設，那我為什麼不回去？領導請我們在食堂喝水果茶，還塞給我們一疊材料，囑咐我們分享給感興趣的同學。我一份也沒有發出去，但自己參加了筆試、面試，最後簽了不錯的崗位。這個崗位“核心”且“清閒”，兼顧“有出息”和“顧家”，我還有什麼不滿意的呢？

“再沒有，再沒有比這更好的地方了。”父親對想去外面闖蕩的孩子說，“在外面你會遭受失敗，就像我一樣。留在我們的魔法花園！”

”面對這殘酷狡詐的人生遊戲，你太天真，太稚嫩。“父親說，”你需要我。“

3

月初跑完簽三方的流程，總覺得意猶未盡。好像冒險小說才寫到第二章，主人公就打包打包回老家了。曾經的理想在這個時候趁虛而入，蠱惑我追隨未知的事物走入黑暗。

在世界的盡頭會有星星的金子，

誰能找到它，

便能得到曾經遙不可及的東西。

在某崗位的線下招錄中，我得到一張珍貴的報名表。線下確認時匆匆掃了眼名單，發現只有十幾人，進面試機率很大。這個崗位得到全家的一致認可，（自以為）得到坤學長的真傳後，我決定認真備考。

11月28日國考，12月1日是許多博士項目申請的最後期限。選擇國考，也就意味著間接放棄了留學申請。可能這就是成年人的選擇，必須先放棄其中一個，才能獲得另一搏的資本。

考完自我感覺還可以。雖然我著重學習的數量關係，在考場上沒來得及見到。這時候收到陳老師的消息，問我申請材料都準備好了嗎，提交前需不需要他再看看。我非常不好意思地說，我不打算申請了。

陳老師的電話打來了，說他很理解我這種舉棋不定的心態。剛畢業的時候，人常常覺得自己有無限可能，哪條路都想試試；過不了兩三年就會發現，自己被生活死死按在一個角落裡，想動彈要付出很大代價。他們人類學系的平均入學年齡是35歲，這些人曾經選了別的方向——包括陳老師自己，兜兜轉轉最後還是回來了。問題不是哪條路更好，而是你是怎樣的人。

我是怎樣的人呢？又想做怎樣的事？同樣是在疫情期間，我對這個問題有了更新更熱切的體認。

出生於世紀之交，我成長的基調是穩定和發展。雖然發展也帶來很多問題，但我相信這些問題將在未來的發展中得到解決。混亂和邪惡的事都發生在“外面”，在“過去”。但在疫情中，諸如此類我曾經深信不疑的信念，開始迅速分崩離析。我難以理解：人類穿越血腥幽暗的20世紀走到今天，科技發展到這個地步，為什麼我們面對災難還像原始人一樣無助？我們的系統堅韌而無所不包，卻在最需要的時候表現得無力或過激，無助的人們以家庭為單位相繼死去？

最開始參與疫情報導，分析新冠爆發的原因，我用了許多歐美的數據對標，比如人均病床數；這是我熟悉的思路，出錯的不是“現代”，而是還不夠“現代”。但等到3月，當我們逐漸適應並清零的時候，那些對我們橫加指責的西方“燈塔”，卻表現得更為混亂和不堪一擊。究竟這是為什麼呢？難道拉圖爾是對的，我們從未現代過？

當我拋棄掉目前世界是發展頂點的錯覺，歷史在我眼中呈現出完全不同的樣貌。當歷史與現實之間的安全距離不復存在，種種暴行從前只會令我憤怒，現在卻會引發我深層的不安；我也開始重新思考曾經視為謬誤不屑一顧的東西。

我想起小時候在天主堂外，聽傳教的人講“宇宙大爆炸”。大意說，如果宇宙是一部構思精巧的偉大著作，你願意相信是一位排字工人不小心打翻所有活字，活字恰好拼湊出一篇作品，還是願意相信這是一位巨匠的神來之筆？如果是後者，那我們就能通過理性和經驗，揣摩這位巨匠的深意。造物主留下兩本書給世人：一本是《聖經》，一本是自然之書。早期的自然哲學家研讀野生植物的花序，繪製莽原雪山的氣候帶，企圖接近造物主。但當自然哲學發展成科學，人類能夠飛出地球的時候，忽然發現提燈的人早就不在了，或者從來不存在；人類千年來追逐的只是一盞在虛空中閃爍的燈。尋不到天父的茫茫宇宙，原是令人恐懼的死寂之地。

從科學的歷史中，我們能看到種種歷史的、文化的形態，如何被偽裝成一種普遍的、自然的準則。被視為“科學”“知識”的東西，是怎麼被生產和傳播的。這個學科關注我們時代共同的課題，關注人類命運的走向，又與歷史緊緊糾纏在一起。既然連貫的認識論已經不能解釋眼見的種種現象，拉圖爾等人破碎擱淺的世界觀是否可以？

後來在導師的指導下，我開始考察一個很小的歷史分叉：業餘無線電。

“老師，為什麼通訊手段已經這麼發達了，他們還要用笨重的無線電收發機聯繫？”

“因為他們發燒了。”

“你願意成為一名發燒友嗎？”導師問。

4

如果我沒有發燒，我就不會在放棄12月1日截止的項目之後心痛不已，開始準備12月15日截止的申請材料。一向鼓勵我的教授說，眼下只有一個辦法了：穿越回一個月前。他建議與其匆匆忙忙地交材料，給老師們留下壞印象，不如好好準備明年再亮相。

帶著自我懷疑和沮喪，我開始準備12月15日的申請。 12月14日，我站在宿舍樓下的大廳裡打著寒戰，和學長聊到凌晨三點半。睡了五個小時後，我在一片混亂中交了4個博士項目的申請。

交完申請後，我才感受到深深的疲憊。併後知後覺地開始難過。這個時候，我才意識到自己最想做的事情是什麼。我把所有砝碼都放在一邊，只是可笑地稱出了另一邊的東西有多重。

博士項目申得太少了，我準備加申一兩個設計類碩士，去諮詢大年和導師的意見。

我是在大年的課上了解到人機交互的。一句話概括它吸引我的原因，就是能把我之前學的那些理論用到設計實踐中。既然我對各種替代性科技感興趣，為什麼不親自實現這些願景？那次談話，大年給我兩條建議。第一條是廣泛聽取他人的意見。作為老師，他覺得去IIT（伊利諾伊理工大學）讀設計類碩士不是個好選擇，認為我應該好好準備再申請一次博士；第二條是堅持做自己。他提到自己當初做的決定也遭到強烈反對，但，讓其他人說去吧，做就對了！

和導師談話的主旨是自由，關鍵詞是“我認了”。提到想去讀設計，導師說：設計好呀！我早就覺得你適合學設計！提到如果留學可能會花一百萬。導師說：自由意味著承擔起選擇的代價。不論將來發生什麼，是我選擇的道路，我認了。

我覺得我從老師和前輩們身上學到的，是如何以一顆溫柔寬廣，充滿好奇的心看待世界。我申請最原初的動力，也是想成為他們這樣的人。

5

“今天星期幾？”姥爺問我。

“星期日。”

“一，二……然後你爸媽就來接你走了。”姥爺說著說著就哽咽了。我想給姥爺擦眼淚，他用溫暖堅硬的手掌蓋住了我的手。

許多年了，我依然不能適應這樣角色的轉變。在小時候，我才是愛哭的那一個。而我所有哭的原因在姥爺看來都不算原因，現在換我理解不了他哭的原因。

事實上我連星期二都沒住到，當天晚上就走了。因為在這天早晨，我收到兩條“+1”開頭的神秘短信，自稱是我申請學校的教授，要告訴我一個申請狀態的更新。我特別激動，問雷震這是不是要面試，他說一般不用短信通知的，可能是電信詐騙，讓我別理會，用郵件聯繫學校。我給學校的官方郵箱發了郵件，沒忍住也回了短信。官方郵箱沒人理我，短信倒是很快回復了（美國時間凌晨1點），說晚上10點給我打電話。事情變得更可疑了。

雖然不確定是面試還是詐騙，我還是決定回家好好準備。這半天我時而緊張地準備面試，時而覺得有點兒搞笑。

晚上10點，默念幾遍“給錢不要，要錢不給”後，我在緊張和警惕中接起了電話。沒想到這位教授不僅是真的，還是來慶祝我被錄取的。

當我興奮地走出房間跟爸媽分享這個消息時，出乎意料的是爸媽並沒有太多喜悅。老爸拿起掃帚開始掃地。我問：你不想讓我去嗎？他說，私心反而希望是詐騙。彷彿剛才那個幫我細心佈置面試場景的人不是他。

搜索家庭群，我首次提到科技研究竟然是兩年前，我在學院上班時刷微博看到的。那隻是我無數次突發奇想中的一次，像往常一樣得到了爸媽的支持，但我們很快就拋在腦後了。

只是直到這時我才明白，爸媽是在怎樣的擔憂和失落中，隱藏起自己的情緒，支持我走到這一步。

愛意味著有時可以放手，意味著有時會和摯愛分離。

愛是你含著淚說：在很遠的地方有星星的金子，你去尋找它們吧

自由到底是什麼呢？我是不是被破產已久的浪漫主義沖昏了頭腦，付出這麼多代價，只為離開我所有熟悉的庇護——家庭，朋友，家鄉，甚至祖國？

奶奶說，你要去美國，我們就沒有任何希望了。我試圖解釋說不是這樣的，疫情結束後寒暑假都可以回來，畢業後也更容易找到工作，但我自己都覺得這些話很無力。我確實是一走了之，暫時逃避了對家庭和社會的責任。

爺爺讓我反反复复地想，走到這一步多麼不容易，踩一個坑就前功盡棄了。這是80歲的人才有的衡量標準：人生的總體幸福度。研究生畢業+100，找個好工作+100，找個好對象+100，留學清零。

那天晚上我一直在哭，積壓在心中的複雜情緒無法排遣。我覺得自己像一個蒙眼的苦力。已經初步感受到命運的重量，卻看不到自己背的什麼。

我意識到，對我來說最珍貴的是家人，是穩穩拿在手上的好時光，不是什麼星星上的金子。而且，作為半隻腳踏進科學社會學的人，我理應知道星星上沒有金子。所謂做研究，不過是在古老的師徒製作坊中用各種黑話描述事實，並用代代相傳的熟練的手段將其包裝成“科學”，想方設法吸引企業、政府和公眾的目光和資金。

我終於開始正視勸退文中的種種困境。為什麼要用人生中最寶貴的六七年時間，在一個可能並不會有位置的領域精耕細作？找到工作是小概率事件（北美只有10%的博士能得到教職），但那些困頓的時刻卻是真實而普遍的：四處流浪，和家人/戀人長期分居，忍受很多否定，很多孤獨和不確定性，兩文錢也得精打細算，讀博讀到最後一無所有。

我想用音樂劇《莫扎特》最攝人心魄的終章，作為這篇文章的結尾。此時，追逐理想的莫扎特已經與家人、戀人、主教決裂，在貧病交加中奄奄一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