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散的中文：当马来西亚人说华语

童言在新加坡生活了四年多，长期居住在欧洲的她，以为能重新回到讲中文的环境。

但她错了。她的丈夫是瑞典人，两个小孩选择在当地国际小学上课。每天，两个小朋友在学校里说英语，而在家里，父亲特意只对他们说瑞典语，童言则对孩子讲普通话和粤语。

「中文毕竟是我们的根，有必要学，学了也能了解中文的美。」

童言发现，在新加坡说华语的机会也不多。除了，日常会话以英文为主外，童言觉得这边的华人，讲华语很生硬，像是脱节了：「他们不说』水开了』，只说『水烧了』；收银员不说『找钱』『给你钱』，说『还你钱』。中文应用得不太好，老年人才看中文报纸，年轻人在网上用社交媒体，内容也以英文为主。」

对于学校的华文课，童言很不满意：「教材是学校自己编写的，选用的课文、整体语法都很糟糕，缺乏逻辑，有时标点符号都弄错了。」

她提到小学四年级一篇题为《藏戏》的课文，主人公唐东杰布在山东找了7位姑娘组成西藏第一个藏戏班，他们通过表演藏戏筹集捐款，最后实现自己的初心：给雅鲁藏布江修桥。但历史上记载，藏戏姑娘来自西藏南部的山南市琼结县，却被教材误写成了山东。

从事写作的童言，对文字很敏感。

「文中写道：』他心想有桥就好，很多人笑他异想天开。』但他心里想的事，别人怎么会知道呢？」 「一些课文直接从英文翻译成中文，但翻译得很别扭，就像你在美术馆看到的当代艺术品介绍一样。为什么要找来山东的姑娘组成藏戏班子？」

还有一次，学校布置了讨论课，题目是「不同家庭的迁徙」。童言对题目中的「迁徙」一词提出异议：「我和老师们争论，这个词用得不对，但他们说这样用没问题。『迁徙』，一般指动物的大规模移动或人类因为战乱、天气改变了居住地。而在新加坡，家庭更多是出于移民和工作调动的原因而流动。我小时候从来没听过『家庭的迁徙』的说法，用『搬迁』更合适。」

童言担心，这样的华文教育很难让孩子体会到语言的美，最后沦为「生存语文」，很难用华语讨论更复杂的问题：「我的小孩用英文写很多东西，但汉语表达远远不足。学校里的华语教学只在意认识新词汇，非常刻板。」

经过好几次磋商，童言和学校最后达成妥协：作业还是继续做，但课文就不背了。童言特意在中国的音频App上找了一些「朗朗上口、很有韵律感」的儿歌给小朋友听：「我想让他们体会到，什么是好的中文。」

在新加坡另一头，马来西亚的华语社群又是另一种面貌。

1.「字的笔画还要数？英文单词就不需要。」

2019年，马来西亚华人吴小红来到北京大学读博士，研究印度宗教文化。

「我希望以一种他者的身份，来了解自己国家的历史。在伊斯兰文化来到马来西亚之前，印度教和佛教文化也曾在这里生根发芽。」

「Ng Siaw Hung」，这是吴小红的马来语名字，它由客家话发音和马来语发音习惯转译而来。

不同的华人社群有不同的拼法，比如「吴」字，粤语和客家话都是「Ng」，但音调有别，而在闽南语中则读作「Gou」的第五声。

吴小红出生在马来西亚沙捞越州（Sarawak）的首府古晋市，这里也是电影导演蔡明亮的故乡。古晋分为南城和北城，华人主要聚居在南城。吴小红在家里说一口客家话，但要是在社区里碰到其他华人，她会改讲马来华语，后者的发音比较接近普通话。吴小红称：「只会说华语，你也能在当地生活下去。」

与大多数马来西亚华人一样，吴小红有过在新加坡工作的经历。她当了几年华文老师，从补习班到大学的对外华语，她的学生包括不同族裔的中小学生、留学生等。

吴小红明显感觉到新加坡的华人小朋友对此兴趣并不高，整体氛围不如马来西亚：「他们学习华语有一种学习外语的心态。

「在新加坡，华人和华人之间一般讲英语，不少人家里也说英语。小朋友只在课堂上接触华语，课堂下却没有机会说。」

早在1819年，槟城就开办了马来西亚最早的华文私塾——五福学院，随着华侨人口增多，更多华文私塾陆续在马来半岛上出现。

1919年，「五四」运动在中国本土爆发，马来西亚的华人私塾也跟着在华语教学上作出调整，从用闽粤方言授课转为用中国北方官话。到了上世纪70年代，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又陆续推行简体字和汉语拼音教育。

吴小红对小学阶段的语文课并没有很深的印象，她觉得，学习华语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情。她从小就处在说华语的环境中，去华文小学上学，老师也用华文去教其他科目。

吴小红还记得，课本上有「床前明月光」，学习方法一样是背诵和默写。 「一年级的时候，我们从数笔画开始，一些小朋友好生气：字的笔画还要数？英文单词就不需要。」

马来西亚推行三语教育：马来语、英语，以及不同族群自身的母语。 1961年，马来西亚颁布新教育法令，要求将过去的英校、华校、泰米尔学校改制为「国民型华文中学」（简称「华中」）。华中将华文列为必考、必修科目，区别于将之列为选考、选修科目的「国民中学」。

一个华裔学生上完中学五年级（相当于中国的高二）后，需参加马来西亚教育文凭（SPM）考试，通过考核后再读两年「中六」（也称大学预科班），通过马来西亚高等教育文凭（STPM）考试后则可进入大学继续研习。

在这两门考试中，华文均为选考科目，但近些年来放弃选修华文课的学生越来越多，这与华文考试相对更难、国民中学忽视华文课教育直接相关。

2.艰难的华文学校

为什么放弃考试选华语？

一个例子是：如果想获得马来西亚政府的奖学金，学生需要在SPM中取得全科「A+」（90—100分）的好成绩，但在现实中，华文考试成绩以低A+率著称。近几十年来，马来西亚推行了不同的教育政策，客观上削弱了马来西亚的华文教育基础。

上世纪60年代，华中以英语为主要教学语言，到70年代则逐步改为马来语。现在，马来西亚有70多所华中，主要用马来语、英语教学。自马来西亚教育改制至今，仍有61所中学坚持用华语教学，独立办校。这61所「独立中学」（简称「独中」）游离在官方教育体系之外，联合举办类似高考的「统考」。

大多数独中毕业生会参加统考，借此前往中国大陆、香港、台湾的高校读书。但直到今天，尽管统考成绩被很多国家（包括美国、加拿大）的大学认可，但马来西亚教育部门并不承认其合法性。

公立中学对华文选修课的重视程度也不一致，想学好华语，除了要求学生自觉外，往往具有偶然性。吴小红称：「马来西亚一些中学的校长对中文不太重视，有华文老师就开这门课，没有的话就不管。」

吴小红上过三年的华文独立中学，后转入国民中学，两边华文课的进度完全不同。 「13岁的时候读的华文初中，那时开始学文言文，包括周敦颐的《爱莲说》；也有朱自清的《背影》等白话文文章。但15岁换到国民中学，同学才开始学习同等难度的东西，两者相差很远。」

根据吴小红的观察，马来西亚华人掌握的华语水平并不一样，有的人只会说，有的人看得懂字但不会写，有的人只能用拼音敲：「我听朋友和学生说，有些华人住在马来人的聚居地，从小就只讲马来语。还有些华人，家人过去是英殖民地的职员，从小倾向英语教育，讲英语。」

「会不会说华语、说得怎么样，不仅和你的家庭结构相关，也和你所在的社区、选择的学校教育有很大的关系。但很多华人都有一种使命感，他们就觉得一定要学好华语。」

3.不同的华文表达

在广州长大的童言，很怀念中学时期的两位语文老师。他们鼓励学生们多看书，让童言喜欢上了阅读，走上了写作的道路。

「一个是高三时候的语文老师，尽管学业很紧张，但他还是带我们读新诗，我才知道了海子、北岛、顾城，了解到一个白衣飘飘的年代。另一个语文老师，他在讲《鸿门宴》时突然放下书本，为我们演示了拔剑的动作。念文言文是很枯燥的，老师活跃一下气氛，会让我们觉得很好笑。古文离我们很远，而语文老师是个很好的桥梁。」

对童言来说，语文课就像打开一扇大门的钥匙，让我们能了解更宽广的中文世界。

对于吴小红来说，讲华语时总会不自觉地蹦出些地方词汇，这些用语多受马来语和闽南方言的影响。

比如讲到茶时会念「teh」，黄瓜则读作「tibun」，至于路边常见的生蚝面线的「蚝」则念作「oua」。在此之外，马来西亚在日常的华文使用上，也受到了中国海峡两岸用语的影响。

吴小红认为，马来西亚的华文教育整体上仿效台湾和中国大陆的教学理念和教学方式，但在具体实践中，也有其独特的创造：「马来西亚能吸收更多不同的华文表达。」

她解释道：「这边的华文报纸，标题习惯用繁体字，但内文会用简体字，街头老店的招牌也多是繁体字。在台湾旅行时，看见街上的招牌、基隆马路上的摩托车，落后的、脏脏的，让人有一种没有出国的熟悉感。台湾的行文和说话风格有一种跳跃感，很啰嗦，但有一种人情味。」

接触多种语言，会不会每一门语言都没学好？吴小红有这样的困惑，她记得小学时学校常举办三语演讲比赛，但优秀的人并不多。 「能同时掌握好几门语言的人不占多数，学习两门语言有时候也会互相干扰，思维很不一样。很多广告不也说，要用英语思维来思考和学习吗？」

童言并不太担心这个问题，尽管她的孩子要同时学会英语、瑞典语和汉语。她说老师也有反馈，称孩子的学习速度并不比别人慢：

「一年级时，有人可以写一句话，但哥哥连一个单词都不会。但过了段时间，就跟上来了。学几种语言，总有一个强些，一个弱些。我在电视上看到一个俄罗斯小朋友，学了五六种语言，都说得很流畅。只要小朋友爱学，就没问题。」

童言常常会告诉孩子，不要觉得全世界都说英语，世界上有很多种不同的语言，要对不同文化保持兴趣。

「无论是汉语、英语，还是法语，都带有不同的思维方式和文化。我们给小朋友一个种子，把种子放在那里，看他有没有兴趣、怎么利用。不只是汉语，每一种语言都有很多俚语和奇怪的表达，这是文化特有的东西，像能说话的古董，可以打开不同的大门。」

尽管，她的两个小孩，已经好几年没有回过中国了。

本文写于2020，发表在《新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