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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正在我们身上发生：瘟疫中的平民日记

2020 年 3 月 30 日

现在我们知道了，疫病并不是灾难的全部，只是灾难的引擎。 COVID-19病毒在全球烈性蔓延，正在推倒全球化时代最璀璨、也最长的一副多米诺骨牌。

这副骨牌，原本是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之后，人类在难得和平的20世纪后半叶交出的成绩单——推动全球化的基础设施：高效率的国际化大都市、24小时不停歇的交通、商贸与资本流动网络、二战后建立起的诸多国际组织、世界主义的理念与教育体系⋯⋯而这一基础设施，并没有办法阻挡病毒从制度的最薄弱环节失控爆发，反而在失控之后，令它以空前的速度在全球蔓延，威胁数以百万计的生命，逼迫生活、生产、经贸接连停摆。

这一链条连番倒下的终点在哪里，谁也不知道。但倒塌过程中的人道悲剧、集体恐慌、经济衰退、仇恨与集权的抬头，每个人都正在经验，也都正在述说。

这也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社群网路时代的全球性瘟疫。

现实越令人孤独、隔绝，令人感到生活破碎失去控制，在网路的时空里，人们彼此分享与连结的愿望就越强，透过只言片语的表达找回掌控感的愿望也越强。

随着全球感染、死亡的数字进入可怕的指数级增长，许多人一生也未曾遭遇过的场景在短时间内同时发生：街道死寂、城市停摆、物资匮乏、社交隔离、医院如战场、殡仪馆与墓地不够用。它们好像末日电影般失真，但又如此真实。就像突然降临的死亡。因为咳嗽送院的人，想不到他们的离世仓促到无法跟任何人说再见。在隔离病房故去，见不到与家人的最后一面，也来不及有哀悼的仪式。当哀悼无法发生，死亡本身变得非常失真。于是，人们在网络上，记下亲友曾存在于这世界的痕迹。有些是生前的求救，有些是死后的追悼，有些则变成了巨大的公共事件，比如年轻的武汉医生李文亮。

疫情中，我读了许多分析与报导文章，它们从病毒的科学介绍、全球公共卫生体系的总结、不同国家的制度特征与应对策略分析、还有医院这样的前线报导等各个角度帮助我们理解眼前正在发生的历史。但读的最多的，还是普通人的日记。

有些是普通人在危机时刻的朴素记录：今天自己或家人感染了，症状是什么，检测过程怎么样，去哪里求救，如何入院，经历了哪些困难，医院的景象如何，病情如何发展，能否得到救治，什么样的救治。有些是被迫隔离期间的日记见闻：每天怎么照料自己和家人的生活，做哪些事来维持日常，如何学习或者恢复了做自己的一日三餐，每天看到的新闻，隔离中朋友们的消息，怎么去消化这些信息，理解自己的情绪和思考。有些是对自己所在地区的「抗疫」战事的观察，政府又出了什么样的新政策，生活中对这些政策的实际体验如何。

常常在想，为什么这些记录特别给人力量。许多「资讯」我已经知道，「道理」也似乎懂得，但仍然着迷地在人们的日记中再读一遍，读它们变成活的「生活」的样子，读人们怎样活出这些真实的样子，更重要的是，读人们在生活的艰困之外，仍然冷静审视自己所经验的样子。在社群网路上，那些雪片一样的记录，有些灵光一现，记录下渺小生命的关键章节；有些坚持不懈，以记录作为一种自觉，去给自己正在经历的一切，赋予意义。

独居在武汉的女孩郭晶，在封城开始之后，经历了物资抢购、死亡阴影，决定写日记，给停顿下来的时间和空间一个自己的秩序。她几乎每天都写，她说身在其中，「没法用一种统一的心情来写日记。世界如此荒诞，我只能一一记录下这些荒诞。」她说，「封锁让人们的生活进入原子化的状态，失去和他人的联系。我要在这座孤城中重新寻找我的位置。」她说希望自己以写作为行动，成为一个联结者。于是在短暂的可以出门的时间，她尽力去找清洁工人聊天，记下这城市停顿之后，维持它最基本运作的底层工作者，都经历了什么。她在微博和Matters连载，日积跬步，成了厚厚一本《武汉封城日记》，即将在联经出版。

与德国籍的太太和年幼的孩子一起生活在武汉的晓宇，记录下一个跨国家庭，在跨国病毒冲击之下的荒诞与日常（微信公号世风，id：world-views）。一开始，他们商定让妻子带着孩子，跟随撤侨的飞机离开中国，而晓宇本人留在武汉，与父母相伴。漫长的家庭分离与等待之后，武汉的疫情得到控制，终于将要解封时，病毒却已经在全世界蔓延，包括他曾希望妻子与孩子得到保护的欧洲。他写：「走出武汉，要面对世界的荒芜。⋯⋯这一场始于武汉的危机，扩散到了世界，又有多少个武汉出现了。」在德国，「她面对新一轮的居家隔离，给巴伐利亚带去『武汉经验』，熟练地开始备货。但也不是所有的经验都能移花接木。」在中国，「越是到了尽头，人们的情绪越是急不可耐，多一秒也没法等下去。疫情演变成一场清算。我们在此清算，长久以来的权力，盛行已久的观念。清算家庭关系，距离和温情，过往和余生。」

在疫情中目睹城市冰封、亲人病逝的艾晓明，以网络上那些呼喊的碎片入诗，写下普通人的告别，也写下自己的坚持：「就算我们所居之城已经是一艘泰坦尼克号，然而在那艘船上，也曾有乐队坚守，有互助礼让，有地老天荒的爱与永别。而我写下的，不过是一个家庭主妇的零星琐碎，既挡不住病毒也不能成为瘟疫时期的丧事典范。我想做的，只是在这段乍暖还寒的日子里，保守住自己的人性。方生方死，生死哪里有明确的界限，亲情又岂能被死亡阻隔。人活一天，也要将理性和善良延续一天。平安的安，也是安之若素。」

世界各地的留学生、华人移民，在远距目睹武汉的惨剧，进而亲身在地体验到恐慌来袭时，也写下了他们在台湾、美国、英国、加拿大、义大利、德国、新加坡等地观察和亲历的一切。在美国Google工作的工程师记录下他看着疫情跨越大洋逼近的感受：「我从未如此真切地感受到『地球村』、『世界命运共同体』的意义。这些通常用来描述全球化美好愿景的概念，今天遵循着一条无情的指数曲线向我逼来。在过去的一个多月里，我能感清晰地受到疫情的步伐，那种涌动在社交媒体的悲痛、感动、愤懑突然跨越重洋，变成切实的担忧和恐慌。」等待着从中国回到台湾的网友写：「以前，唐山过台湾，跨过了黑水沟便是到了。如今，肉体跨过海峡不再成为难事，然而我却总是有种悬在海峡之中的感觉：『不知是否离开了中国，不知是否抵达了台湾，不知这条海峡有多宽阔。』」

还有许多人，把自己在疫情中经历的小小变故、或者悲欢喜乐，记在特殊的空间：

「吹哨人」李文亮，在感染病毒去世之后，他的微博已经有累计超过130万粉丝。他2月1日发的一条微博，是记录那个确诊的时刻：「今天核酸检测结果阳性，尘埃落定，终于确诊了。」这条微博，在他去世之后，并没有停止更新。陌生人来这里留言，至今已经有超过70万条。

那是什么样的评论呢？

2月7日：「似乎等不到你回来的消息，一路走好！还有，谢谢你！」

2月8日：「你喜欢的我都买来了，德克士跑了三家没有一家开门，所以只能买到这样的手枪腿了，车厘子多吃点！感谢你的发声！谢谢！」

2月10日：「今天我十八岁生日，愿望是您的家人一生平安幸福，孩子健康成长。」

2月18日：「李医生，已经不能转发你的这条微博了。被屏蔽了。真tm恶心。」

2月22日：「李医生，我母亲因为肺功能衰竭去世，如果您在天堂能看见她，一定要帮我嘱咐她注意身体，一定要健健康康的。」

3月1日：「我在写英语作文，我把你写进去了。」

3月10日：「李医生，今天ai·芬医生的文章不断被删除，我感到难受。」

3月11日：「今天人物发了一篇文章，很快被删了，但是很多人都在尽力去转，去接力下去，虽然转完还是会被删，但直到现在这场接力也还没有停下来。我们会记住的，说真话的勇气，谎言和逃避的代价，以及这场永远也不想再发生的悲剧。」

3月19日：「网络一大波的攻势又开始了，看着恶性，已经懒得评论了。严重的话更不敢说，我怕消失。只能来你这里，轻轻的对你说，不管怎样，你总算是得以平反了，希望你在天之灵能够安息。活着的人无力改变，只能寄希望你在来世能幸福，祝福你。」

人们形容，李文亮的微博，已经成了中国人的「哭墙」。在世界的各个角落，还会有很多个这样的「哭墙」，承载着无数普通人在这次世纪瘟疫中的悲欢离合。

这些在地球不同角落的悲喜可以互通吗？这样惨痛的人类经验可以传承吗？历史从没有给过我们确定的答案。但正是这些从瘟疫中不断涌现的个人记录，第一次让我意识到，历史的草稿，真的放在了每一个人手中。但并不只是因为人们能写能说，而是因为，人们有了某种历史意识的自觉，去写，去说，去探询真实。

这条路并不容易。所谓「写作是最小单位的自由」，半年前为Matters提出这句口号时，我还没有像此刻这样，明白「自由」的含义——当生活的琐碎、沉重与苦痛映照在书写的镜子里，它们才获得超越事件自身的意义，真正成为人的经历的一部分。而当你以见证者的自觉，主动承担起发生在自己身上的历史，历史也才真的会在你身上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