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始于女性，也终于女性」｜ 丹麦信义会在满洲

由于曾使用瑞典行道会的历史材料，虽两者并不直接相关，仍受一位熟识的长辈所托，汇整了同属信义宗（路德宗）的丹麦信义会于满洲地区的宣教工作，完成本篇简记。本文性质仅属爬梳与编译，并不具原创性的观点。

作为基督新教信义宗的独立组织（非隶属于国家色彩浓重的丹麦国家教会），丹麦信义会差会Det Danske Missionsselskab （Danish Missionary Society, DMS；或称丹麦路德宗差会）成立于1821 年，1864 年于在斯里兰卡开启海外工作，后陆续在印度南部、东部，以及中国东北等地进行长期宣教工作，其组织信条为「不要怕！只要信！」（”Frygt ikke! Tro ikkun! ”，路8: 50、可5: 36）。时至近代，2000 年起DMS 与Dansk Santalmission （Danish Santal Mission，专注服事印度东北、孟加拉、尼泊尔桑塔人的宣教团体）合并为具基督教背景之援助发展组织Danmission 。

1892 年，DMS 派出第一批、共三位宣教士至中国（有趣的是，同属信义宗的瑞典行道会，也在同一年正式进入南疆喀什设置据点），初期驻在地为杭州，他们分别是Johannes and Marie Nyholm 以及Caroline Johansen ，然而Nyholm 夫妇很快便因水土不服而返国；第二批宣教士Conrad Bolwig （1893 至1946 年在华工作）及其妻子Minna 于隔年抵达。

最初两年，丹麦宣教士的主要事务爱自于学习中文，与较早抵达、同属信义宗的挪威籍宣教士商议彼此的工作协定。 1894 年甲午战事爆发，具医护专业的Caroline Johansen 透过引介转往满洲（丹麦文、英语文献依照西方惯例，称之为满洲），于旅顺建立据点、医治战争伤亡的中国士兵。尽管日后因种种原因， DMS 将「第一位派驻满洲的丹麦宣教士」的名衔给了1895 年进入旅顺的Bolwig，但事实上Johansen 才是进驻东北的第一人。这部分也呼应着DMS 内部的决策张力，并女性作为少数所尝试做出的抵抗协商。鉴于当时普遍的保守氛围，丹麦宣教士之间对于是否要向中国妇女开展事工一事，有所意见分歧。

占会议多数的男性宣教士皆表示反对，认为不应直接为中国妇女推展宣教与办学工作等，力主此事不符风俗，易生事端而不尽负责。 Caroline Johansen 则为此力争，主张：「诸位怎么指控我不负责？当只有男性宣教士向男性慕道者传道、讲学，我们的职责又在哪里？难道救恩的道路是只为男性而预备，反倒任凭女性灭亡吗？」尽管她的意见最终并未被占会议多数的男性宣教士所采纳，但这类注重中国妇女听道机会、受教权益的取向，强烈影响了DMS 日后在满洲数十年的事工。

DMS 最早在旅顺、大连等地工作，1911 年起向北满洲扩展，最远极至哈尔滨，后工作重心更延伸至丹东（时称安东），此外，也在凤城建立了女子圣经学校，由宣教士Nanny Brostrøm主理（1906—1950 在华工作），包括原有的南部据点，DMS 在满洲一共建立了12 至14 个工作站。尽管并没有其他的信义宗教会在此运作，DMS 仍与其他宗派——如长老会（苏格兰及爱尔兰）——合作进行慈善事工，例如沈阳的YMCA 及盲人院，由宣教士夫妇Johannes Rasmussen（1911–1949 年在华工作）及Ellen Plum Rasmussen（1921–1938 年在华工作）负责。

每一位DMS 宣教士均须接受宣教学校的正规课程与基础医学训练，且在北京的语言学校学习中文数年，此外，他们也需学习中国日常生活用得上的多种技能，包括建造房舍、购买建材、基本的工匠技术。尽管绝大多数DMS 派出的宣教士——无论男女——都具有高等教育学历，但对他们而言，最困难的部分始终是学习语言。

他们把握各种的聊天机会：日常闲聊、参与地方庙会、新年广邀邻里来教会坐坐，以传递耶稣基督的福音。此外，绝大多数开拓教会的宣教士，具备了基本的医学知识与技术，尽管他们不是专业的医师，但在医疗资源极度缺乏的当时，简单基础的医疗处置对贫苦之人而言，可说是雪中送炭，更是传递福音的契机。依如基督教在世界各地的传播，许多DMS 在乡村的聚会点，会众的网络关系，皆可追溯至医院。

DMS 在满洲前后起建了三间医疗院所，安乐克（Dr. Søren Anton Ellerbek）于1906 年在安东（丹东）建起第一座医院，接着1909 年于岫岩、1923 于绥化建院，且于1912 年在奉天（Mukden，今沈阳）建立了医校，由安乐克主管医校事务（1922—1940）。安东的医院则是由郭慕深（Karen Gormsen, 1880—1960）主理，并兼理周围区域的教会事务。值得一提的是，因着持续的战乱，当地人开始将无法抚养的婴孩，弃置在她的家门口，渐渐地，郭慕深自医院向外延伸，做起了育幼院的事工。

在大孤山（今鞍山市千山区），宣教士聂乐信（Ellen Nielsen, 1871—1960）于1903 年建立了一座女性住宿学校（崇正女子小学），紧接着建立了中学与高中，接着在1915 年，建立了满洲历史上第一座幼儿园。此外她也购买土地，建立庇护所（崇正贫民救济所），让妇女学习纺织技术，让失业男性耕作田地，并给付薪金。 1931 年聂乐信入籍中国，新中国建立后，聂乐信是全中国仅剩的一位丹麦裔宣教士。

1912 年，宣教士于承恩（Johannes Vyff, 1870—1932，1896 至1932 年在华工作）在安东县劈柴沟建立供男孩入学的中学（三育中学）；宣教士Christian Waidtløw （1895 至1936 年在华工作）则是看见本地神学教育的需要，接连在旅顺、大连培育中国神学生，1922 年起在劈柴沟经营神学院，往后Anders Aagaard Poulsen（1912 至1946 年在华工作）也加入神学院的工作。

于此同时，丹麦宣教士家庭格外重视自己孩子的教育，特别是中文的学习，一些宣教士甚至刻意让孩子学习中文作为第一语言，而后才学习先于丹麦语，以促使他们很自然地与中国孩子成为玩伴，学习爱这个他们从小生长的国家与人民（”They learned to love the country and people among whom they lived”）。

而本地信徒也逐步成为了教会的支柱。 1913 年，第一位信义宗神学院培育出来的信徒 Yen Hsing-chi （未查获中文名）获任命为牧者，1927 年起，其成为DMS 在中国东北教会会议的主席。据宣教士口述，1929 年起，东北教会兴起一阵奋兴运动，并持续多年，一方面是由于信徒听道后的觉醒，另方面也导因于日占时期社会长期动荡所致，1931 年全教会成员约5000 余人，至1940 年，已成长至11000 余人。这段期间，DMS 屡屡遭受日方的刁难。

由于二战期间丹麦为纳粹德国所占领，DMS 本部仅能寄送微薄的经费，支援宣教士的个人生活所需，除外，教会、医院、学校等均须自给自足，中国的信徒群体也确实就此承担起了责任。经历二战艰苦的岁月，除了医院外，绝大多数的学校、教会活动被迫暂止，至中国内战期间，教会活动才得以复苏。

然而，1950 年，新中国成立，受《三自宣言》引起的排外浪潮波及，除了已入籍的聂乐信之外，丹麦籍宣教士遭全数驱逐，被迫离开深耕数十年的中国东北。

安东育幼院被迫关闭，当时院里一共庇护了240 名16 岁以下的孩童、青少年，被驱离的宣教士包括时年70 岁，已在满洲深耕44 年的郭慕深。她为着再也见不到「中国孩子们」而伤痛欲绝（”very sad and 'sick at heart' for her children”），后留有口述史《 我在中国的孩子们》一书（1961，尚无英译本）。据2008 年的纪录，郭慕深的居所建物仍在，邻近于丹东的元宝山教堂，部分教会医院建筑也仍存在，目前为丹东市立医院西侧三号楼的一部份。

位于大孤山的女子学校与救济所也遭遇相同的命运，教会经营的所有土地、建筑均被没收，时年79 岁的聂乐信被赶入一间地下室居住，仅能仰赖她忠心的助手王生仁协助贩卖牛奶，以达成集体分配的生产额度。 1959 年，王生仁因协助聂乐信而被逮捕、判刑；1960 年初，晚年失明的聂乐信因失足而跌断双臂，同年七月，以89 岁高龄逝世，葬于孤山山脚。

自Caroline Johansen 于1894 年抵达旅顺，至1960 年聂乐信病殁，DMS 在中国东北的宣教工作，始于女性，也终于女性（"Dansk Kinamission begyndte således med en kvinde, Caroline Johansen, og sluttede med en kvinde, Ellen Nielsen”），前后60 余年，共有140 位丹麦籍宣教士参与在中国的工作。

编译注记

本文主要依据Danmission的历史专题访谈〈丹麦宣教会在满洲：1895–1950 〉（DMS in Manchuria 1895–1950）一文，以及丹麦教会组织KinaFokus的〈丹麦宣教团在中国〉（Dansk mission i Kina）一文，并佐以部分研究机构资料，综合编译而成。

非常值得注意的是，当代丹麦网路资讯对这段历史的解读，除了DMS 的口述史纪录之外，往往会强调DMS 团队中的女性在中国东北事工中的特殊地位与贡献，例如关于几位宣教士的生平记叙，最为详尽资料来自KVINFO ——丹麦性别、平等与多样性中心（Danish centre for gender, equality and diversity），他们对聂乐信、郭慕深、 Caroline Johansen等人的生平做了极为细致的考证与公开推广。

关于聂乐信与DMS 的历史研究，丹麦学者吴坤美（Estrid Nielsen）曾在1980 年代，做过一系列的历史研究与纪录，可惜她的 数本著作皆为丹麦语且在丹麦的图书馆才借得到。华裔作者鸿路曾以中文发表过〈八千人的最后一个〉、〈闯关东的北欧先驱〉等两篇相关散文。

影像方面，DMS 于世界各地工作的历史纪录照片，已交由南加州大学进行数位典藏，并全数上网公开供公众阅览。

另关于丹麦宣教团与政权之间不对称的政教关系，请参阅徐炳三博士的研究，特别是其于2008 年出版的博士论文《近代中国东北基督教研究——以政教关系为研究视角（1867—1945）》。

最后分享在查阅公开影像时，最不正式却也是最有趣味的一张。摄于1935 年郭慕深返回丹麦述职以先，看画面，众人应是要来张离别的合照，但不知为何被迫中断了，而快门也未加等待，于是孩子们或四处张望，或吃手手，或前倚后仰，吱吱喳喳，宣教士回首一望，已然埋身于院童之间，流光闪动，即是数十载的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