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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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飛機上寫小說

也就是說,當我面臨生計問題,我就迫切要去解決生計,而不是寫小說,寄望文學能解決它──文學解決不了任何問題。我也不希望我的文學是“解決生計”,就這麼簡單。
我記憶中的一條裂痕| Amina Kadous

我最近打算寫2022 年最想寫的那本小說,循序漸進,以一種更平和的心情。那時我還處在對故事的興頭上,興致勃勃低開了個頭,寫了五千字左右,只勉強找到一種講故事的語氣,然後就再也沒有勇氣打開它。

說實話,我到現在都沒有什麼寫小說的經驗,這可能算是第一回。等我今年再想起它,在腦海中又編織它,這個故事好像又回來了。我不知道是因為它一直在那裡,還是我已經有能力召回它。

但其實我也明白,之前之所以寫不下去,是因為處在現實極度不安穩的情況下,雖然沒有到迫切、恐怖,幾乎毀壞生活的地步,但依然沒有連綴小說的能力。你看我雖然一直在寫,但寫的都不是小說。

李翊雲曾在一期播客節目中談到擔任「寶珀」文學獎評審時的感受,她說自己驚訝於中國的年輕作家以「生計」為主題的佔比之大。可以說這是一個現實的問題,社會的問題,但也是每個選擇寫字的人面對文學創作的思考。

從我的例子來講,我所說的“現實不安”,已經很直白了,其實也就是現實的生計問題而已。在這樣的情況下,我沒法寫小說,而且我的關鍵問題也不是寫小說,甚至可以說我的痛苦,也並非是由不能寫小說帶來的。我另有自己要面對的困境,文學只不過是率先察覺了,並向外傳遞。生計就只是生計,它只是在那個當下剛好進入到文學,進而被廣泛地發現,好一點就會引發同情。

然而我對文學的思考,不只是迫切的生計問題,不是懷抱文學就能解決這個問題的希望去寫,由此我寫不出來,也不會這樣去寫。

也就是說,當我面臨生計問題,我就迫切要去解決生計,而不是寫小說,寄望文學能解決它──文學解決不了任何問題。我也不希望我的文學是“解決生計”,就這麼簡單。我想要思考一些更「圓潤」的東西,它就必須是空閒和穩定帶來的。

當我重新開始寫小說,我的生活確實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我的現狀似乎安定下來了,我對未來不再有過度的恐懼。那種有閒心連綴長篇的能力,不帶任何迫切、功利心地,又重新回到了我身上。

就像中學時的晚自習,第一節的預備鈴聲才剛響起,我的課桌上已經擺好了筆記本和碳素筆,在七點和九點之間,還有漫長的兩個小時可以寫,老師也不會來,而我開始為女同學創作浪漫小說。

彼時不會想到即將到來的中考,更何況是遙遠的高考,大學畢業和工作,人生再下一份工作……在一種高度重複,卻足夠安穩的日常中,我將故事寫滿了筆記本,那裡有我所有的幻想和青春,我想傳達的夢。

現在我隨時隨地都能寫小說,我甚至不需要那間“一個人的房間”,可以被打擾,然後再次接入幻想的世界。但飛機上的時間似乎是最好的時間,不算長,不會像上班一樣煎熬,但也足夠使用。

在這個舉動發生之前,我都不明白為什麼這個空間會成為一個很好的寫作空間,難道它真的有魔力嗎,我不是說我已經不害怕被打擾了嗎。但直到現在我才明白,我們是懷著一種期待去坐飛機的,我們做好了準備,內心是安定的,所以消耗那些時間時,會感到無比的暢快。

我相信在飛機上閱讀也是這樣的,或者將那些時間用來畫一幅畫,編織一件毛衣(如果允許帶上飛機的話),飛機上的時間是確定的,短暫的過去、現在和未來,都是十分確定的。而最重要的是,我們懷抱著期待。

我閱讀埃萊娜·費蘭特(Elena Ferrante)和希拉·海蒂(Sheila Heti)在2016 年的通信,她們談到"抽煙"的問題,費蘭特說她突然有一天就戒菸了,因為她認為"抽煙時寫下的文字總是好過那些你擔心抽煙影響健康時寫下的文字",按照尋常的理解,既然如此,就應該一直抽煙才對,為了寫出好的文字。但費蘭特意識到這一點後,就戒掉了煙,是不是就說明,不抽煙時就完全寫不了小說。這是讓人恐懼的。

我不再強調"一個人的房間",也是擔心它益於我的同時,還會將我困住,沒有這個房間/空間,我將無法寫作。而我一旦弄清楚了飛機上的時間為什麼不一樣,我又能夠隨時隨地寫小說了。

最近和朋友聊天,我說這不再是從前作者將手稿藏到抽屜中,二十年後拿出來被編輯發掘的時代了。自從網路誕生以來,幾乎每一個人、每一天都在寫作,所以我不害怕,我寫作就是為了模擬頭腦中的思考,我希望它的形式和我的頭腦一樣自由。

2024 年3 月9 日


CC BY-NC-ND 4.0 版權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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