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我編選了一本《中國新寫實主義文藝作品選》，我在「代序」中寫了一句話：「每一個人都有更多的勇氣去忍受別人身上的痛苦」。因為人與人的感情是很難相通的，所謂「感同身受」只是趨「同」，而不可能是全「同」。

在香港仍然有言論自由的保障下，不畏權勢或許不是太難，真正困難的是不畏群情：當群情洶湧地說你錯了，而你相信自己是對的，你能夠堅持嗎？

李怡不是我的本名，是六十多年前與麗儀談戀愛時取她名字的諧音而用的筆名，一用六十多年，已成為本名了。六十年多來，在政治運動不斷的前二十年，她受到不知多少壓力、磨難、鬥爭，迫她與我分離。但她堅持自己的選擇，對我不離不棄；後三十年麗儀伴李怡同行，對我的寫作生涯有著關鍵的影響，署名李怡或…

除做好本份的教師工作之外，麗儀在政治上不求進取，保持審慎距離。她不抗拒中共發動的政治運動，但不積極參與。文革開始，許多年輕老師都爭做「造反派」，麗儀就做當時被批評的「逍遙派」。

那個夜晚，加另一個夜晚，我拼湊起一副對聯，置於她出殯日的靈前，聯語是：「結緣逾半世紀情人妻子終身良朋忍令天凡永隔；牽手近一甲子說事談心朝夕侶伴只餘舊夢縈懷。」

慢慢我們的通信就涉及個人的理想、胸懷、情操，談思想、哲理、社會，類似幼稚版的魯迅的《兩地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