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执法机关的过错，如何才能改变？

2018年11月22日，美国非裔青年小艾曼迪克.布拉德福德（Emantic Bradford Jr.）在阿拉巴马州胡佛市尝试制止一场争斗时，被警察认成了争斗的参与者而被枪杀，之后警察未被起诉。

2018年6月19日，只有17岁的非裔高中学生安托万.罗斯（Antwon Rose）在宾夕法尼亚州匹兹堡在逃离警察时被一名刚刚入职一天的警察枪杀，此时他身上没有携带武器并且背对警察，警察被陪审团最后宣判无罪。

2018年3月18日，美国非裔青年斯特芬.克拉克（Stephon Clark）在加利福尼亚州萨克拉门托因为翻越围墙被警察追捕，在警察喊了一声“有枪”之后被射杀，六枪命中背部。后来证实，他手上持有的是一部手机。

2017年4月29日，15岁的非裔男孩乔丹.爱德华兹（Jordan Edwards）在得克萨斯州巴尔奇斯普林斯在逃跑时被枪杀，此时身上没有携带任何武器。

2016年7月11日，约瑟夫.曼恩（Joseph Mann），一名有精神问题的非裔流浪汉，在加利福尼亚州萨克拉门托没有遵守警察的指令之后被警察开车碾压并枪杀。他攻击警车的武器，是一个保温杯。

2016年1月18日，白人青年丹尼尔.谢韦尔（Daniel Shaver）因为在向警察伏地跪下爬行时用手伸了一下裤子而被警察枪杀。

他们是一个个名字。不幸的是，他们因为一个不公正的体系成为了一个个数字。

要知道，早在近期的大规模抗议之前，警察的暴力就是美国社会文化的忠实写照。无论走到哪里，都可以看见不同类型，不同规模的抗议在挑战着这个将执法机关变成免责杀戮机器的不公体制。

种族因素始终是围绕在这一美国长期以来最为严重的社会问题的主要原因。一份2015年的数据显示，少数民族占美国总人口的37.4%，占武装和非武装警察枪杀受害者的46.6%，但他们占被警察杀害的非武装人员的62.7%。一份来自《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2019年的报告，更是直接显示被警察枪杀已经成为了美国黑人男性死亡的第六大诱因。

美国的司法和执法体质存在着太多的不公，但是除了显而易见的种族因素之外，也绝不可以忽略与这些事件有着直接关系的的有限豁免等重要问题。

什么是有限豁免？

民权运动的高潮时期，在南方最穷迫，种族冲突最激烈的密西西比州，一起明显携带着种族主义气息的诉讼案从当地的首府杰克逊市闹上了最高法院。在警察因为他们使用“仅供白人”的大巴候车室之后，几名黑人神职人员指控这些警察侵犯了他们的公民权利。在由9名白人男子组成的法庭中，九名大法官最终认定这些警察并不违法，因为他们不应该因为 "善意和有合理的理由"执法而面临法律责任。

现有的“有限豁免”是在1982年的哈罗诉菲茨杰拉德（Harlow v. Fitzgerald）一案中成为“警察可以合法行暴”的代言词的。由于界定每一次引发诉讼的执法是否出于“善意和合理的理由”过于主观，因此这一新的最高法院议案决定，即使是恶意侵犯人民权利的官员，除非受害者能够证明其权利 "明确确立（clearly established）"，否则即使是恶意侵犯人民权利的官员也不会受到豁免。

令人不免苦笑的是，这一决定的出发点本和警察执法无关，而是因为被起诉者A. 菲茨杰拉德（Arthur Ernest Fitzgerald）想抗争他为何因为揭露美国军方开支问题而被时任总统尼克松和他的顾问布莱斯.哈罗（Bryce Harlow）勒令解雇。在这一过程中，最高法院决定尼克松由于行使总统权利而可以完全豁免，而哈罗则可以“有限豁免”。这样的有限豁免意味着，如果想要成功起诉一名官员，达到“明确确立”的标准必须要指出先前裁决的案件中的特定背景和行为。只有在涉案背景和行为的司法判决能够被找到的条件下，这名官员才不会被免除责任。

在现有的条件下，想要指控一名警官违法，就等同于一名飞行员用“第22条军规”证明自己是疯子，也严重地违反了《民权法案》想要达成的意图。两名来自刑法新闻网站The Appeal的作者指出，现有的规定导致当一名警察被指控犯罪时，相比于查看他的犯罪事实，律师和诉讼官员却要不停地查看先例来确认是否有类似的事件来“碰运气”。可以说，新类型的警方犯罪指控的时钟在1982年就停止了拨动。

The Appeal还发现这样的法案一而再，再而三地在伤害着弱势群体：在2013年，一名精神有疾病的黑人男子骑着一辆自行车，腰间别着玩具枪冲向了几名警察。由于状态恍惚，他不能理解警察的指令，紧接着就身中四弹身亡，致命的一枪打在脑后。尽管说他的行为没有给任何人造成致命威胁，但是由于没有相关“特定背景和行为”的判罚先例，法院认为这几名警官具有有限豁免权。

现在的有限豁免，是对民权法案的侵犯，对改良宪法的阻隔，更是暴力执法在多重标签下导致弱势群体进一步以不同的系统性问题受到伤害的直接原因。

在现实中，想要对这样一起违反民主，纵容执法机关变成杀伐机器的规定予以拔除的呼声络绎不绝。然而，往往有一些并不站得住脚的理论在不断尝试着阻挠这变革的发生，其中最恶名昭彰的就是所谓“没有有限豁免警察无法有效执法”的理论。特拉华州独立刑法调查机构DCJC早在1995年就对这一理论给出了否定的答案，在他们对于该州警察报告进行调查和对警察进行了采访之后发现，不仅警察在执法时不会优先考虑自己是否被起诉，而且很多警察认为民事法律责任权可以避免违法行为的出现。

“有限豁免”所涉及的范围并不不仅仅是警察杀死不携带武器的黑人。相比之下，例如粗暴执法和随意拘捕等问题也在严重地影响着华盛顿的政客们对于这一问题的态度。在最高法院的判决中，普遍被认为是最左倾的索托马约尔和最右倾的托马斯都曾经在撰写意见时表达过对于这一“执法机关免罪状”十分不满。

而一名白人女性，爱达荷州的莎尼斯.韦斯特（Shaniz West）的案件引发了知名保守派法律学会“联邦主义者学会（Federalist Society）”的注意，和许多人对于“有限豁免”所涉及的层面的震惊。与韦斯特拒绝分居的前男友当时被韦斯特指控非法持有武器，因此她将钥匙给了警察希望他们逮捕前男友。然而当她回到家时却发现用霰弹枪和手榴弹破门而入的警察不但没有找到她的前男友，还彻底摧毁了她的房子，导致她长期无家可归，流落街头。愤怒异常的韦斯特起诉了当地的警察局，但是同样因为没有先例，她没有得到任何补偿，警察也没有被判决有罪。

在左翼网站Jacobin，美国记者和政治顾问大卫.西罗塔（David Sirota）言辞激烈地写到：“权势者的豁免权，对人民的镇压----这种差异现在已经深入到我们的法律中，并嵌入到我们的政治文化中。这不仅是政客的错----这也是我们的错，因为我们的选举和文化倾向于奖励这种现象。”

如今，从左翼到右翼的政治和学术力量都在推动着撤销有限豁免。密歇根保守派众议员，自由意志党人贾斯汀.阿马什（Justin Amash）已经计划正式发起一份推翻这一规定的议案，一旦通过，暴力执法的受害者有权利向警察起诉，不必顾及“先例”。与此同时，最高法院也开始计划准备开始审议13起涉及这一规定的诉讼，有望进一步增加推翻这一“执法免责条款”的可能性。

由于司法体制的种种问题，自2005年以来，98名非联邦执法人员因涉嫌当值开枪杀人而被捕的人员中，到目前为止只有35人被判有罪，而且通常是过失杀人这样较轻的罪行而不是谋杀。在此期间，只有三名警官被判犯有谋杀罪，而且他们的罪名被认定成立。

显然，终结有限豁免是远远不够的。

早在2016年，因为两名黑人男子被警察无理射杀所引发的大规模抗议活动中，新闻网站Vox的记者赫尔曼.洛佩斯（German Lopez）就就此采访过九名刑法专家的意见，而总结出来的理论其中涉及八个主要区域：

1. 为长达超过一个世纪的暴力执法书面道歉；

2. 训练警察时需要让他们意识到自己的种族偏见；

3. 警察需要学会给形式降温以避免使用武力情况的出现；

4. 被追究责任的警察需要用透明公开的方式施行追责

5. 警察的在职激励措施不应该包括“执法案件数量”

6. 对警察提供更高的薪资和更严格的聘用标准

7. 警察需要开始关注在社区中造成暴力的极少数人

8. 警察需要更加直接地公开能够让第三方审核的数据和标准

四年过去了，美国警察除了已经基本佩戴上了执法记录仪之外几乎在这些其他方面毫无建树。没有任何一家警察局为不同年代的种族骚乱和暴力执法进行过道歉，种族偏见引发的警察与公民之间的暴力冲突不断上升，而仍然有多个地区的警察局公开在用“案件数量”来衡量警察的执法力度。

如果细致地分析近年来引发抗议的多起警察射杀黑人事件，可以明显地看到很多都是如上这些问题未能被重视所造成的多重结果。就以2014年在克利夫兰由于玩玩具枪被警察杀害的12岁非裔男孩塔米尔.赖斯（Tamir Rice）的例子来说明：当警察到达现场之后，甫一下车就开始向赖斯射击，直接夺走了他的生命，而并没有询问他是否持有的是不是真枪，也没有警告他放下“武器”。在对于这起事件的讨论中，有许多支持警察的人提出，考虑到美国高居不下的持枪率和随处可见的枪支暴力，这可能仅仅是警员们条件反射造成的“警惕性”。

除了乔治.弗洛伊德之外，在这不久之前发生的布伦娜.泰勒（Breonna Taylor）被警察枪杀的事件，也很有可能完全是本可以被避免的。在认为泰勒家可能是一个毒品交易地点之后，身着便衣并且执行逮捕令时没有敲门（注：具体警察是否敲了门在检察官，警方和泰勒的亲属之间存在争议）就用破门锤冲入公寓的三名警察被泰勒的男友当成了入室抢劫的强盗而开枪还击，进而引发了枪战。在警察的回击中子弹击中了手无寸铁的泰勒，她也因此身亡。之后，警方没有在家中找到任何毒品的痕迹。

在执行逮捕令时不敲门，是从里根“毒品战争”时期开始被各大警局执行的一项规定，目的是为了避免惊动毒贩导致他们逃跑。从一开始，这一法令就饱受诟病，被认为是警察相信错误证据导致无辜的人因为被逮捕而生活被摧毁的元凶。即使“毒品战争”开始受到越来越大的批评，这种不敲门的策略的使用仍然在不断增加。一名曾经担任过警长的犯罪法专家对这一策略十分不理解：他认为，在通常情况下，很多毒贩不会随身在家中携带大量毒品，而不敲门就进入家门在美国被认成是强盗的可能性极高，这也就必然导致枪战可能会出现。既然毒品数量有限，那么毒贩完全可以通过冲入下水道等方式销毁证据，进一步减少了使用这种危险策略的必要。

随着不断增加的抗议浪潮，泰勒枪杀案发生的路易维尔市宣布将会无限期暂停这种执法策略。

赖斯和泰勒事件中这样的“警惕性”往往是缺乏相关教导造成的悲剧。司法政策智库“平等执法中心（Center for Policing Equity）”的主任菲利普.高夫（Philip A. Goff）接受洛佩斯采访时认为，赖斯事件表现出的问题显示，仅仅发出“警察是否都是种族主义者”这样的问题不足以改变执法，也需要思考美国警察执法时一些习惯“警惕性”带来的偏见和思维误区。美国特殊的社会环境和种族主义历史所造成的暴力元素已经对于常规的执法而言困难重重，而每时每刻需要在高压状态下执行工作的心理状态可能会进一步造成警察们倾向于自己的习惯性偏见。

很多时候，这样的“警惕性”是想要迅速改善治安的政客出于政治动机而可以添加的苛政，其中影响最恶劣的莫过于布隆伯格时期开始大规模扩张，至今仍然在持续的纽约市的“拦截盘查（stop and frisk）”。在他12年的任期上，超过500万人被这样羞辱地盘查，几乎所有的人都是非裔和拉丁裔。在2017年，布隆伯格离任多年之后，90%被盘查的人仍然是非裔和拉丁裔青年，这也不由得让他们认为自己随时会被警察视作猎物和潜在犯罪对象，从而加重对执法机关的不信任。

在采访中，洛佩斯所总结的结论并没有涉及一个严重影响当今美国执法态度的问题：警察的军事化。从1997年至2014年，国防部向地方法律机构转交了43亿美元的军事装备。一份同样来自《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2018年的研究显示，在SWAT特警执法数据公开的马里兰州（美国很多州拒绝对军事化警察的细致数据进行公开），生活在一个地区的非裔美国人人数每增加10%，每10万居民中部署的特警队人员就会增加10%。研究同时认为，购置特警部队对全国范围内的警察安全--被杀或被殴打的警察人数--没有明显的影响。

一旦由来已久的问题从来无法得到正面的应对和答复，那么这些问题造成的影响必然是积重难返。枪支问题研究智库“吉福兹防止枪支暴力法律中心 (Giffords Law Center to Prevent Gun Violence)”对这一问题无法得到重视发出了严厉的警告；在他们看来，有犯罪问题的社区（主要居住者是不同类型的弱势群体）若想改善犯罪问题，警察与社区居民之间的互信是必不可少的。而这一点也能够从枪支暴力对于非裔群体的影响之中可以看出：非裔男性仅占美国人口的7%，却是枪支暴力受害者数量的51%。而与此同时，超过半数的黑人被谋杀案件不会引发任何的拘捕，而至今超过3/4的悬案受害者都是黑人。

如何避免这些问题的发生和升级也成为了对于美国所有城市迫在眉睫的一个挑战，而新泽西州的肯顿（Camden）和加利福尼亚州的奥克兰（Oakland）--两个长期深深被种族冲突，大量谋杀案件和暴力执法所困扰的城市的变化，是明尼阿波利斯等地区的参考对象。

在经历了两年间多达144人在这个人口不到八万的小城市死于谋杀，创造了全美国最恶劣的谋杀率之后，肯顿市在2013年解散了自己原本的警察部队，而新形成的队伍将重点从暴力预防改成了维持社区治安。新组成的警察局将武力准则改成了"确保警察在可能需要使用武力的情况下最大限度地克制使用"，并且开始普及执法记录仪的使用和街区摄像头的配置。在现有的街区摄像头的体系中，只要出现枪响声，系统就会立刻通知并上传相关数据给距离最近的社区治安警力。在这些措施的推动之下，谋杀率在肯顿比2012年减少了75%，医院里也不再像以往那样频繁接受枪击受害者。人们在抗议弗洛伊德之死时，看到了肯顿的警察与抗议者一同宣告不满的罕见场面。

尽管相关证据还在研究之中，但是对于奥克兰这个旧金山湾区一度的“谋杀之都”而言，有许多的变化发生在执法部门可以控制的范围之外。作为暴力机关，预防暴力很难能通过警察局来作为唯一的驱动力。社区领袖之间达成的停火协议和相互之间在经济上进行扶持的计划被吉福兹中心认为是奥克兰的谋杀率能够下降30%的重要原因。与此同时，全国范围内的谋杀率仅仅下降了7%。

另一方面，随着加州不断施行越来越严格的限枪法案和入狱人数高达25%的降低，这些城市的发展也能够通过这些社会因素而趋于稳定。

而当变革无法出现的时候，弥合也就不会成为可能。对于许多已经受够了每天的日常生活被骚扰和威胁的人而言，暴力反抗，也就是所谓的“骚乱”就成了他们唯一能够达成共识的语言。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家穆萨.阿尔加比（Musa al-Gharbi）认为，和平抗议者的存在本身就依靠着暴力抗议的延续，因为"对抗议者的侵略有助于将地方示威转化为群众运动，或为某项革命性的事业挑起外部干预"。

不仅如此，在革命者的鼓动下，逐渐拥抱武力的抗议者们不会被零敲碎打的改革所安抚，也不会耐心地努力积累小的让步，面对镇压，他们也不会翻脸。也就是说，正是暴力运动(或其他形式的胁迫)才促使精英们根本不愿意参与，即使进步人士和和平主义者是他们的首选对话者。对于那些旨在进行法律改革的运动参与者来说，其根本目的是为了转移国家的胁迫性工具，以替代性的手段来窃取国家对合法使用武力的垄断权。

担任记者和专栏作家接近半个世纪的查尔斯.皮尔斯（Charles Pierce）心中十分清楚，暴力抗议是美国最为本土化的一头洪荒猛兽。而以特朗普为首的，在这个时候理应站出来团结人们的领导人物，还在通过社交媒体将抗议者定性为“暴乱分子”，并且认为“当抢劫开始时，枪击开始”的情况下，也就不要去期待民众们会给予多么积极的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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