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克飛：一代知識分子的愛與死—— 寫於傅雷夫婦與陳夢家的忌日

1966年9月3日，傅雷夫婦因不堪紅衛兵的批鬥凌辱，在上海江蘇路284弄的居所內自縊。同日，古文學家、考古學家陳夢家於北京家中選擇了同樣的赴死方式，這次，他如願了——在之前的8月24日，他已經寫下遺書，並試圖吃安眠藥自殺，但因藥量不足未能死去。那年的8月24日恰是農歷七月初九，「新月」乍現，陳夢家這位當年的新月派詩人，曾在青春激昂時寫下「新月張開一片風帆」，他斷斷想不到，多年後，他會在新月之夜選擇赴死。

（資料圖：文藝評論家傅雷（1908.4.7—1966.9.3）。編輯配圖，圖片來自網絡。）

傅雷夫婦自殺前寫下遺書，將存款贈予保姆周秀娣，作為她失去工作後的生活費，還在遺書中寫明「她是勞動人民，一生孤苦，我們不願她無故受累」。又在一個小信封里裝入53.50元，寫明是他們夫妻的火葬費。他們一向如此溫厚，至死不改，哪怕受盡了凌辱，見識了時代與社會之惡。

也曾見過陳夢家的照片，英俊帥氣，堂堂美男，與知性美麗的夫人趙蘿蕤確是佳偶天成。趙蘿蕤是翻譯家和比較文學家。其父趙紫宸是學者，曾任燕京大學宗教學院院長。她從小接受美式教育，又有家學的中文底子，古文學修養極深，同時擅長英語與鋼琴，先後就讀於燕大中文系、英文系和清華外國文學研究所，又於美國芝加哥大學獲文學碩士、哲學博士學位。她二十歲出頭時便翻譯了艾略特的《荒原》，一舉成名。可這對璧人，卻在1949年後的歷次運動中備受摧殘，1951年思想改造運動時，陳夢家便遭猛烈抨擊，反右時更是成了史學界五大右派之一，文革時不堪殘酷批鬥，自縊身亡，趙蘿蕤亦精神分裂。

（資料圖：詩人、考古學家陳夢家（1911.4.16-1966.9.3）。編輯配圖，圖片來自網絡。）

溫厚、優雅、善良、知性，這些美好的詞彙，卻在那個時代里成了被一一摧毀的對象。

傅雷和陳夢家並非枯坐書齋、不問世事的書呆子。1951年，陳夢家的芝大同學巫寧坤從美國回到北京，曾借住陳家。1990年，巫寫下《燕園末日》一文，其中提到，在燕京大學被撤前不久的一天，校園裡的大喇叭廣播突然通知全體師生參加集體工間操。陳夢家憤然說：「這是1984來了。這麼快！」那時，他已讀過奧威爾的《1984》，那是極權社會的最好預言。傅雷則在1950年6月27日給黃賓虹的信中寫道：「方今諸子百家皆遭罷黜，筆墨生涯更易致禍，懍懍危悚，不知何以自處。」顯然也對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政治恐怖心有所感。

清醒至此，卻在劫難逃。

傅陳二人都曾被打成右派，這顯然與他們的性格有關。陳夢家年少成名，才氣過人，又有詩人氣質，極愛針砭時弊。早在思想改造運動時，陳夢家就對那群把持學校的老革命表示不滿，認為這群人近乎文盲，土到掉渣，結果遭猛烈批判。院系調整時又被調離清華，轉赴社科院考古所。考古所所長尹達在學術上毫無貢獻，但卻是當年延安的老革命，陳夢家便批評學術界「外行領導內行」，他也反對政治掛帥。這些在當年都是大逆不道的言辭。因為在甲骨文研究上造詣極深，出版專著後獲得巨額稿費，陳夢家早已讓某些人眼紅。反右時，早年研究甲骨文、後來轉投政界成為高官的某文人授意學術界，必須對陳夢家進行批判，翦伯贊和唐蘭等紛紛響應，落井下石者眾多。

可悲的是，翦伯贊在文革時亦難逃一劫，夫妻雙雙自殺。還有一些力求上進的小年輕，借機表現，撰文批判陳夢家的著作，認為陳夢家認識不清，沒有用馬列主義歷史觀武裝自己。一時間，小丑雲集。至於傅雷，也因直言而遭批判。夫人朱梅馥曾在給傅聰的信中提到，作協先後開了十次傅雷批判會，三次做檢查都未過關，大量誣陷與造謠使傅雷近乎崩潰。

到底是什麼在摧殘這一代知識分子？

最大的惡魔當然是那個時代。極左思潮下，外行領導內行、政治掛帥，這些如今看來荒謬至極的觀點都是「真理」，沒有就事論事，沒有學術討論，只有站隊，只有政治是否正確。對於有良知的知識分子來說，這樣的選擇太難了。同時，有獨立思考能力的知識分子，往往可以像陳夢家援引《1984》那樣洞悉極權本質，這恰恰是某些人最為懼怕的。

知識分子中充斥著一些投機者也是一個原因。那一代知識分子確實風骨猶存，但也有那麼一些人，在政治動蕩中早已慣於投機，成為牆頭草一般的風派人物，並在1949年後扶搖直上，成為極左打手。還有一些人，在運動中為求自保，大肆批判他人。

面對這一切，傅雷和陳夢家都選擇了死。

陳夢家的死是一種無聲的抗爭。「紅八月」最盛時，北京動蕩不堪。史家王友琴曾記錄，僅僅在陳夢家試圖吞食安眠藥自殺的那個晚上，考古所旁的東廠衚衕就至少有6個居民被紅衛兵活活打死。「拷打從下午一直延續到深夜，在用棍棒皮鞭打個半死之後，將人綁於葡萄架或小樹上，再用燒得滾沸的開水往被扒光衣服的人身上澆，其中有兩位婦女於沸水澆灌中‘像殺豬一樣’哀嚎不止。鄰居們說，被折磨的人那淒厲的慘叫在夜空中回旋，久久不散。有的鄰居不忍聽聞又感到救助無力，只好用枕頭捂上耳朵以減少精神刺激。天明時分，火葬場的大卡車開來，將橫七竪八，一具具呈血蛋狀的屍體運走。」

陳夢家的弟弟，中科院院士、地質學家陳夢熊也曾回憶：「聽到哥哥出事了，我就急匆匆地趕到離陳家較近的北京隆福醫院，只見哥哥躺在病床上，奄奄一息，不省人事，醫生正在搶救。我看了哥哥又回到錢糧衚衕，去看嫂子怎麼樣。紅衛兵小將正在院子里，對嫂子趙蘿蕤又打又罵。趙不能前去丈夫的病床前照料，遭受著心靈和肉體的雙重折磨。紅衛兵們突然見到一個前來探望的陌生人，當即把我抓起來審問。當得知是陳夢家的弟弟時，如獲至寶，把我押到院子中間，與嫂子並排跪著，一同接受皮帶的抽打，兩人被打得傷痕累累。領頭的紅衛兵似乎還不過癮，下令用皮帶的銅頭抽砸——這是文革中紅衛兵使用的最凶狠的一招，只要銅頭砸下去，受害者必皮開肉綻，頭顱開花。未砸幾下，我與嫂子趙蘿蕤的頭皮已是鮮血四濺，四處開花，我那天穿的白色襯衣被血水浸泡成黑紅色。未久，我與嫂子都相繼昏死過去了……」

而對於優雅的趙蘿蕤而言，更讓她悲傷的也許是在北大校園遭批鬥時的一幕，第一個衝上來扇她耳光的是當年燕大的一個助教，也是她的得意女弟子。

陳夢家留給這個世界的最後一句話，是「我再也不能被他們當猴子耍了！」

傅雷也曾說過一句話，表露死志。那是文革前夕，他對周煦良說：「如果再來一次1957年那樣的情況，我是不準備再活的。」

施蟄存也曾回憶他最後一次前往傅宅的情形，那是1966年8月，住在附近的他自然也難逃文革之劫，在遭遇了一場批鬥後，他想去看看傅雷的情況，「就在一個傍晚，踱到他門口去看看。只見他的門口貼滿了大字報，門窗緊閉，真是‘鴉雀無聲’。」之後沒過幾天，就傳來了傅雷夫婦自盡的消息。

傅雷夫婦死後，按當時慣例，「自絕於人民」者不能保留骨灰，與傅家素不相識的文學青年江小燕自稱傅雷乾女兒，冒著巨大危險要回骨灰妥善保管，並給中央寫信為傅雷鳴冤，結果吃盡苦頭。文革後，傅聰找到江小燕意欲報答，江小燕只接受了一張傅聰音樂會門票，音樂會結束後翩然而去。這是這個悲慘故事裡唯一可見的溫情。

陳夢家死後，趙蘿蕤孤獨走過餘生。晚年的她仍潛心著作，卻難見笑容。1979年，考古所為陳夢家舉行了追悼會，進行平反。那年的第一期《考古》雜誌還登載了追悼會的消息，其中寫道陳夢家被「林彪、‘四人幫’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迫害致死」，原來，「路線」這個東西還會殺人。

白先勇在談到《現代文學小說選集》時曾說：「他們（指選集收入的33位台灣作家）對於社會以及個人有一種嚴肅的關切……六○年代，反觀大陸，則是一連串文人的悲劇，老舍自沈於湖、傅雷自戕、巴金被迫跪碎玻璃、沈從文消磨在故宮博物館，大陸文學一片空白。因此，台灣這一線文學香火，便更具有興滅繼絕的時代意義。」

幸哉，還有這一線香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