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葉》：葬火柴的人

（原文刊載於電影薪火）

文｜安娜

村上春樹在《身為職業小說家》一書中，提出了三個標準去檢視一位創作者是否具「原創性」，第一項是「和其他表現者明顯不同⋯⋯必須只看一眼就能（大致）瞬間理解是那個人的表現才行」。遵循這個尺度，芬蘭導演郭利斯馬基（Aki Kaurismäki）絕對是一位具原創性的導演，他的新作《落葉》（Fallen Leaves）一再展現了他的獨特風格，幾乎無人能夠模仿、取代。

在村上春樹的標準上，也可以用《落葉》作例子，做一點思考和補充。村上春樹所提到的「與眾不同」，必然是有優劣等級之分，不是所有的「與眾不同」都有藝術上或美學上的價值。黃子華在一個楝篤笑中提出過，他有一個必然可以在芸芸眾人中突出自己的方法，也不需付上什麼代價：那就是在說話時，把標點符號也一併讀出來。這的確也能算是「與眾不同」，但我相信不會有甚麼人覺得這種「與眾不同」有值得欣賞誇獎的地方。充其量這不過是標奇立異。 

於我而言，區分「標奇立異」和真正原創性的，是支撐創作者那個「與眾不同」背後的底蘊。而支撐著《落葉》的冷面演繹和暗啞彩色的，是導演郭利斯馬基一個完整和獨一無二的世界觀。《落葉》全片有一個統一、清晰把握的角度，去看女主角安莎和男主角賀拉，以及他們身邊那個不怎起勁的赫爾辛基。沒有這個視點和世界觀，郭利斯馬基的電影可能只不過是聊備一格的構圖與色彩演練。

《落葉》的世界，某程度上是一個不安和充滿紛亂暴力的世界——儘管這些都在遠方發生。安莎的收音機是她在家中僅有的娛樂，但廣播中不停傳來的卻是烏俄戰爭的非人慘況。電影接近尾聲時，安莎去醫院探望意外後昏迷不醒的賀拉；安莎想唸點甚麼給他聽，希望能刺激他甦醒過來。隨手拿一本手邊的雜誌，封面新聞竟是食人魔將女朋友肢解。安莎和賀拉都生活在社會底層，在工作上被欺壓，都是司空見慣的事。《落葉》的世界雖然未至於灰暗一片，但片中的綠櫃紅衣等等，看上去都有種怎也無法明亮起來的暗啞；整個城市不動聲色，也不張惡語，但就是拒人於千里。

但郭利斯馬基的世界，並不是絕望灰暗到底。他的世界的核心，都住了不少內心仍然溫熱、仍有感受、仍然相信奇蹟的人，他們都在不太童話的赫爾辛基找自己的方法生活下去。我覺得郭利斯馬基這份對世界「外冷內熱」的觀點，是他最有價值、最與別不同的地方。《落葉》其中幾個感情上最有份量的鏡頭，都是不用特寫甚至故意不拍角色臉龐，沒有直接的情感流露，但卻用看似冰冷的物件表達人物最內在的複雜感受。其中一個是安莎和賀拉初次約會，雙方因為賀拉的酗酒問題而爭吵。賀拉拂袖離開了安莎的家，而家莎最後，則把一隻碟和一套刀叉丟掉。我們知道這是安莎特意準備的，以往安莎家中只有一份餐具。鏡頭只特寫廚櫃門，拉開，安莎的手略有猶疑，然後把太快落後的幻想拋入垃圾桶。這是設計得非常精妙，又令人揪心的一刻。 

郭利斯馬基早年接受訪問時，記者問有人批評他「無情、冷酷、近乎犬儒」，他怎樣看。郭利斯馬基講了一段童年往事：「我小時候在柏油路旁看到一枝用過的火柴，我很傷心。我拾起火柴，把它埋在森林深處。你會覺得這個安葬火柴的傻瓜是毫無感情嗎？」郭利斯馬基浪漫天真，總在夾縫中尋找用人情抵抗現實的渺茫希望，但他總不明言。不說，但付諸行動的相信，就是郭利斯馬基的浪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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