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日之下》的希望與絕望
電影早前在多倫多上映,終於有機會觀賞。
劇組顯然花了很多心思重現這些基層院舍的生活環境,當中的擠迫、骯髒、壓抑和封閉,沒有半點戲劇化的感覺。小時候家裡附近就有一間殘疾院舍,在公共垃圾房旁邊,裡面傳出來的霉味噏味,比垃圾臭味更嗆鼻,至今難忘。這類院舍大多藏在舊唐樓,窗戶貼上磨紗貼紙,完全孤立在這個城市中,外人根本難以探知。
多重矛盾交織 直面現實之惡
偵查組記者凌曉琪裝作家屬「放蛇」,入內調查殘疾安老院舍黑幕,帶觀眾一窺究竟。她的職業本身就要於「在乎」和「抽離」之間爭扎。缺乏在乎,很難發掘到題材、寫成報導,希望公眾去閱讀。自己都不在乎,怎能寫出別人要讀的新聞?必須抽離,因為新聞報道比她的在乎更重大,報道要的是疏理事情的前因後果,「放蛇」、人物專訪、畫面證據、公司土地查冊等等一一到位,把Big Picture拼出來。
關注和善忘可謂電影最強烈的矛盾,把觀眾都拉進去。你我很可能都是當年「被震驚的七百萬人」之一,若非電影上映,還會想起嗎?電影的熱度又會延續這記憶多久?明仔問曉琪:「你以後係咪都會嚟?」「係」是唯一的答案,但那是個謊言。難以自欺與善意謊言交戰下的尷尬才是真相。我對這種尷尬特別有共鳴,小學有一年探訪特殊學校,和一位同學特別聊得來,相處一整天很快樂。我衝口而出:「有機會再見。」他回答:「不會有機會的。」我很想他是錯的,但他沒錯。沒有努力爭取過與他再見的機會,是我多年來仍不時想起的遺憾。
而安老問題更是香港的大矛盾。曉琪的母親多次提到會回鄉養老,不願成為女兒的包袱。這些話言者聽者都難受,但很多長者總是掛在口邊,因為是他們真正的恐懼。被照顧者與照顧者皆力不從心,自顧不暇,其殘酷不是親情或責任二字就可消化。
報道出街,成功引起廣泛關注,但現實是社署不是不知道這類私人院舍有問題,而如今一間被釘牌(拒絕豁免證明書續期),迎接院友的只是相若的院舍。由於供不應求,經營者換個名字照辦煮碗,依舊有院友、家屬光顧。曉琪訪問院長章劍華時失控,罵他在院舍外什麼都不是。院長回答:「站在道德高地好容易。」我卻暗自希望他能更殘酷地反問:「咁你認為院友在院舍外又是什麼?」當康橋之家的院友是去了同集團的沐恩之家,因為院友也離不開。通怕不想睡在大街,大智若愚生活才更輕鬆;大眾不得不善忘,社會才能藏起問題「如常」運作。這是白日之下,我們都知道的。
記者情節出戲 曝光非End Game
慶幸導演最後選了這種現實赤裸的敘事方式;而這使以曉琪為首等記者的描畫更叫人可惜。因為看的時間較香港遲,早已收到行家通風報信,不要以記者角度去看。儘管如此,曉琪的突然熱血或幼稚實在不像資深記者。即使多討厭受訪者,破口大罵的事也是極為低級的錯誤,反而應該沉着做足功課,讓受訪者暢所欲言,伺機出擊提問。又例如她私下質問律政司,檢控性侵智障院友的院長為何那麼難,錢起到什麼作用……Really?
電影最後的矛盾,或在於希望與絕望。辛苦得來的報道、故仔出街換來的公眾關注,在殘酷現實面前到底有何意義?執着報道真相的記者,在一些院友眼中只是連累他們被迫遷的加害者;曉琪不過是買一餐雞脾,院舍能買一年過期燒賣。
就像曉琪的上司所言,只是記者改變不了世界。所以新聞見報從來都不是終點。它之所以重要,是在於把個別事件的公共性呈現出來——不只關乎那些被脫光綁在露台沖水的長者、不只事關那些無論什麼原因而把家人留在院舍的家屬;還關乎社會怎樣讓人有尊嚴安老,讓弱勢得到生存和發展的空間。
導演簡君晋說過,「縱使現實跟你說是不可能的,你不知道哪一刻才是改變的開始,但你仍然會對抗這個殘酷的現實,那種才是希望。」在我眼中,新聞報道的價值就在於讓更公眾知情,使更多人在其人生與這些議題有或多或少的交集時,能作出其選擇。慶許當中就有推動改變的選擇。誰知道在什麼時刻,多少人的選擇扭在一起,才能締造改變;但讓社會性問題隱蔽成個別事件,大家就只能單打獨鬥,孤立無援,社會無公共善(common good)和公共利益可追。
報道不可改變世界,電影也不可以。但旦願在人生某個要做選擇的時刻,我們能記起那篇報道,記起那套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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