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日之下》的希望與絕望

電影早前在多倫多上映，終於有機會觀賞。

劇組顯然花了很多心思重現這些基層院舍的生活環境，當中的擠迫、骯髒、壓抑和封閉，沒有半點戲劇化的感覺。小時候家裡附近就有一間殘疾院舍，在公共垃圾房旁邊，裡面傳出來的霉味噏味，比垃圾臭味更嗆鼻，至今難忘。這類院舍大多藏在舊唐樓，窗戶貼上磨紗貼紙，完全孤立在這個城市中，外人根本難以探知。

多重矛盾交織 直面現實之惡

偵查組記者凌曉琪裝作家屬「放蛇」，入內調查殘疾安老院舍黑幕，帶觀眾一窺究竟。她的職業本身就要於「在乎」和「抽離」之間爭扎。缺乏在乎，很難發掘到題材、寫成報導，希望公眾去閱讀。自己都不在乎，怎能寫出別人要讀的新聞？必須抽離，因為新聞報道比她的在乎更重大，報道要的是疏理事情的前因後果，「放蛇」、人物專訪、畫面證據、公司土地查冊等等一一到位，把Big Picture拼出來。

關注和善忘可謂電影最強烈的矛盾，把觀眾都拉進去。你我很可能都是當年「被震驚的七百萬人」之一，若非電影上映，還會想起嗎？電影的熱度又會延續這記憶多久？明仔問曉琪：「你以後係咪都會嚟？」「係」是唯一的答案，但那是個謊言。難以自欺與善意謊言交戰下的尷尬才是真相。我對這種尷尬特別有共鳴，小學有一年探訪特殊學校，和一位同學特別聊得來，相處一整天很快樂。我衝口而出：「有機會再見。」他回答：「不會有機會的。」我很想他是錯的，但他沒錯。沒有努力爭取過與他再見的機會，是我多年來仍不時想起的遺憾。

而安老問題更是香港的大矛盾。曉琪的母親多次提到會回鄉養老，不願成為女兒的包袱。這些話言者聽者都難受，但很多長者總是掛在口邊，因為是他們真正的恐懼。被照顧者與照顧者皆力不從心，自顧不暇，其殘酷不是親情或責任二字就可消化。

報道出街，成功引起廣泛關注，但現實是社署不是不知道這類私人院舍有問題，而如今一間被釘牌（拒絕豁免證明書續期），迎接院友的只是相若的院舍。由於供不應求，經營者換個名字照辦煮碗，依舊有院友、家屬光顧。曉琪訪問院長章劍華時失控，罵他在院舍外什麼都不是。院長回答：「站在道德高地好容易。」我卻暗自希望他能更殘酷地反問：「咁你認為院友在院舍外又是什麼？」當康橋之家的院友是去了同集團的沐恩之家，因為院友也離不開。通怕不想睡在大街，大智若愚生活才更輕鬆；大眾不得不善忘，社會才能藏起問題「如常」運作。這是白日之下，我們都知道的。

記者情節出戲 曝光非End Game

慶幸導演最後選了這種現實赤裸的敘事方式；而這使以曉琪為首等記者的描畫更叫人可惜。因為看的時間較香港遲，早已收到行家通風報信，不要以記者角度去看。儘管如此，曉琪的突然熱血或幼稚實在不像資深記者。即使多討厭受訪者，破口大罵的事也是極為低級的錯誤，反而應該沉着做足功課，讓受訪者暢所欲言，伺機出擊提問。又例如她私下質問律政司，檢控性侵智障院友的院長為何那麼難，錢起到什麼作用……Really?

電影最後的矛盾，或在於希望與絕望。辛苦得來的報道、故仔出街換來的公眾關注，在殘酷現實面前到底有何意義？執着報道真相的記者，在一些院友眼中只是連累他們被迫遷的加害者；曉琪不過是買一餐雞脾，院舍能買一年過期燒賣。

就像曉琪的上司所言，只是記者改變不了世界。所以新聞見報從來都不是終點。它之所以重要，是在於把個別事件的公共性呈現出來——不只關乎那些被脫光綁在露台沖水的長者、不只事關那些無論什麼原因而把家人留在院舍的家屬；還關乎社會怎樣讓人有尊嚴安老，讓弱勢得到生存和發展的空間。

導演簡君晋說過，「縱使現實跟你說是不可能的，你不知道哪一刻才是改變的開始，但你仍然會對抗這個殘酷的現實，那種才是希望。」在我眼中，新聞報道的價值就在於讓更公眾知情，使更多人在其人生與這些議題有或多或少的交集時，能作出其選擇。慶許當中就有推動改變的選擇。誰知道在什麼時刻，多少人的選擇扭在一起，才能締造改變；但讓社會性問題隱蔽成個別事件，大家就只能單打獨鬥，孤立無援，社會無公共善(common good)和公共利益可追。

報道不可改變世界，電影也不可以。但旦願在人生某個要做選擇的時刻，我們能記起那篇報道，記起那套電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