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早已成为泡影的帝王立言梦

对于传统中国人而言，一个人所能成就的不朽事业有三种，第一是立德，为万世之典范；第二是立功，成就一番了不起的功勋；第三是立言，能够流传后世（1）。虽然立德在排序上是最高级的，但事实上，立言才是根本。试想，立言者可以将道德标准和成功标准给划定界限，导致你只能按照立言者划定的框框去立德立功，这不等于你成了立言者的工具了吗？所以，儒家知识分子虽然不去争着当皇帝，但事实上却能够很大程度上约束皇帝的所作所为，包括决定在皇帝死后对他的评价。

孔子说，作为统治者，如果其言行都能够符合道德标准，那就好像唯一不动的北极星一样，群星自然会围绕着它而转（2）。

他老人家其实就是希望皇帝都乖乖当道德模范，臣民们有了好榜样，自然也就都会讲道德，于是国家也就安定和谐了。

然而，皇帝们也不傻，这分明是削弱君权啊！因为那些道德规范可都是儒家知识分子们制定的，听他们的话不就等于让文官集团控制朝廷啊！

于是我们就会看到在中国朝代史上，君王与文官集团的冲突或明或暗一直在发生着。其中经常被人津津乐道的就是明万历的立储之争。简单来说，就是皇帝想立自己喜欢的三皇子当太子，而文官集团坚持礼法（其实就是道德规范啦）一定要立皇长子为太子。事情的结果是皇帝放弃，并以罢工来报复文官集团告终。文官们之所以能够取胜，除了内部团结之外，其实最重要的就是掌握了立言的权力。皇帝再牛，也不能打破千百年来立下的规矩。

所以，从民国开始，革命虽然革掉了皇帝，但同时也革掉了与皇权相制约的士大夫阶层——负责立言以及维护“言”的传统的文官集团，于是我们看到，统治这片土地的政党或者领袖们，都开始一个个成了思想家，他们不但勤于著述，还大搞拿来主义，鼓捣出各种各样的理论来，从而可以用自己的思想来统一意见，消除异议，将立德，立功，立言这三不朽彻底统一起来：我说我立德就是立德，我说我立功就是立功，从此再也不需要听臭老九们的呱噪了。

老实说，翻遍史书，从来没有任何一个时代，最高统治者的言语力量可以达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党领袖的地位。他们说的话，会被冠之以伟大思想或理论的高帽，其真理性远远超出任何往圣先哲，并在媒体的宣传下，在专家的歌颂之下，成为时代的最强音。

虽然任何一个拥有正常理智的人都清楚其中的荒谬，然而，由于传统的士阶层的缺失，而公共知识分子阶层又没有足够的时间和土壤成长为一支独立的力量，因此这样荒谬的一种景象成为了当今中国的常态。

我并不清楚这种景象将会持续多久，不过我想到在中国历史上，还真有那么两个皇帝，尝试着自己亲自捉刀，为臣民们谱写真理篇章。可惜的是，他们攀登真理高峰的努力，即便有着皇权的背书，也竟不到区区百年便化为乌有。这两个皇帝便是明太祖朱元璋和清雍正。

1385-1387年，在这短短的三年之内，朱元璋先后颁布了四本《大诰》，用来规劝其治下的臣民要秉公守法，忠君孝亲。“大诰”这个词出自《尚书》，意思就是当时辅佐成王的周公向天下公布真理（3）。孔子很是崇拜周公，所以当他年纪大了却还没有能辅佐明主实现理想时，就叹息说“我老了呀，好久都没梦见周公了！（4）”从儒家的道统传承来说，周公可以视为早期精神领袖，类似摩西一样的人物。而朱元璋这个没有受过正规教育的枪杆子皇帝（5），居然想充当周公的角色，告诉天下人真理，这显然是做不到的。

虽然朱元璋的本意是好的，他无非就是想整顿吏治，反腐扫黑，震慑那些坏分子，让老百姓安居乐业，令国家长治久安（6）。比如《大诰初编》号召老百姓可以去告官，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鼓励上访。如果官员竟敢截访，就要砍下脑袋挂城门示众（7）。《大诰三编》中又鼓励百姓捉拿那些腐败官吏，如果有人阻挡，就诛杀其全家（8）。稍稍想象一下这些举措若在今天大陆施行，那得有多少官员被杀啊！毫无疑问，朱元璋的这些法令遭到了当时官吏的顽强抵抗。那么，《大诰》的命运究竟如何呢？

首先，不得不承认，在朱元璋统治期间，《大诰》是作为最高法律被执行的。不仅如此，为了推行自己的治国思想，朱元璋将《大诰》作为全国各级学校的必修课，还规定科举考试必须从中出题（是不是很类似我们今天与时俱进的政治教育啊）。更为荒唐的是，他还规定如果犯罪份子家里有《大诰》这本书的，就可以罪减一等。如果没有呢？罪加一等（9）！到了后来，他还要求所有人家里必须有这本书，没有的话就要被流放到蛮荒之地（10）。

然而，在这样的威压之下，是不是因此全国臣民都心悦诚服地接受《大诰》的洗礼，从而成为新时代的国民了呢？其实不然。一个重要证据就是在朱元璋死前那一年，也就是洪武三十年（1397年），《大明律》正式颁行，原来《大诰》的内容基本都被删去，只留了三十六条，而且量刑也比原来的要轻。虽然朱元璋留下了遗训，说自己定的规矩一个字都不能改，谁改谁就是奸臣（11）。所以没人敢公开废止《大诰》。但事实上，后世明代君主基本上都不再用《大诰》来定罪量刑了。以至于曾经人手一本，黄毛小儿都必须诵读的《大诰》，到了明朝中叶，居然已经很少有人家里有这本书了（12）。而到嘉靖六年（1527年），礼部尚书霍韬上书说，今天的儒生都不知道有《大诰》这本书的存在了（13）。

所以说，也就区区百年时间，曾经依靠朱元璋的专制权威，强行在全国颁发和执行的《大诰》，不但没有如朱元璋所愿成为万世之法，而且还那么快的就被人们所遗忘。

按照历史学家的看法，之所以造成这一情况的原因在于朱元璋定的那些法律过于严酷，不负常情，即便能够通过权威行于一时，但总归是无法持续的（14）。然而在我看来，还有一个更为本质的原因，那就是任何一个人都是有着局限性的，怎么可能凭借着个人的认知来得出一套普世规范并强迫天下人去遵守执行呢？

好了，说完朱元璋，让我们再来看看清雍正。朱元璋试图为其王国建立的是一套行为规范，所以四本《大诰》重点约束的是官员和百姓的品行。而雍正时期，他所面临的问题是统治的合法性问题，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外族，满族人凭什么可以统治本属汉人的天下？在清之前，蒙古人其实也遇到过同样的问题，他们的解决方式就是修史，通过编撰《辽史》、《金史》和《宋史》，从而将本来在汉人主导的正史中被置于边缘地位（在宋之前的史书中一般都会将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仅仅在列传中提及）的少数民族放在与汉人并列的位置，并最后统一在元王朝之下。也就是说元的合法性来自于将分崩离析的天下重新统一。除了修史，元朝还编撰地方志，完成了《大元一统志》，进一步将这种“天下一统”的思想贯彻到其臣民心中。应该说，这是很聪明的做法。元朝的皇帝们没有跳出来搞一本什么坚持蒙古领导的教科书强迫臣民们去学习，而是用编史编地方志这种润物细无声的方式潜移默化地影响人们的思维，以至于到了明代，尽管朱元璋称元为夷狄，但依然在明修《元史》中将蒙元视为中国历史上的正统王朝，还在《即位诏》里称元世祖为“天命真人”（15），等于承认了蒙古政权的合法性。不过土木堡之变（16）后，越来越多的明代知识分子开始强调华夷之辨，对蒙元能否作为中华正统王朝提出种种质疑。然后到了嘉靖时期，明人重修《宋史》，直接剥夺了蒙元的正统地位，将其作为一个国来看待，并直呼忽必烈之名，不再尊称其为元世祖。同时还认为宋之后的王朝乃是明，彻底将元踢出了中华正统王朝之列。因此在上述背景之下，当1644年清军入关，又一次形成了异族统治中华的局面，可以想象当时中国的知识分子肯定是非常不服的，所以反清复明的思想以及行动一直不绝如缕，成为清朝统治者的心头大患。清雍正时期，就出了一件反清案，因为牵扯到当时的川陕总督，雍正亲自审问，并将该案的上谕、口供等合并成一本书，也就是《大义觉迷录》。

该书的主要思想就是打破华夷之辨的思想，认为华夷一家，谁有德谁就能够成为天下的君主。满族之所以能够有天下乃是因为其顺应天道，在上天的保佑之下而得到的。

说实话，该书的第一篇上谕写的还是很精彩的。雍正引经据典，纵评古今，论证了“生民之道，惟有德者可为天下君。此天下一家，万物一体，自古迄今，万事不易之常经”。所以满族在明朝君臣失德之后而起，代替大明继承天命，重新令天下恢复太平，并为黎民百姓带去安宁，这显然是应当感激涕零的。居然还有人胆敢谋反，这就不仅仅是反清了，而是抗天逆命，是阻挡真理了！

为了让天下子民都能够破除迷思，沐浴在真理的光辉之下，雍正将这本《大义觉迷录》发行到全国各府州县，甚至到穷乡僻壤，以便让所有读书人和普通百姓都能够看到。他还要求每个地方的学宫至少要收藏一册，并且要广为宣传，如果被发现没有收藏，就会从重治罪。在这样的政策下，《大义觉迷录》成为了雍正年间发行量最大的一本书。那么，它的效果究竟如何呢？

可惜，它还不如《大诰》的寿命长。

雍正一死，他儿子乾隆即位后不久，便将《大义觉迷录》宣布为禁书，停止印刷，并在全国范围内收缴销毁，凡有私藏者，就会有杀身之祸。从1729年该书公开刊行，到1736年被禁，仅仅存在了7年。然后一直要等到民国建立，这本书才能重见天日，成为历史学家们的研究对象。

我们且不论乾隆为何要将自己老爹的书给禁了，事实上从逻辑上而言，假如我们承认，君王有权按照自己的思想来制定真理标准，那么新的君王当然也就有权将过去的君王的“真理”直接否定了。

说完明清两位皇帝的真理梦，让我们回到今天。前面说了，自民国以降，传统的“皇权-士权”的制衡关系被破坏，士大夫集团今天已经荡然无存，而成为这个国家统治者的也不再是皇帝，而是政党。然而，失去制衡之后的政党及其领袖，随心所欲地运用其权力来为万民立法，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到毛泽东思想，乃至今天的习理论。说到毛，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整个大陆人手一册《毛泽东语录》，然而如果问一下今天的90后和00后，他们又还能说出几句当年被奉为圭皋的真理呢？我们完全也可以想见，在今天学校课堂上被老师们讲授，学生们背诵的习理论，在50年后又有几人记得？

一代君王一代梦，代代真理皆泡影。为这些所谓真理而歌功颂德的乡愿们并不足怜，只可惜了为印刷这些书籍而被砍伐的树木！

注释：

（1） 《左传·襄公二十四年》：“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三不朽。”

 （2）《论语·为政》：“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

 （3）《尚书·大诰序》：“武王崩，三监及淮夷叛，周公相成王，将黜殷，作《大诰》。”孔传云：陈大道以诰天下。

 （4）《论语·述而》：“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

（5） 在显然是朱亲自所写的《大诰武臣序》中我们可以看到他的文笔，如“（军官们）害军尤甚前日，更加奸骗军妇。似这等愚下之徒，我这般年纪大了，说得口干了，气不相接，也说他不醒。”

（6） 《御制大诰》序：昔者元处华夏，实非华夏之仪，所以九十三年之治，华风沦没，彝道倾颓。学者以经书专记熟为奇，其持心操节必格神人之道，略不究衷。所以临事之际，私胜公微，以致愆深旷海，罪重巍山。当犯之期，弃市之尸未移，新犯大辟者即至。若此乖为，覆身灭姓，见存者曾几人而格非。呜呼！果朕不才而致是欤？抑前代污染而有此欤？然况由人心不古，致使而然。今将害民事理，昭示天下诸司，敢有不务工而务私，在外赃贪，酷虐吾民者，穷其原而搜罪之。斯令一出，世世守行之。

（7） 《大诰初编》：耆民奏有司善恶……敢有邀截阻当者，枭令。

（8） 《大诰三编》：民拿害民官吏……敢有阻挡者，其家族诛。

（9） 《大诰初编》：朕出是诰，昭示祸福，一切官民诸色人等，户户有此一本。若犯笞杖徒流罪名，每减一等；无者每加一等。

（10） 《大诰三编》：此诰前后三编，凡朕臣民，务要家藏人诵，以为鉴戒。倘有不遵，迁于化外，的不虚示。

（11） 《皇明祖训序》：已成之法，一字不可改易。

（12） 陆容，《菽园杂记》：《大诰》，惟法司拟罪云有《大诰》减一等云尔。民间实未之见，况复有讲读者乎！

（13） 《明世宗实录》：洪武中，令天下生员兼读《诰》、《律》、《教民榜文》，又言民间子弟早令讲读《大诰》三编。今生儒不知《诰》、《律》久矣。……惟宣德、正统以后逐渐废坏，循至迩年，所存无几。

（14） 沈家本，《书名大诰后》：不究其习之所由成而徒用其威，必终于威竭而不振也。

（15） 《全明文》：“朕惟中国之君，自宋运既终，天命真人于沙漠，入中国为天下主，传及子孙，百有余年。”

（16） 指公元1449年，明英宗御驾亲征蒙古，结果在今河北境内的土木堡兵败被俘的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