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做男人？ ——当前中国语境下男性气质迷思

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女性主义传入中国，中华文化中的传统性别观念不断受到挑战。近年来，伴随着消费主义的兴起、互联网社交媒体的发展，性别日益成为中国社会舆论中的重要议题。在女权运动与酷儿运动的支持者不断发声的同时，保守势力也始终试图对其进行反击，性别角色分工、性别气质、性取向等始终是争论的焦点。

2018年7月，一篇文章《比贸易战危机还严峻的现实：中国男性正在走向娘化》在互联网上引起关注，8月，谢霆锋在一档娱乐节目中表示：“其实说实话都已经有点厌倦，现在非常流行的韩风，我觉得男生也该找回男生该有的荷尔蒙”。此后，长久以来围绕阳刚气质的争论被再度点燃。9月，《开学第一课》作为全国小学强制要求观看的教育节目，邀请大量“小鲜肉”作为嘉宾，引起部分家长及保守人士不满，喊出“少年娘则国娘”的口号。9月6日，人民日报评论与新华网发表有关文章，对当下中国被指为“娘炮”的男性气质进行评论，将讨论重新推入高潮，诸多媒体（以微信公众号为主）加入这场有关中国男性气质的论战之中。时隔一年，2019年10月，微博账号“思想火炬”发表评论称美国中情局是东亚男星女性化的幕后推手，削弱社会的雄性气质会减少国家的攻击性，又一次阳刚气质之争推入公众视野。

阳刚气质作为男性研究中的重要议题，在各国性别运动中始终占据重要位置。然而在当前中国大众娱乐消费快速发展，女权主义与保守势力不断斗争，以及民族主义日渐激进的情况下，中国的男性气质有其独特且复杂的面向。

一、男性气质与民族主义：少年娘则国娘？

纵观中国男性偶像的变迁史，保守人士毫无疑问会大声悲叹，这是中国男性的“变娘史”。20世纪80年代初，作为“硬汉”代表的高仓健一度是中国观众心目共同的偶像，1985年，一篇名为《到哪儿去寻找高仓健》的文章将80年代“寻找男子汉”热推向高潮。随着改革开放的到来，文化产业逐渐复苏，一些来自港台的“奶油小生”以其时髦英俊的外表获得了大量女性的喜爱。然而此时这类外貌英俊的“偶像派”，已然常常遭受“没有实力”的诟病。90年代，日韩流行文化传入中国，“花美男”成为女性眼中新一代的男性偶像。2013年，作为养成系男团的TFboys出道，依靠粉丝流量支持的“流量明星”逐渐登上舞台。2018年，《偶像练习生》等选秀节目试图将日韩偶像体系引进中国，韩系妆容与打扮的中国偶像逐渐在娱乐圈中现身。

男性偶像性别气质的变化，是否打破了传统阳刚气质的迷思？纵观中国男性偶像的制造史，女性在其中扮演了不可忽视的力量。通过追星文化中的物质消费，女性粉丝在一定程度上选择了站上舞台的男性偶像。但另一方面，这些新时代的男性偶像始终遭受着“娘炮”“小白脸”“小鲜肉”的诟病，批评者则多为男性。在他们眼中，男性偶像通过化妆打造的精致外貌，纤瘦的身体和较为柔和的腔调，毫无疑问背离了传统男性的阳刚气质。批评者话语中充斥着对“阳刚”“血性”“暴力”等所谓男性气质的鼓吹与怀旧，而对阴性气质的强烈排斥也折射出中国社会根深蒂固的厌女症。

康奈尔将男性气质分为“霸权型（或支配型）”、“从属型”、“共谋型”与“边缘型”四种类型，根据这一分类，中文互联网中男性话语所追寻的始终是代表霸权型的“硬汉”形象。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此类男性形象往往与军队挂钩，背后深层的意识形态则最终落脚于民族主义。在2018年有关男性气质的舆论中，具有官方背景的媒体，一定程度上引导了舆论的方向。人民日报《什么是今天该有的“男性气质”》及新华网《“娘炮”之风当休矣》两篇评论文章，以是否有利于国家民族发展作为评判性别气质优劣的标准。2019年微博账号“思想火炬”发文称男性气质阴柔化是美国针对东亚国家的阴谋，更是以荒诞的逻辑将国族置于性别气质之上。

“少年娘则国娘”这一口号，化用梁启超《少年中国说》，将性别气质与代表民族前途的年轻人相捆绑，并试图通过国家权力话语消弭个人选择的自由。“我们能指望一群天天描眉，涂指甲的男兵去站岗吗？”“娘炮误国，军人安邦！”“娘炮升级，误己是病，伤童误国即是毒！” 等言论层出不穷，男性性别气质与国家军事实力通过象征的方式紧密相连，近代中国被侵略的历史则成为试图唤起情感共鸣的常见论述，其背后隐约浮现的军国主义思想值得警惕。

“果决”“血性”的阳刚气质被视作健康与积极，有利于国家与民族的前途，被贬抑的阴性气质则会导致国家实力的下降，乃至民族的灭亡。且不论在社会化过程中接受严格性别规训的青少年是否会受到男性偶像非传统男性气质的影响，将性别气质与国家前途相挂钩的逻辑本身即是荒诞而无理的。个人性别气质的选择被强行与国家命运捆绑，争论的焦点也被迫转移，集体主义与国家话语对公共讨论的入侵在这一话题上展露无遗。在民族命运之光辉的照耀下，有关性别多元讨论的可能性已然消失不见。

二、男性气质与亲密关系：谁是“好男人”？

2019年8月，爱奇艺自制网络综艺《做家务的男人》上线，节目的播出后，家务劳动作为“第二轮班”在性别分配上的差异又一次被推入公众视野。节目中与张歆艺平摊家务的袁弘被视作“好男人”，而魏大勋的父母以典型的“男主外，女主内”模式与其形成鲜明对比。

在《男子气概的当代观点》中，克拉特鲍指出美国道德保守主义者“赞赏、保护在社会历史中根深蒂固的社会制度和风俗习惯……男人赚钱养家挡风遮雨；女人则操持家务，照料一家大小”。这类性别分工的观点普遍出现在大部分民族的文化中。节目中的魏大勋一家一定程度上展现了传统中国家庭在私领域的劳动分工：母亲负责几乎一切家务，而父亲和儿子则时常躺在沙发上一动不动。魏母曾在采访中无奈地表示：“中国传统的女人就是这样”。魏父则认为男人做家务“不光彩”“上外头说去好像是怕女人似的”。这些观念折射出了的将“赚钱养家”视为男性气质重要部分的传统思维。在传统的异性恋亲密关系中，男子气概与“保护者”“养家者”等形象画上等号，做家务尽管并非男性在家庭生活中的禁忌，但由于其余阴性气质的紧密联系，始终被视作有损男性气概。家务劳动不被视作男性分内之事，分担家务的男性往往会被称赞为“好男人”，而并非理应承担家务的家庭成员。

近年来，随着性别平权思想在年轻世代中的传播，对传统异性恋亲密关系中男性气质的看法也日渐改变。“大男子主义”在如今互联网语境下被称作“直男癌”，这一概念还包括“有霸主意识、贬抑女性、过分自主、抑制情感”等性格特征。在年轻世代眼中，“直男癌”这一标签所象征的男性气质毫无疑问是不受欢迎且有害的。但值得注意的是，“直男癌”的指责往往只针对将以上特征表现得极为明显的男性，对传统男性气质的崇拜并未消失，如大众文化中经久不衰的“霸道总裁”形象。

2017年12月，恋爱游戏《恋与制作人》发行，在女性玩家中风靡一时。游戏角色“李泽言”是“霸道总裁”的代表，也在玩家中获得了极高的人气，有粉丝一掷千金包下摩天大楼LED屏幕为其庆生。“霸道总裁”这一男性形象，在康奈尔的男性气质四型中应为“支配型”，其男性气质核心在于权力。“霸道”意味着在亲密关系中其往往占据主动位置，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对被动方有所控制，“总裁”则代表其在经济社会中的权力位置。但李泽言这一游戏人物又并非传统的“霸道总裁”，其人物设定中“会做饭”一项，在女性玩家中为这一角色增分不少，或许也可视作传统男性气概对性别平权要求的回应与调整。有趣的是，比起中国国内的人气，《恋与制作人》在欧美游戏市场并未大热。游戏中李泽言频繁将女主角称为“笨蛋”，也引起了欧美女性玩家的小规模争议。东亚女性恋爱游戏中“男强女弱”的标准模式，在青睐“大女主”模式的欧美女性玩家中往往难以得到认同。

三、结语

男性气质迷思在中国由来已久，各方的论战也始终持久不休。一方是以女性声音为主的对新时代男性的呼唤，另一方则试图阻止传统男子气概的衰落。在“阳刚气质保卫战”中，保守势力往往将其与国族命运相连，又或者诉诸社会道德，为阳刚气质赋予崇高性。与此同时，以女权主义与酷儿理论的实践者则试图通过打破性别气质的迷思，推动性别平权进一步发展。

在异性恋亲密关系中，对男性气质评判标准也有所改变。温柔体贴，关爱家庭的男性成为人们眼中的新时代“好男人”。但对霸权型男性气质的追求并未停止，亲密关系中男性的强势、主动地位也被视作理所应当。前述二者的矛盾在大众文化的叙述中始终存在。另一方面，在婚姻家庭关系中，“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性别分工尽管不断受到质疑，但在实践中的改变甚微。

西方女性主义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传入中国后，在推动中国性别思潮与运动的过程中始终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然而，相较于欧美性别解放运动，中国的性别实践始终有所局限。主流话语的保守立场也限制了当前中国语境下性别多元的可能性。透过男性气质的迷思，我们得以窥见中国性别平权运动在当下的成效与所面对的艰辛，亦可窥见性别解放运动微弱的可能性。

《性别社会学》课程期末作业

写于2020/01/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