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之内，体制之外

1976年，一首诗把22岁的杨奎松送进了半步桥北京第一监狱看守所“王八楼”。在这栋关押政治犯的“王八楼”里，杨奎松结识了一名三十多岁的“老犯人”。“老犯人”出身书香门第，幼时受过良好的教育，却因种种偶然和必然，在少年窃贼、惯偷、“四类分子”、“反革命”的道路上渐行渐远，最终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在此后的岁月里，杨奎松成了大学教授、知名学者，然而当年“王八楼”里的因缘始终困扰着他：“为什么在那个特殊年代里，我们的社会会以那样一种轻视人的生命、人的权利和人的尊严的方式运行呢？为什么我们当年一定要根据人们对特定的阶级、政党、民族、国家等态度的不同，把人简单地分为‘革命’和‘反革命’，或划成三六九等，并决定人的贵贱生死呢？”因此，学者杨奎松带着工人杨奎松的疑惑，“不务正业”地爬梳起 “牛鬼蛇神”们的原始档案来，最终有了这本《“边缘人”纪事》。

全书正文部分讲述了八个为“人民”之名或挣扎或堕落的“‘问题’小人物”的故事。他们之中，有“成功改造的旧警察”，有“身败名裂的团支书”，有“提心吊胆的大夫”，有“疗养院里的‘反革命’”，也有“自甘‘堕落’的青年教师”、“爱讲怪话的文化教员”、“‘搞关系’的业务员”、“‘特嫌’缠身的技师”，以及更多杨奎松并没有为他们作传而仅仅是列在附录里的各色人等。

纵观这些“问题人物”的人生际遇，无一不因一波接一浪的政治运动而或跌宕起伏，或急转直下，或一蹶不振，日日提心，夜夜吊胆，夹着尾巴做人，及至自暴自弃。他们中鲜有大奸大恶之辈，多为凡俗平民。可悲的是，导致他们一步步走向万劫不复之境的最初契机，往往是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这些小事，放在“当年当地的那种特定的社会环境”，可能发生在任何人身上。

新政权却容不下他们在旧体制下做出的这些自然而然的主动或被动的选择。在坦白与隐瞒之间，他们辗转反侧，举步维艰，却无论如何都避免不了被批判、被批斗、被剔除出人民队伍的命运，沦为阶级斗争社会的“边缘人”。

在全民皆运动的背景下，被逐出体制，立于人民之外，便意味着人生从此支离破碎。即使如廖学昌一般最终重归体制，也是付出了极为沉重的代价，哪怕他本人已将之内化为习惯。这是一切问题政治化所导致的必然结果，在此逻辑之下，正常的个人生活和社会发展已不可能存在。可以说，这些小人物们的悲剧人生，其实是整个中国社会的悲剧，这其中没有胜者，只有输家。

至此，学者杨奎松历经40年的时光，以33万字的规模，答复了工人杨奎松的质疑：“有没有可能有些‘反革命’是被这个社会不合理的制度或其他形式的迫害行为所逼出来的呢？”

身为史家史书，本书基于大批量的原始档案写成，为史学研究方法之正宗。不过就主题而言，相对于传统史学历来的帝王将相叙事，本书以凡常芸芸众生为考察对象，实属“边缘书”。再看作者杨奎松一贯的研究方向：“中共党史、国共关系史、中国社会主义思想史、中苏关系史、中国革命与共产国际关系史等，并从中国现代对外关系史的角度研究国际冷战史”，本书在作者本人的著作中也是一本“边缘书”。一本讲述“边缘人”众生相的“边缘书”，却因其问题意识而折射出的一个国家曾经的时代风貌，而显得不那么边缘，反而以小见大触目惊心地直击当代史学的主流。

在第三章的结尾，杨奎松这样写道：“但是，自三十岁以来，他提心吊胆了三十年，如今至少不必再害怕什么了。”书中反复呈现的那个剥夺了无数普通人为人之基本需求的安全感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实在是值得庆幸。然而，真的一去不复返了吗？

杨奎松：《“边缘人”纪事：几个“问题”小人物的悲剧故事》，广东人民出版社，2016年3月

子扉我 2016年春 季风地下空间

原载季风书园微信2016年3月30日，发表时有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