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党宣言注释

NANCY FRASER, TITHI BHATTACHARYA & CINZIA ARRUZZA

*本文中的性一般与sex有关，性别一般与gender有关，以下不再另行标注。

2018年春天，Facebook CEO、亿万富翁雪莉·桑德伯格向全世界女性提供了一份建议，她认为商业世界的坚韧和成功是实现性别平等的不二途径。如果“一半的国家和公司都由女性经略，一半的家庭则由男性来管理”，那么世界会变得多么美好啊！我们应坚持不懈，在达到目之前绝不能骄傲自满。作为协作女性主义的主要代表，桑德伯格因敦促女性经理们在公司董事会上“向前一步”(Lean In，桑德伯格自己写的书)而成名，她从哈佛毕业，在华尔街首席去管制管理人兼其导师的劳伦斯·萨默斯的帮助下，借由财政部长办公室之力为Google和Facebook做一些数据收集和广告定位的工作，如今则她处在了其事业的顶峰。

同一春，2018年3月8日，西班牙全国范围内的女性主义罢工使整个国家陷入停滞。女性主义罢工运动(la Huelga Feminista)的组织者吸引到了五百万游行者加入示威，ta们呼吁建立“一个没有性压迫、剥削和暴力的社会”——“为反对父权制同资本主义达成的同盟而反叛和斗争，因为这一同盟要求我们顺从、屈服和噤声”。随着日落时分的到来，一波又一波的女性欢呼着涌上马德里和巴塞罗那的街头，女性主义罢工运动者随即宣布：“在3月8日这一天，我们胸前叉起双臂，中断所有的生产(productive)和再生产(reproductive)活动。”Ta们拒绝接受比男性更为恶劣的工作条件，拒绝接受男女不同酬的情况。

这两种呼吁反映了两条互相对立的女性主义运动路线。桑德伯格及其同志将女性主义视为资本主义的侍女。Ta们想要一个工作场所中的剥削和社会秩序的压迫在统治阶级的男女之间平等分享的世界——以一种“机会均等”的形式。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女性主义罢工运动的组织者呼吁终结资本的——以及父权的——统治。

道路岔口

面对这两种不同的女性主义愿景，我们发现自己正处于道路的岔口。一条路，如果它一致持存有效的话，会带给我们一个烧焦的星球，人类的生活会悲惨无比。另一条则指向了一个总是出现于人类的梦想之中的世界：财富和自然资源由众人共享，平等和自由成为了人的前提，而不是愿望。由于金融化的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掠夺性形式在过去四十年中占据了主导地位，所有的中间道路都不再行得通——每一次社会斗争的风险利害都越来越重，赢得温和改革的努力转变为了追求生存的激烈战斗——这使得我们的选择变得如此紧迫。在这样的情况下，女性主义者同其他人一样，必须摆明立场。在地球燃烧之时，我们还要继续追求“机会平等的统治”？ 还是说，我们要以反资本主义的形式来重新构想性别正义，摆脱目前的残杀，步入新的社会？

我们的宣言可以说是对第二条道路的简要介绍。今天的反资本主义女性主义之所以可能，要归因于当前危机的政治维度：精英的信誉在全球急剧下滑，这不仅影响了中派的新自由主义政党，还影响到了桑德伯格式的协作女性主义——新自由主义政党的盟友。协作女性主义在2016年的美国总统大选中惨败，因为当时作为“历史性”候选人的希拉里·克林顿的所作所为，并未能激起女性选民的热情。理由也再显然不过：克林顿以其个人言行经历显示了，精英女性向高层职位的爬升同绝大多数女性日常生活的改善之间的脱节。

克林顿的失败是我们的警钟。这表明了自由派女性主义的破产，从而象征着来自左派的挑战的历史性开端。在如今自由霸权的真空下，我们有机会树立另一种女性主义，并重新定义女性主义的议题，发展出不同的阶级面向和激进变革的精神。我们的书写并不旨在速绘出一个想象的乌托邦，而是为了澄清我们为了到达一个公正社会所必须途径的道路。我们意在解释，为什么女性主义者应该参与女性主义罢工运动，同其他的反资本主义和反体制运动联合起来​​，走“代表99％的大众的女性主义”道路。如今新一波的全球浪潮为我们这一企划带来了更多的希望，伴随着这一浪潮，2017-18年的国际女性主义罢工以及以其为重心发展起来的日益协调一致的各种运动接踵而至。作为新运动的第一步，我们列出了有关当前危机的十一条论纲，并点明了激进的、新的、反资本主义的女性主义运动的基础。

论纲之一

一场新的女性主义浪潮正在重塑罢工。

女性主义罢工运动始于2016年10月的波兰，超过十万名妇女参与罢工游行，反对该国禁止堕胎的举措。10月稍晚几日，这一罢工飘洋过海来到了阿根廷，罢工的女性以战斗性的呼喊“Ni Una Menos”抗议对Lucía Pérez的谋杀。很快，它蔓延到意大利、西班牙、巴西、土耳其、秘鲁、美国、墨西哥和智利。最初这只是个街头运动，很快却涌进了工作场所和学校，最终吞没了演艺界和媒体，政界及IT业。在过去的两年里，其口号有来自全球各地的响应：Nosotras Paramos，We Strike，Vivas Nos Queremos，Ni Una Menos，代表99％的大众的女性主义。 起初是波纹，蓦然已成波浪，它已成了一种全球现象。

2017年3月8日，各地的女性决议集体罢工，这使得一系列以国家为基础的行动转变为一场跨国运动。随着这一大胆的举动，这一新形式的行动主义将国际妇女节重新政治化，将之与其历史根源重新连接起来，即回到了被遗忘的工人阶级和社会主义的女性主义中去。她们的行动唤起了20世纪早期劳动阶级女性的动员精神——作为这一精神的典例，美国社会主义者在主要由移民和犹太女人领导的罢工和群众游行的激励下，组织了第一次全美妇女节；而在德国，露易丝·齐茨和克拉拉·蔡特金呼吁创办国际劳动妇女节。今天的女性主义罢工体现了这类激进的精神，将女性们团结在一起，阻隔她们的不仅仅是国境和围墙，还有海洋、山峦和大洲。她们突破了家庭的和象征的垣墙的阻隔，展现了以辛勤的有偿和无偿劳作维持着人类世界的女性的政治潜能。

该运动发明了新的罢工方式，同时将这一罢工形式与一种新的政治形式相结合。她们既组织劳动撤离与游行，还关停小企业，封锁道路和抵制商品，这样的做法在将总罢工作为一种抗议模式的前提下，为之填补了大量可发挥的群众艺能——总罢工一度规模壮大，但在几十年的新自由主义削割下已日益缩水。同时，得益于对“劳动力”的重新定义，罢工得以民主化并扩大其范围。女性的罢工活动不仅仅从有薪工作中撤离，她们也从家庭劳动、性行为和“微笑”中撤出——这样的做法使资本主义社会中性别化的、无偿的工作所发挥的不可或缺的作用变得显而易见，而资本受益于这些“边缘”活动却从不为此偿付，故女性们在罢工中为自己的无偿劳动赋予价值。而就有偿工作而言，女性主义罢工也重新定义着所谓的劳动议题——劳动问题不仅仅要针对工资和工时，还要打击性骚扰和性侵犯，瞄准所谓生殖正义设下的障碍和对罢工权利的限制。

因此，这一新的女性主义激进性完全有克服“身份政治”和“阶级政治”间顽固和分裂的对立的潜在力量。它拒绝将其斗争局限于任何一个空间，执着地要披露工作场所和社会生活的统一性。它重新定义了什么算“工作”和什么叫“工人”，从而拒绝了资本主义对女性劳动的结构性低估，这一低估既包括有偿劳动也包括了无偿劳动。它预告了阶级斗争的新阶段到来的可能性：女性主义、国际主义、环境主义和反种族主义的阶级斗争。

如今制造业的工会遭到了严重削弱，可女性罢工的女性主义却继之而爆发。对新自由主义的抵制已经转移到了其他领域：医保、教育、养老、住房——转移到了人类和社会共同体再生产所必需的劳动和服务的领域。由女性领导和推动的最激进的反击可见于从美国教师的罢工浪潮到爱尔兰反对水私有化的斗争再到印度达利特卫生工作者的抗议活动等一系列领域。这些斗争虽然没有正式加入国际女性罢工运动，却与它有很多共同之处。她们也既想要为生活的再生产所必需的工作赋予价值，同时也反对再生产劳作对她们的剥削。她们将对工资和工作场所的要求同增加公共社会服务支出的呼声结合起来。

在阿根廷、西班牙和意大利，女性罢工的女性主义得到了反对紧缩，抗议削减学校、医疗保健、住房、交通和环境保护支出的社会力量的广泛支持。在金融资本的命令下，政府对强加的“公共产品”发动了袭击，而女性罢工正是这一卑鄙行为的坚定反对者，它正在成为捍卫我们的共同体的广泛努力的促进因素和标杆模范——既要面包，也要玫瑰。

论纲之二

自由派女性主义已经破产了。是时候送它最后一程了。

这一激进的新浪潮同近几十年来占主导地位的协作女性主义相去甚远。尽管如此，主流媒体仍然将女性主义与自由主义模式等同起来。而其效果是播下了混乱，因为自由派女性主义正是问题的一部分。自由派女性主义以专业管理层的女性为基础，专注于“向前一步”和“砸碎玻璃天花板”[1]。它致力于让少数特权阶层能够攀登企业阶梯或军队等第，它翼赞以市场为中心的平等观，它同企业对“多元化”的热情相一致。它反歧视、支持选择，却拒绝面对施于选择和平等之上的社会经济制约。作为新自由主义的盟友，它无法使大多数妇女受益; 要说它有什么效用，也不过是对大多数妇女的伤害。

自由派女性主义的目标是寡头制，而不是平等。它不会废除社会等级，而是旨在将社会等级女性化，确保顶级女性能够与同阶层的男性处于平等地位。根据定义，其受益者将是那些已有相当大的社会、文化和经济优势的人。自由派女性主义同财富和收入不平等的不断扩大相容，为新自由主义捏造了进步的光彩，却用解放的妄想来掩盖其倒退政策。自由派女性主义是欧洲伊斯兰恐惧症和美国全球金融资本的同盟，它之所以能够使专业管理女性 “向前一步”，是因为她们可以寄生在低薪、移民和工人阶级的女性身上，将护理和家务劳动分包给她们。

向前一步的女性主义对阶级和种族问题无感，它将我们的事业同精英主义和个人主义联系起来。它将女性主义打造为一个自我治理的运动，把我们同损害大多数人的政策联系在一起，还不让我们参与反对这些政策的斗争。简而言之，自由派女性主义给了女性主义一个坏名声。 我们的回答是向后转身的女性主义——我们对打破玻璃天花板，同时却要让大多数女性来清理这些碎片的做法，没有兴趣。

论纲之三

我们需要反资本主义的女性主义——代表99%的大众的女性主义

国际女性罢工的战斗的女性主义面临着与我们的时代相称的危机：下降的生活水平和迫在眉睫的生态灾难; 战争和剥夺; 铁丝网对大规模迁移的阻碍; 受到鼓舞的的种族主义和仇外心理;来之不易的权利的扭转。我们设想的女性主义对这些挑战程度之深足有把握，也渴望着面对这些挑战。它避开那些半途而废的举措，支持众多人的需要和权利：工人阶级、少数族群和移民女性；同性恋、酷儿、跨性、贫困和残疾的女性; 也包括那些一方面被鼓励将自己视为“中等阶级”，另一方面却仍被资本所剥削的女性。它并不局限于传统定义下的“女性问题”。它代表所有被剥削、统治和压迫的人，故而足以成为大多数人的希望之——代表99％的大众的女性主义。

新的女性主义通过理论反思而正出现于生活经验的大熔炉之中。我们越来越清楚，女性和反性别成规 (gender non-conformist)者要获得基本权利的唯一途径就在于，改造这一作为人权扼杀之基础的社会制度。仅将堕胎合法化，对于既没有支付手段也无法前往诊所就医的女性来说，是远远不够的; 普遍的再生产正义还需要以自由、普遍的医疗保健和医学界的优生学实践的终结为前提。同样，除非目前的工资平等能以实质性的劳动权利、能偿付大量足以生活的工资的工作以及新的家务和看护劳动的组织为内容，否则这一工资平等也只意味着穷人和工人阶级出身的女性要平等地受苦。如果法律机关对警察暴行、大规模监禁、驱逐威胁、军事干预还有工作场所的骚扰和虐待视而不见，那么将性别暴力定义为犯罪的法律就是一场骗局。如果法定的解放不包括公共服务、社会住房和资金等内容，以确保女性能够摆脱家庭暴力和工作场所的暴力，那这一法定的解放也不过是空壳。

出于这些原因，“代表99％的大众的女性主义”不能成为一场分离主义、单打独斗的运动。无论是在环境正义、教育、住房、劳工权利和医疗保健的领域，还是在反对战争和种族主义的领域，它都将同每一项为大多数人奋斗的运动联合起来。我们不是在与阶级斗争相竞争——相反，我们正在阶级斗争的最深处，而我们正在通过以新的、更广泛的方式将之重新定义的做法帮助阶级斗争走得更远。

论纲之四

我们正在经历一场总体性的社会危机——而其根源在于资本主义。

人们普遍认为，2008年危机不过是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一场金融危机而已，但这种理解仍然过于狭隘。我们正经历的，是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危机——经济、生态、政治和“关爱”。它始终是资本主义的危机，是整个社会组织形式的普遍危机——而我们当前时代特有的资本主义形式尤其面临着崩坏：全球化、金融化、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会定期产生这种危机并不是某种偶然。这一系统不仅依赖工资劳动剥削和剩余价值榨取以为生，还公然搭自然界、公共产品和人类及其共同体再生产的无偿劳动的便车。在追求利润的推动下，资本的自我增值无需为人们的替代劳动付出任何代价，除非人们用强力使之付出代价。它旨在玷污自然界，使公共产品成为其工具，强行占有无工资的看护劳动，乃至定期地破坏其自身的——同时也是我们自身的——生存条件。

在过往的几十年中，我们经历了工资下降，劳动权利受削弱，环境破坏以及维持家庭和共同体的可用资源被篡夺等等不幸，我们迎来了更为尖锐的资本主义危机——而金融的触角已经延展到了整个社会结构之中。难怪现在有这么多人拒绝建制派政党，并尝试新的视角和政治计划。 其结果是日益严重的霸权危机、领导权和组织的真空，以及一种人们必须为此付出代价的感觉。

女性罢工的女性主义是导致这种突破的力量之一。但我们并未掌握斗争的地平。新贵的右翼运动许诺，要终结自由贸易，减少移民和限制女性、有色人种和LGBTQ+人群的权利，从而改善普通家庭（特定种族）的生活。与此同时，自由派中心提出的议程令人作呕的程度也与右翼相去无几：他们希望女性主义者、反种族主义者和环保主义者同自由派“宗主都护”结盟，从而放弃改变社会的平等计划。我们拒绝该提议。我们不仅拒绝反动的民粹主义，更要拒绝站在民粹主义对立面的所谓进步的新自由主义，我们将认清并正面对抗当前时代危机和苦难的真正根源：资本主义制度本身。

危机并不“仅仅”是个痛苦的时期。它同时也是我们的觉醒时刻和改变社会的机会，因为在危机下，富于批判性的群众会撤回对权力的支持，转而寻求新的思想和新的联合。普遍危机导致社会重组的过程反复出现于当代史之中，资本主义一次又一次地自我重塑。在试图恢复盈利能力的过程中，资本主义的政治支持者不仅重新配置了官有的经济，还重新配置了政治、社会再生产以及我们同资本的非人本质的关系。他们重构了普遍存在的阶级剥削的形式，还有性别和种族压迫。他们经常设法重塑这些等级制度，从而将包括女性力量在内的反叛性力量用以维持新的现状。

这一吸纳的过程还会重复吗？我们要指出的是，当下的统治精英似乎特别危险。他们专注于短期利润，似乎不仅不想评估危机的深度，也不想在意危机对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长期健康构成的威胁。他们宁愿在此时此刻钻探石油，也不愿确保能够使他们在未来获得利润的生态的必须前提条件。因而，我们如今面临的危机就是我们所知的生活危机。要解决这一生活问题而必须的斗争也是社会组织最根本的问题。我们应在何处划定经济与社会，社会与自然，生产与再生产同家庭劳动的界限？我们该如何使用集体生产出来的社会剩余？谁来决定这些事项？我们还不清楚，是食利者会处心积虑将资本主义的社会矛盾转化为新一轮积累私人财富的机会，从而在重组性别等级制的同时，拉拢一部分女性主义者——还是说，女性主义者会像瓦尔特·本雅明所说的那样，“拉动紧急刹车”[2]，站在群众起义的最前沿。

论纲之五

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性别压迫的根本原因在于，社会再生产从属于剩余价值导向的生产。 而我们要将这一从属关系彻底推翻。

许多人都知道，按照定义，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阶级社会，不得不为工资而劳动的广大群体受到剥削，从而允许少数人积累私人利润。但人们不太广泛知道的是，资本主义社会同样也是性别压迫的源泉，即性别歧视与其结构紧密相连。资本主义并没有发明女性的从属地位，女性的附属在以前所有的阶级社会中，都以不同的方式存在着。但资本主义建立了新的、独特的、以新的制度结构为基础的性别歧视的现代形式。其最关键的创新在于，将人口的生产与利润的生产相分离，将第一工作分配给女性，并使第一工作屈从于第二工作。

我们只要想一想人口生产的劳动实际上多重要、多复杂，我们就能清晰地看到这一屈从有多么堕落！人口生产不仅在生物学意义上创造和维持人类生命，它还创造并维持了我们的劳动性能——马克思笔下的“劳动力”。人口生产意味着以“正确”的态度、性格和价值观，资格、能力和技能来塑造人。一言以蔽之，人口生产的劳动大体上为人类社会提供了一些根本的先决条件——物质、文化、社会条件——而资本主义生产尤其离不开它。人类生活和劳动能力离开了人口生产，就难以承载、具现。我们将这一宏大的生命活动称为社会再生产。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社会再生产的至关重要性遭到了掩盖和否定。人口生产仅被视为获取利润的手段。这是因为，资本要尽可能地避免为这一劳动付出薪金，钱才是它的目的论和矛盾论，它将人口生产中的劳动者贬低到从属地位，骑在ta们身上作威作福的不仅仅是资本家，还包括可以将其责任转嫁给他者的特权劳动者。而此处的“他者”大部分都是女性。当代社会的社会再生产是性别化的——也就是说，它总是被分配给女性或与女性相关。其组织取决于既定的性别角色，并且会加剧性别压迫。

故而，社会再生产是一个女性主义的问题。但它同时也和阶级与种族，性与国家的最弱一环相交织。女性主义要想解决当前的危机，就必须通过以一种包含并连接着当前社会统治的多样轴线的视角来理解社会再生产。资本主义社会长期以来一直在使再生产劳动的种族分工制度化。其制度采用过奴隶制、殖民主义、种族隔离或新帝国主义等各种形式，来迫使被种族化的女性免费地或低成本地为多数族裔或白人“姐妹”提供再生产劳动。Ta们被迫为自己的女主人或雇主的子女和家庭提供过分慷慨的照顾，以致于ta们只能挣扎着照顾自己。

社会再生产的根本特征是阶级性。资本积累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与生产和补充劳动力有关的社会关系，因为恰恰就是这些劳动力要受到资本的剥削。换句话说，阶级并不仅是“经济的”。阶级由具体的人，其共同体、住处和生活条件，其经历、社会关系和历史所组成，其所有组成部分的生产和再生产，远远超出纯粹的经济——不仅是生产关系还是社会再生产关系——活动。全球工人阶级不仅包括那些在工厂或矿山工作的人，还包括在田野和私人住宅中工作的人，在办公室、酒店、餐馆、医院、托儿所和学校劳动的人，流产者(precariat)、失业人员和其劳动无法获得报酬的人。同理，阶级斗争不仅仅牵涉到工作场所的经济收益，还包括了针对社会再生产的斗争。虽然，这些问题一直以来都是社会的中心矛盾，但在今天，社会再生产的斗争尤要爆发，因为新自由主义要求每个家庭花更多的时间从事工资劳动，同时还取消了国家对社会福利的支持，压榨家庭、共同体尤其是女性到了一个忍无可忍的地步。在这种情况下，针对社会再生产的斗争已带着其足以改变社会根源与分支的全部潜能，来到了社会斗争的舞台中央。

论纲之六

性别暴力有多种形式，但它们都同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纠缠在一起。 我们则发誓要毫无妥协地反抗所有形式的性别暴力。

研究人员估计，全球有三分之一的女性会在一生中经历某种形式的性别暴力。许多肇事者是女性的亲密伴侣， 38％的女性谋杀案要由ta们来责任。我们在每个国家、阶级和种/民族群体中，都能发现身体上、情感上、性行为上或者所有这三种的来自亲密伴侣的暴力。这种暴力根植于家庭和个人生活的矛盾动力，故而根植于资本主义对人口生产和利润生产所做的鲜明划分，反映了从早期以扩大的亲属关系为基础的家庭向资本主义现代性下受限的、异性恋核心家庭的转变，即从男性长老拥有的对其赡养人的生杀大权，到为小家庭之首的“小”男人身上受挫的统治权的转变。该转变改变了以亲属关系为基础的性别暴力的特征。曾经公然为政治性的东西，现在变成了“私人的”——更加非正式和心理学化——故而更不“理性”更不受社会制裁和控制。这种性别暴力在危机时期变得格外恶性和普遍，因为此时酒精、羞耻和对维持主宰地位的焦虑经常会加剧这类暴力。当地位焦虑、经济不稳定和政治不确定状况出现时，性别秩序似乎也在颤抖。有些男人认为女人“失控了”，她们的家庭“秩序紊乱”，她们的孩子“无法无天”。他们的雇主毫不顾及其情面，却过分地亲睐其同事，使其工作面临风险。其高超的性功能和诱惑力遭到质疑。其男子气概受到了威胁，他们也就心态爆炸了。

但并非所有性别暴力都有着这种明显的“非理性”形式。其他类型则太过“理性”：奴隶主和殖民者强奸被奴役和被殖民地区的女性，以此为武器来恐吓有色人种共同体，用强力使之压服；人贩子和皮条客一再强奸性工作者以“让ta们适应环境”；军人对“敌国”女性协调一致地组织大规模强暴以为战争武器；还有尤其是普遍存在于工作场所或学校里的性骚扰。最后一类性别暴力所反映的是，肇事者拥有针对被骚扰者的公开的制度性权力。Ta们能够并且一直在调度性服务。我们看到，这些暴力的根源在于女性在经济、职业、政治和种族上的脆弱，在于我们对薪水、推荐信、雇主或工头不询问移民身份的意愿的依赖。这种暴力之所以能够实现，依赖于一种融合了性别、种族和阶级的等级性权力体系。

上述两种性别暴力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有着共同的结构性基础。它们的基础都在于：以利润为目的的商品生产同以“爱”为目标的社会再生产间的分工——及其相互测定。性别关系将再生产劳动压倒性地分配给了女性，使女性在生产劳动的世界中与男性相比，处于不利地位，故而女性在生产劳动中经常从事工资连家庭生活费用都不够偿付的没有出路的工作。这一分工的主要受益者是资本，但其结果却使我们受到了双重的侵犯——一方面来自家庭和个人亲密关系，另一方面则来自资本的执行者和教唆者。

普遍而言，女性主义对性别暴力的反应，是要求将其定罪入刑。这种“监狱女性主义”需要被质疑的东西当作理所当然、自然而然的存在：法律、警察和法院有着充分的自主性，乃至可以抵抗资本主义权力结构，抵制其产生和纵容性别暴力的根深蒂固的倾向。但事实上，刑事司法系统不成比例地针对着包括移民在内的穷人和工人阶级男性，同时却经常让白领专业人士免于惩罚。同样，反人口拐卖运动和反“性奴制”的法律却经常被用来驱逐移民女性，使强奸犯和奸商仍旧逍遥法外。同样重要的是，监狱主义反应忽视了退出选项的必要性。法律上将婚内强奸或工作场所的骚扰定为犯罪，并不会为无家可归或有家难回的女性提供实质性帮助。而以市场为基础的解决方案——通过小额贷款促进妇女的经济独立——对于帮助女性获得真正的独立于家中男人的自主权而言，除了增加她们对债权人的依赖以外，几乎没有什么作用。

我们既拒绝监狱女性主义也拒绝市场自由主义的做法。资本主义下的性暴力并不是对物的正常秩序的破坏，反而是资本主义本身的制度性组成部分——即一系统性条件，而非所谓的犯罪或人际关系问题。我们不能用否认再生产自由，否认市场的经济暴力，否认警察和边防军的国家暴力，否认帝国主义军队的跨国暴力，否认资本主义文化的符号暴力，否认侵蚀着我们的身体、共同体和住所的缓慢的环境暴力的法律的生命政治暴力来孤立地理解这一条件。在出口加工区以及其他严重依赖女性劳动力的部门，性别暴力通常被用作劳动规训的工具：管理人员以强奸、辱骂和羞辱性的身体搜查来迫使她们加紧工作，并得以粉碎劳工组织。在如今资本主义面临危机的情况下，这些性别暴力动态则更为恶化，因为各国政府削减了公共资金，将公共服务市场化并恢复了医疗负担。在这种情况下，反复劝告人们做一个“好”母亲或“好”妻子，也就为针对那些不遵从性别角色的人的暴力行为正了名。

性别暴力在社会秩序中有着根深蒂固的结构根源，因为这一社会秩序以性别化的工作组织和资本积累的动力等各种形式编织着女性的从属地位。从这个角度来看，MeToo运动也就代表了某种形式的阶级斗争。正是移民农业工人首先出声与演艺界女性团结一致、站在一起，她们声称，哈维·温斯坦不仅仅是个性瘾者，还是个能够决定谁可以在好莱坞工作、谁不行的大老板。

一切形式的暴力都是资本主义社会所不可或缺的，资本主义社会通过强制和建构性同意来维持自身。而任一种形式的暴力都不会在其他形式未得到阻止的情况下停下步伐。女性罢工的女性主义者致力于反对任何形式的暴力，她们将反性暴力的斗争同反对资本主义社会中所有形式的暴力及其社会制度的斗争联系了起来。

论纲之七

资本主义企图规训性。而我们旨在解放性。

乍一看，当前围绕性行为的斗争代表了一种明确的选择。一方面，反动力量试图将违反家庭价值观或神圣法律的性行为全部非法化，同时用石刑来威胁“通奸者”，鞭笞女同性恋以及强迫男同性恋接受转换疗法。另一方面，自由派为性别异议者和少数群体的合法权利，为一度为禁忌的关系得到承认，为婚姻平等以及军队内部的LGBTQ+权利而斗争。反动派的目的是恢复倒退的神秘主义——父权制、恐同症、性压抑——自由派则代表了现代性：个人自由、自我表现、性的多元。

然而，它们哪一者都没有反映当下的现实。如今，性威权主义不过是陈腐的烂泥。它想要给社会强加各种禁令，但这只不过是对包括新自由主义在内的资本主义历次发展的新传统主义反应。同理，自由派所倡导的性权利，离开了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形式——在正常化和去污名化的同时又是消费主义的——就没有可能。

资本主义社会一直企图将性组织起来。在资本主义关系普遍得以树立之前，既有的权威——特别是教会和村社——的任务在于建立和执行各种规范，从而将可接受的性行为同罪名化的性行为区分开来。后来，随着资本主义重新塑造了整个社会，新的资产阶级规范和规训模式也就得以孕育，其中包括国家认可的性别二元对立和异性恋霸权。这些“现代”规范得以广泛传播——借由殖民主义、大众文化和以家庭为基础的社会规定下的赋权标准。但这些规范并非未受挑战。恰恰相反，这些规范既同腐臭的性政体产生矛盾，又和新的性自由愿望发生冲突，而性自由集中表现于同性恋亚文化和先锋派氛围之中。

后续的发展重构了性别配置。资产阶级规范业已软化，而性解放大潮成为主流，两者的主导派别联合于一项新的事业：采取各种亲资本的形式，鼓励个人主义、家庭生活和商品消费，在扩大的国家规训空间里，为一度是禁忌的性实践正名。这一重新配置背后隐藏了资本主义自身性质的转变。资本越来越金融化、去领土化和去家庭化，它不再无奈地反对酷儿和非顺性/性别的队伍。大型企业现在允许它们的员工生活于异性恋家庭之外——只要ta们遵循工作场所和商场的规则就行。

这就是当前围绕性行为的斗争的时代背景。如今我们处在年轻且仍在不断勃兴的酷儿和女性主义运动的性别流动性不断加强，重大法律胜利连连到来的时期。官方认可的性别平等、LGBTQ+权利以及婚姻平等现已在许多国家的法律中得到体现。这些胜利既是艰苦战斗的结果，也反映了同新自由主义相关的社会文化变革。然而，它们本质上是脆弱的。新的法律权利并不能阻止社会大众对LGBTQ+人群的攻击，ta们仍然忍受着各种性别和性暴力、符号误认和社会歧视。金融化的资本主义本身则为许多性反动力量火上浇油：右翼民粹主义者察觉到了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消极面之真正所在，也即资本主义现代性未能保护“其”家庭和共同体免受市场的蹂躏。但他们扭曲了真正的不满，他们所提出的反对主张，也不过针对那些资本所能轻易放弃的形式。他们所谓的“宗主都护”模式对性自由强加指责，同时掩盖了资本本身带来的威胁。

性反动的镜像就在性自由主义之中，纵使在最佳的情况下，它也同剥夺正式自由所需的大部分物质性先决条件的结构相关联。它还依赖于规范一夫一妻制家庭的规训制度，依赖于接纳同性恋所要付出的代价。性自由主义似乎一方面增值了个人自由，另一方面却从未对引发恐同和恐跨心理的结构条件提出挑战，乃至从未质疑家庭在社会再生产中的角色。基于网络联机和在线约会的新的异性恋文化，敦促年轻女性去“拥有”属于自己的性，可同时却仍在对女性评头品足，敦促女孩去取悦男孩，以模范的资本主义时尚授予男性以性自私。新形式下的“同志正常化”的前提条件即资本主义的正常化，中产阶级同志带着其消费模式和对尊重的声称而出现了。其存在本身成了“启蒙西方宽容”的标志，促进了新殖民主义事业的合法化。例如，以色列当局援引其优越的“同志友好”文化来证明其对“落后的、恐同”的巴勒斯坦人的正当征服，而欧洲的自由派则将“同志友好”用作伊斯兰恐惧症的借口。

代表99％的大众的女性主义者拒绝玩这种游戏。我们拒绝新自由主义收买，拒绝新传统主义恐同症和厌女症，我们希望复兴各种各样的激进精神，包括石墙事件[3]，从亚历山德拉·柯伦泰到葛尔·罗宾的“性积极”女性主义潮流，声援英国矿工罢工的同性恋运动。我们为将性从生育和规范的家庭形式中解放出来、从消费主义的扭曲中解放出来而战斗。我们需要一种新的、非资本主义的、足以确保性解放的物质基础（包括公众对社会再生产的大力支援在内）的社会秩序，我们需要改订社会秩序以为不受限的各种家庭和个人连结的形式服务。

论纲之八

资本主义诞生于种族暴力和殖民暴力之间。代表99%的大众的女性主义反对种族主义和帝国主义。

今天，同先前的资本主义危机时期相似的是，“种族”成了炙手可热的话题。好斗的人种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摈弃了狗哨政治[4]，而全力吼出其支持白人霸权的呼喊。中派政府同种族主义同行一道阻止移民和难民的入境，抓住他们的孩子使其骨肉分离，或故意让他们溺命海上。警察仍旧可以不受惩罚地谋杀有色人种，而法院则无动于衷，仅仅把这些警察关在纪录数字里。有些人试图反击，用武力抗议仇黑警察的暴力行为以及白人至上主义者的武力炫耀。在美国，有些人试图赋予“废奴运动”一词以新的含义，即要求终止监禁，废弃自布什时代以来就成为国土安全部的中坚部门的移民和海关执法局机构。

在这种情况下，女性主义者和其他人一样，必须选边站。然而，就其历史而言，女性主义者在应对种族问题方面的记录，也充其量是含混不清的。美国内战结束后，有影响力的白人女性投票权运动者发出了某种种族主义咆哮，因为当时黑人男性获得了投票权而她们却没有。20世纪初，英国卓越的女性主义者以“文明”为由，以“使棕种女性摆脱劣等的民族性”为由，捍卫了英国对印度的殖民统治。而如今著名的欧洲女性主义者则以类似的方式为反穆政策辩护。即使她们并不是有意要当种族主义者，自由派女性主义者和激进女权也错误地将白人中产阶级女性的状况普遍化，以之来定义“性歧视”和“性别问题”。她们把性别从种族和阶级中抽象出来，宣称女性只需逃离家庭并“外出工作”，仿佛所有人都和她们一样，是住在城郊的白人家庭主妇。美国著名的女性主义者照着同一个逻辑坚称道，黑人女性只有在优先考虑想象的非种族化的姐妹情谊从而摈弃黑人男性的反种族主义的情况下，才能成为真正的女性主义者。

由于近几十年来有色人种女性主义者的坚决回击，人们越来越能看清这种观点的本质，且有越来越多的有色人种的女性主义者断然拒绝了这类观点。我们承认这一可耻的历史，从而下决心要坚决地打破它。我们的想法是，在充满种族主义的帝国主义社会中，任何顶着“女性解放”之名的运动都不可能实现。但同时我们也明白，问题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种族主义和帝国主义对资本来说并非偶然，而恰恰是其所不可或缺的。资本主义制度以自由劳动和工资契约为傲，但它从一开始就依赖于暴力的殖民掠夺、非洲的商业化“黑皮狩猎”及对新世界奴隶制的强力征发。从根本上说，对不自由或依附民族的种族剥夺一直是使对自由劳动力的剥削有利可图的隐藏条件。在整个资本主义的历史中，这种自由与不自由的区分也呈现出不同的形式——奴隶制、殖民主义、种族隔离和国际分工。但在每一个阶段，它都与全球有色人种界线大致无误地相吻合。在每一个阶段，帝国主义掠夺都确保资本能够获得自然资源和人类生产力，从而增加利润，而无需为这些资源和能力的再生产付出任何代价。资本主义创造了被种族化的人类阶级，既贬低其人种本身及其劳动，又使ta们从属于资本的强征。一个真正反种族主义、反帝国主义的女性主义者也必须是反资本主义的。

这一主张在今天要来得更为重大，因为金融化的资本主义正通过债务剥夺来推进种族压迫。在南方不发达世界，强占土地的企业在债权驱动下将原住民和部落民赶出其世代生存的地方，而IMF的结构调整则要求不发达国家削减社会支出，迫使后代人陷入用苦工来为全球债主还债的灾难之中。随着制造业向南方不发达世界的转移，种族征发与剥削受其推动而得以同步增加。 在北方，随着不稳定的服务劳动日益取代有工会组织的工业劳动，工资逐渐低于生活成本，工人个个成了高利贷工资日贷款的目标，种族征发也得以急剧增长。此前专门用于公共基础设施投入的税收收入，如今也用于偿还债务，从而对有色人种社区产生了灾难性的影响——同时这种影响也是颇为性别化的。

在这种情况下，全球姐妹情谊的抽象宣言只会适得其反。她们传达了一种关于同质性的虚假印象，将政治过程所要达成的目标视为全球女性从一开始就普遍拥有的东西。但现实却是，尽管我们都在资本主义社会里遭受着仇女的压迫，但这压迫会呈现出不同的形式。我们必须通过有意识地建立团结的努力，从而在政治上揭示不同形式的压迫之间的关联。只有这样子努力，只有既在多样性之中斗争，又贯穿多样性，我们才能获得改造社会所需的综合力量。

论纲之九

我们的女性主义是生态社会主义的，我们为反抗资本主义对地球的毁灭而战斗。

今天的资本主义危机也是个生态危机。我们前面提到，资本主义在完全不考虑补偿大自然的情况下，随时准备着剥夺自然乃至定期破坏其自身的生态条件，也即耗尽土壤、采尽矿藏、毒害水和空气。如今的气候变化是资本利用化石能源为其工厂供电的结果。一般而言，摧毁了数亿年来形成于地壳之下的碳化沉积物，并在眨眼间消耗了它们的，不是人类，而是资本。资本从煤炭转向石油，然后又转向天然气和液压破碎法，增加碳排放，同时不成比例地将“外部性”转移到贫困社区，资本所做的这些，都是为了追求利润。

女性站在当前生态危机的前沿，她们占气候难民的80％。在南方不发达世界，她们既是农村劳动力的多数，又肩负着社会再生产劳动的负担。而她们在提供食物、衣着和住所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啊的作用，却首当其冲地受到干旱、污染和土地过度开采带来的冲击。北方的贫穷女性也不成比例地极易受到环境种族主义的影响，因为她们往往是那些常年经受洪水和铅中毒的社区的顶梁柱。

女性同样也站在应对气候变化和污染的斗争的最前沿：水保护者为反对美国DAPL输油管道而战斗；秘鲁的Máxima Acuña成功地同美国矿业巨头纽蒙特相抗衡；印度北部加尔瓦利妇女为反对三座水电大坝的建设而斗争；而全世界都在为反对水和种子的私有化以及保护生物多样性和可持续农业而进行着数不尽的斗争。这些新形式的斗争挑战了主流的环保主义试图通过捍卫自然来反对人类社会的物质福祉的做法。而女性主导的运动则拒绝将生态问题与社会再生产问题分离开来，她们代表了强有力的反企业和反资本主义的替代方案，反对鼓励排放权、碳中和与环境衍生物的投机贸易的“绿色资本主义”。相反，她们关注的是社会正义、人类共同体的福祉同非人类自然的可持续性密不可分的现实世界。女性解放同保护地球免于生态灾难也是相辅相成的。

论纲之十

资本主义必与真正的民主与和平不相容，我们的回答是发扬女性主义的国际主义。

今天的危机同样也场政治危机的。政治机构被企业权力所俘虏，又经债务危机削弱，它们越来越倾向于同中央银行和国际投资者，能源巨头和战争贩子共舞。政治危机同时也植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制度结构。资本主义将政治与经济，国家的合法暴力与市场的无声强迫分离开来。结果为民主控制缠上了大量来自社会生活的禁令，转而将人们交由企业去统治。资本主义系统通过其结构，剥夺了我们集体决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如何组织社会再生产劳动的能力。总之，资本主义从根本上说是反民主的。它必然会产生帝国主义的世界地理，许可更强大的国家捕食弱者，用债务碾碎他们。

各地的资本都摒弃了公共权力，利用保护私有财产的法律制度、压制反对派的镇压力量以及负责危机治理的规训机构来使自己获益。与此同时，对利润的渴望定期地诱使资本家阶级的一些派别反抗公共权力，好像公益远不如市场来得重要。在这种情况下，在资本眼中，短期利益已经胜过了长期生存，它就像一只啃自己尾巴的老虎。今天，资本主义引发政治危机的趋势已经达到了新的水平。新自由主义政权使用债务作为武器，四处出击，其目标是任何可能挑战其计划的政治力量——例如，使大量希腊民众拒绝紧缩的投票无效化。

女性再次成为了这场危机的主要牺牲品，也成了为民主和平而斗争的核心成员。然而，对我们而言，解决方案并不只是在权力的城堡中安排上更多的女人。女性长期以来一直被排除在公共领域之外，她们必须武装到牙齿地战斗，才能使自己的声音被人听见，而她们斗争的议题，此前总是被惯例性地贬低为“私人”问题。然而，一般而言，我们的主张成了精英进步主义者把玩的口技，ta们把我们的主张加以扭曲，使话语对资本而言来得更为中听。人们收到各种邀请函，要求ta们为女政治家投票，要求ta们庆祝其权力的上升，好像这是在给我们的解放打气。但对我们而言，就算女性能够促成对其他国家的轰炸，以人道主义的名义支持新殖民主义干预，同时对本国政府实施的种族灭绝保持沉默，也根本谈不上什么女性主义。女性在世界各地都是战争和帝国主义占领首当其冲的受害者。她们面临系统性骚扰，她们的亲人被谋杀残害，能够为她们自己及其家人提供服务的基础设施则遭到严重破坏。我们只愿意与受害的女性团结一致。对于那些声称其做法旨在解放棕色和黑色女性，从而试图为其穷兵黩武找借口的人，我们要说：“你们不配用我们的名字”。

论纲之十一

代表99％的大众的女性主义号召所有的激进运动加入到以刀兵反对资本主义的起义中来。

我们身为女性主义者的同时，不会自绝乃至孤立于其他的抵抗与反叛运动。我们不会置身于反对气候变化或反对工作场所剥削的斗争之外，也不会远离反对制度性种族主义和强取豪夺的斗争。这些都是我们的斗争，都是废弃资本主义的斗争的一部分，如果没有这类斗争，性别压迫和性压迫就不可能迎来终结。对我们而言，结果十分明确：新的女性主义应该同全球各种反资本主义的运动联手——与环保主义者联手，与反种族主义者联手，与反帝国主义者和LGBTQ+运动还有工会联手，而最重要的是，同ta们内部的反资本主义主流联手。

斗争既带来机会，又是个大学校。它能够改变其参与者，挑战我们先前的自我理解并重塑我们对世界的看法。它能够加深我们对自己面临着的压迫的理解——是什么导致了这一压迫？是谁从中受益？我们必须采取什么措施来克服它？斗争的经历也能够促使我们重新诠释我们的利益，重新塑造我们的希望，扩大我们对可能性的认识。它能够促使我们改订原先对朋友和敌人的理解。它能够扩大被压迫者之间的团结纽带，并加强ta们同压迫者的对抗。

我们的关键词是“我们能够”。一切都取决于我们发掘领导性视角的能力，领导性视角既不简单地为差异而欢呼，也不会消除我们之间的差异。与“多样性”的意识形态时尚相反，我们所遭受的各种压迫并不会构成某种不成熟的多元性。尽管各种压迫都有着自己的独特形式和特征，但它们都植根于同一个社会系统，并在这一社会系统中得到加强。我们将这个系统命名为资本主义，并联合起来反对它，从而才能更好地克服资本强迫我们吞下的分歧性恶果——文化、种族、民族、资格、性和性别区分。但问题在于，我们首先必须正确地理解资本主义。工业工薪劳动力并非工人阶级的整全(sum total)；对工薪劳动者的剥削也并非资本主义统治的目的论和矛盾论。硬要坚持这一阶层的首要性既不能锻炼阶级团结反而会削弱它，促进阶级团结更好的方法应该是相互承认截然不同的结构性情况、经历和痛苦，承认自己的特殊需要、愿望和索求，而我们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组织形式来实现这些目标。我们为之战斗的女性主义旨在克服身份政治同阶级政治的陈旧对立。我们拒绝资本主义为我们构建的零和框架，我们，代表99％的大众的女性主义者，旨在联合现有的和未来的运动，以之为一场有广泛基础的全球起义。

[1] glass-ceiling指玻璃天花板、无形顶障，虽无明文规定却实际存在的对妇女等在职务升迁上的无形限制。

[2] “革命是火车上的乘客——也就是说，人类——拉动紧急刹车的尝试。”

[3] “石墙事件”（Stonewall riots）在同性恋维权的历史上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它引发了美国同性恋群体维权的行动，并扩展到世界范围内。一个强大的同性恋维权组织“同性恋解放阵线”成立。

[4] Dog-whistle politics(狗哨政治)指的是政客们以某种方式说一些取悦特定群体的话，使之仅仅传入目标群体的耳中，尤其是为了掩盖一个容易引起争议的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