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日書後記：重新放回「我」字的寫作復健

能好好靜下來讀書及寫作，甚至好好地思考「寫作」本身，是一種非常幸福的餘裕。在寫完碩士論文和開始上班的之間的這段時間，我現在正如此富裕地生活著。（笑）

若要說我對自己的生命有怎樣的理想或期待，我一直希望自己可以是一個更從容而有餘裕的人。有餘裕的人，更容易善待別人也善待自己。然後，世界好像自然就會好一點。

前幾天剛經歷了一場工作面試。

「這份職業預計會需要把你置於各種衝突甚至災難之中。你可能會直面許多壓力，包括有人在你面前流血或死亡，請問你會如何應對處理壓力？」面試官這麼問我。

我熟知自己壓力反應的各種症狀——無法禁食、乾嘔、拉肚子，還有那些aftermath之中那些慢性的疼痛與無止盡的發炎反應。但我也同時知道，面試並不是一場全然掏心掏肺的朋友相聚傾談，總不能如此誠實地描述自己的真實反應。

於是我只是回答說：「在這樣的現場必須先冷靜，先搞清楚工作任務核心需要，專注地先把工作所需處理好。」

「在結束工作回到自己的安全空間後，我會獨自寫些東西。當書寫日記成為一種習慣，內在的東西可以更好地找到一處去安放，自己才更有餘裕空間，繼續面對撲面而來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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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近總是想起更小時候某個時期的自己。

我記得她好像曾經很喜歡文學。小學的時候，在吵鬧的家裡意外地發現寫字可以讓心安靜下來，小桌上塗塗寫寫，大人還以為她在認真做功課。再長大一些，她開始會週末央求媽媽載她到百貨公司，把她丟下然後媽媽自己先回家，傍晚再來接她。

跑到書局的一個角落，不花一分錢地閱覽誰誰誰的散文集。偶爾積攢到足夠的零用錢就可以帶一本回家，供奉在書桌上方的小櫥櫃裡。

她在學校裡有一個書蟲好朋友，兩人會在下課或放學一起跑到學校圖書館，然後就各自地找自己喜歡的東西。兩人的約會方式，就是各自的爸爸媽媽把兩人載在百貨公司丟下，然後在書局裡面即一起但也不真的一起地渡過一整天。當時我早就意識到，我們的家庭背景距離很遠。

她的爸爸是製衣廠的老闆，我的媽媽則是製衣廠的家庭代工。而在書櫃前面，我們曾經感覺彼此很相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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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許是學校語文教育的錯誤方法使然，後來開始討厭文學。

它們仍然是一些詩、小說與散文。同時也是國家的或所謂「獨立」的中學教育機關所挑煉編選的考試內容。作者哪裡出生、什麼年代？他本名什麼？還有哪些筆名？他寫作的中心思想是什麼？全都有標準答案。

另一種更可怕的考法要用填充題問你小說故事情節。這跟歷史考試一樣可怕，因為我總是記不得所有皇帝的名字，儘管我記得他們做的事情。考故事細節的本意簡單又粗暴，為了確保學生真讀過那些小說。結果適得其反，升學主義班級總會開始流傳一份摘要，只需發揮強行記憶的能力就能順利得分。

最後，小說也不必翻開來讀了。

小學時期，不知道為什麼放學的時光有很多餘裕，我充滿幻想的童詩，曾換來過第一筆稿費。到了中學，日子開始越來越呼吸侷促，文學變成了升學主義跑道上要跨越的一個欄架，艱難且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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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時期進入音樂與影像的世界繞了一圈。畢業後，我卻獲得了靠寫字來維生的機會，某程度意外地完成了小時候的希望透過寫字維生的願望。

在新聞工作現場，每個人天天都在埋頭地產出文字，卻極少遇到有人認真地與我討論過「書寫」本身。

文字只是傳達的工具。快速生產的流水線上的日常，對文字內容產出的要求很簡單，只需檢索錯誤、辨別瑕疵、精準出貨。偶爾生產一些長篇專題，我深怕讀者實在嚥不下去，於是開始找了一些報導技藝的書籍來給自己補習，後再找來一些遙遠國度的記者前輩的自傳式工作方法書寫，嘗試理解書寫在紀實工作繁忙現場的其他任何可能性。

過去幾年的書寫，幾乎只是在挖掘外部世界。這個對外探照的過程，其實我經常不去過度地理會自我。新聞寫作非常不鼓勵出現「我」字，應要自然地或刻意地隱去「我」：

（我想，我）那幾年所寫的所有東西距離所謂的「文學」還是非常遙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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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許，那些外部世界的動蕩之劇烈，即使不是真正的槍林彈雨，也正如面試官說的及我回答的那樣：大部分的時間裡其實你只有足夠的力氣「先冷靜，把工作需要的任務處理好」。

回到家經常已是精疲力竭，若真要打開那些情緒的盒子，恐怕難以收拾。私下的書寫只夠暫時安頓部分的震撼與困擾，以便讓你明天出門時依然還可以那一具得以繼續正常勞動的身體。

碩士期間回到了校園，時間和空間的餘裕突然多了很多，盒子裡的東西一下子全部滿溢出來，濺灑到生活的各處。我的身體出現長期的慢性疼痛，第一次領了健保慢籤藥單，買了第一個透明藥盒，囑咐自己要準時服藥，對抗疼痛。

書寫或許也是一種解藥。我重新學習善待自己的時間裡，我好像也變得比較知道如何善待其他的人。我理解自己期待別人如何與我討論寫作時，我好像也變得比較知道如何與別人討論他們的寫作。

也可能是倒過來的。由於這段時間裡，親身地經驗過如何被善待、被理解，於是開始比較知道如何可能善待外部的、身邊的人。

我好像開始懂得追問別人和自己：你在見著和書寫些外部世界的時候，你如何見著你自己在其中，而不是其外。

然後，世界好像自然就會好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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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七日書，幾乎可以說是我為自己安排的一種「寫作復健」。在書寫裡重新放回「我」字的一種復健。

而復健過程中，寫《七日書 03 | 雷陣雨》時挖掘觸碰到了盒子底層更久遠的暴力與創傷。突然發現，要寫這個「我」字真的好不容易啊，於是又只得趕快拋棄真名真身，重新擁抱了曾經短暫用過的一個筆名。

在七日書2.0一個深感溫馨的「被看見、被看懂」時刻，是@款款 在七日書2.3《女兒的房間》給我的回應：「真實往往是困難的，書寫只是其中一個答案，並不是唯一真相。」

下星期要與學生討論賴香吟《其後》，其中不免探討：為什麼這是一部小說。讀了慶繁的心理披露，正好是我處理這一問題的相同境況。《其後》為什麼是一部小說，不只是文類相關的問題，更是倫理與情感的實踐。

意即內容所描述的對象，並不是唯一真相，而真實往往是困難的，書寫只是其中一個答案，提供讀者去理解死亡與傷害，還有作者所理解的亡友。而關於死者，並不能只有作者所寫的才算數。

雖然大家都知道五月的真實指涉，賴香吟的書寫選擇勸告讀者，強調自己的能動位置，將描述的對象另取名字。好似我們選擇筆名，在家的是無助的女兒，書寫時必須堅定自己。

今天在《國藝會線上誌》讀到張允菡寫的 <藝術家及上班的藝術家>。她寫得很好、很真誠、很有意思：

藝術學院裡一直有個久聞的命定傳說：「你開始上班後，就再也沒辦法回去創作了。」我彷彿被詛咒一樣，每天上班途中都在思考著創作之於自己的關係和意義。我從事著不熟悉的青少年教育工作，過往只需面對自己的創作邏輯，但在教學現場卻必須反覆追問高中生隱藏在影像背後的想法，並想辦法說明為什麼觀眾無法理解。

[...] 我開始在工作過程中認識政府部門的層級與分工，了解不同館舍之間的業務內容與方向，也認知到契約和公文為何有其必要性。很多時候我會對工作伴隨的新任務感到不知所措，回想著藝術大學裡的學習，老師們教導媒材與技術，卻不見得引導思考，除了鼓勵你成為一名藝術家以外，他們始終未能說明作為社會裡的一名藝術家該如何找到自我與他人間的平衡。

回頭來看，其實是我成為全職工作的上班族、且工作內容與藝術創作不大相關的那幾年經驗，成為了改變的分水嶺。我仍記得開始上班後的不適應：必須要考慮不同的立場，作出合適的回應；我的發言不再只代表我自己，而是開始背負並指涉著公司形象；我必須思考同一件事情之於他人的影響與意義，不能再漫無目的任由事態自然發展。這些過去在藝術學院裡被標誌為「個性」、「自我的語言」、「開放性」等的特質，卻在工作中一一被駁回。它們並非不重要，而是在與他人的相處及協作過程中，並不會讓事情變得更容易前進。

我開始反省，過往的藝術學院教育是不是讓學生在練習成為藝術家且急欲被他人理解的時候，卻忘了這身分始終並不是獨立於社會的存在？

藝術創作對於現實採取一種觀察、回應的後設視角，這距離創造了所謂想像與詩意的空間。但，大部分工作的處境都必須實際處理眼下發生的情況，因此「將事情描述清楚」變得非常重要，模糊不清的語言只會讓溝通及運作變得困難。許多類似的情況在工作經驗裡反覆發生。當藝術家走進現實後，發現每天生活中的搏鬥，其實才是日復一日的真實處境，卻也是大多數人們真正在意的事情。又當我開始在意起社會上共同生活的人們時，我也對「公共性」的理解和存在變得敏感：作為一名藝術家的社會責任究竟是什麼？

我的寫作路徑和困惑，與文學或藝術科系出來的學生可能完全是倒反的。媒體傳播相關的老師反倒是教導了許多如何關注「公共性」的思考、方法和技藝。

至於如何在追求「公共性」之餘，始終意識到「自我」（包括意識到自己終究不可能是墻上蒼蠅，並不是全然客觀透明的薄膜讓人們看清所謂真實，也不是沒有自身知識權力位階及其隱含的局限），且不要過度地隱藏、壓抑或否決掉那些「我」，反而是我後來的功課。

這裡說的「自我」，並不是自傲自溺的那種自我，也不是過於看重自身利益及位階躍升的那種自我。我仍在找，同時感覺許多人容易在裡面迷路。

在上一期七日書的工作坊中，我問馬尼尼為「到底什麼算是文學」。或許，款款和張允菡兩個人的書寫，加起來已給了我一個暫時的答案：

真實往往困難，書寫只是其中一個答案。文學可以是一種自我復健，是更後設觀察自己在生活搏鬥後給出的一種視角。又因為這裡面的「我」，可是自己願意去處理傷勢，是自願去復健的，受傷的人至少在文學裡是能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