顏回的棺木

《論語》中記載：“顏淵死，顏路請子之車以為之槨。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鯉也死，有棺而無槨。吾不徒行以為之槨。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或許有些人雖知孔子，卻不知道顏淵、顏路以及“鯉”為何人。顏淵即顏回，是孔子最器重、視之為衣缽傳人的弟子，而《論語》中也記述：“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天喪予！’”聽聞顏回的死訊，孔子居然慨嘆：“這是上天亡我啊！”

可是，當顏路（顏回的父親）提出變賣孔子的車為顏回打造一副“槨”（棺槨為大小兩套，內為棺，外為槨）時，孔子卻拒絕了。誠然，並不是必須更高的花費才能寄托生者的哀思，但關鍵問題在於孔子拒絕顏回之父的理由。孔子說自己的兒子“鯉”（即孔鯉）下葬的時候也是有棺無槨，為什麼呢？因為孔子曾經擔任過魯國的大夫，因而必須要有與之相應的出行方式，因此不能把自己的車賣了給兒子厚葬。當然，如果孔子乘坐的是公車，而不是私人的財產，那他確實不應該假公濟私，但孔子只是堅持認為自己出行的工具要和官職相匹配。因此，我們可以假定孔夫子的座駕是可以隨意處置的，並不是他無權賣掉自己的車。此外，當孔子的其他門生要厚葬顏回時，孔子也予以反對，而這應該也是因為他認為以顏回的身份使用棺槨安葬不合乎禮數。

由此可見，這一件“小事”恰恰能體現出孔子所倡導的“禮”和我們今天通常認為的“禮貌”有很大的不同。孔子，或者說儒家所謂的“禮”並不是基於人與人之間的相互尊重，而是一套等級分明的秩序。換言之，當一個人處於某一個等級，便要在生活中的諸多方面嚴格遵循與之相應的等級標準，而不可逾越分際。假設一個人處於第三等級，那麼不管他采用第二還是第四等級的標準，都是失禮的行為。但是，儒家所推崇的這種等級體系雖然森嚴壁壘，個人（至少是絕大多數人）在其中（至少是絕大多數等級範圍內）卻是可以上下流動的，假如顏回也位居大夫，即便他父親想要從簡，孔子也必然要求予以厚葬，就像他堅持自己要坐車一樣。

記得多年前曾看到某位學者認為西方基督教的理念看似人人平等，卻有一個淩駕於所有人之上的造物主，所以實際上並不平等；而儒家的等級體系看似不平等，但人人都有向上流動的可能性，反而是平等的。這種論述看似有理，實則荒謬。顯而易見的是，即便一個人可以在這種等級體系爬到高層，那也只是在不平等的體系中暫時占據了優勢地位，並不是真正的平等。因為真正的平等意味著不管一個人是掌握著更大的權力，還是享有更高的社會地位，都不能使他從根本上淩駕於他人，而儒家的等級體系則導致人和人總是處於動態的不平等之中。因此，當美國的建國先賢們在獨立宣言中聲稱“All men are created equal”時，一如馬丁路德宣稱人人都可以依靠真誠的懺悔得到上帝的寬恕，而陷在儒家的理念中則不易擺脫“人分三六九等”的桎梏。

然而，倘若儒家理念就像百余年來被許多人痛加撻伐的那般不堪，則很難解釋其何以綿延二千余年，一如不能因西歐的中世紀被視為黑暗時代就否定基督教義的可貴之處。《論語》中也曾記載孔子家的馬廄遭了火災，孔子返家後只問是否有人受傷，還沒有關心馬的安危。在今日看來，這是應有之義，可為何這件小事會被特地記載下來呢？顯然，那個時代諸多如孔子一般身居高位之人不具備這樣的同情心，這也就是孔子所謂“仁”的體現。以今天的認知，或許可以把儒家學說稱之為“由精英主導的群體功用主義”，而中國傳統思想中真正黑暗的內核——法家思想，則是“由精英主導的精英功用主義。”簡而言之，在儒家看來，社會雖應由精英來主導，但其目的應該是惠及所有人的，而法家則把蕓蕓眾生視作精英統治階層的工具人，是以孔子有言“君子不器”——真正有德行的人不應淪為統治者的工具。此外，儒家思想另一可貴之處在於：對社會責任感的推崇。這種責任感，便是曾子所謂“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便是“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精神。

數年前曾看到陳寅恪先生有言：“中國自今以後，即使能輸入北美或東歐之思想，其結局當亦等於玄唯識之學，在吾國思想史上既不能居最高之地位，且亦終歸於歇絕者。其真能於思想上自成系統有所創獲者，必須一方面吸收輸入外來之學說，一方面不忘本來民族之地位。”對於前一句，鄙人實難茍同，而對於後一句，則心有戚戚然。即以今日而言，且不説早該被擯棄的法家思想，對於在根本上存在重大缺陷的儒家，也不必再陷在其窠臼之中。被稱為“新儒學三聖人”之一的馬一浮有一句為人稱道的詩：“已識乾坤大，憂憐草木青”，可是在鄙人看來，其中仍帶有傳統儒家信徒以精英自居的傲慢，在此不妨反問一句：不識草木青，怎知乾坤大？而宋代大儒張載的橫渠四句：“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也有同樣的毛病。生民不需要你們為他“立命”，因為眾生理應自由地探索和踐行自我的生命。

而另一方面，百余年來，也有許多人在痛心絕望之余恨不得把歷史全然否定，好像過去數千年在這片土地上生活過的億萬人竟無一可取之處，這顯然又走向了另一個極端。為何這片土地上不曾誕生所謂的“德先生”和“賽先生”，且留待之後進行探討，但無論古今中外，人同此心，怎能認為真的有所謂“骨子裏的劣根性”呢？倘若歐洲人可以從古希臘和古羅馬的傳統中發掘出世俗人文主義的精神，就此沖破中世紀的陰霾，開創出光彩奪目的文藝覆興，我們能夠做到嗎？在不盲目自我否定，也不妄自尊大的基礎上，是否可以在過往的黑暗與汙濁中發現“自由之思想，平等之意識，獨立之精神”的光芒，並由此繼往開來呢？

答案是肯定的，那便是：禪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