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的悲劇：俄國革命史，1891—1924》第一部第3章第Ⅱ節： 舊世界打個落花流水

20世紀初，當作家尼娜·貝貝羅娃還是一個小女孩，住在特維爾附近的家族莊園的時候，就經常觀察那些頻繁出入書房，向她祖父討教的農民。“他們有兩種人，”她回憶道，“在我看來，那是兩個完全不同的類型。”

有些農夫很端莊，畢恭畢敬，儀錶堂堂，頭髮油膩，大腹便便，容光煥發。他們身著繡花襯衫和細布長袍。這是些後來被稱為富農的人。他們……在不久前還屬於祖父的茂密樹林裡伐木建房。他們端著募捐盤走進教堂，在《聖瑪麗慈悲》聖像前敬貢蠟燭。但他們會有什麼樣的悲傷呢？農村信貸銀行給他們貸款。我有時會去拜訪他們的房子，看到窗臺上種有天竺葵，烤爐裡飄出沁人心脾的麵包香味。他們的兒子成長為神采奕奕、雄心勃勃的人，正開始自己的新生活，並為俄羅斯創造了一個萌芽中的新階級。

另一些農夫穿著樹皮涼鞋，衣衫襤褸，卑躬屈膝，誠惶誠恐，戰戰兢兢，他們的臉已經完全失去了人類的表情……他們身材矮小，經常醉倒在國營酒鋪附近的溝渠裡。由於吃不飽，他們的孩子發育不全。他們患癆病的妻子似乎總是挺著個大肚子即將臨盆，嬰兒身上長滿了濕疹，在他們的家裡（我也參觀過），破敗的窗戶用爛布擋著，小牛和母雞被關在角落裡。散發出一股酸臭味。

自1870年代以來，富農和貧農之間的差異一直被廣泛討論，當時整個農村貧困問題及其原因首次引起了俄羅斯公眾的震驚。對馬克思主義者和許多自由主義者來說，隨著資本主義在俄國農村紮根，農民應該分為兩個不同的階級——一個是創業的農民，另一個是無地的勞動者，這是不言而喻的。但是民粹主義者卻根本不承認這個過程正在發生，他們夢想著一個團結的農民階級領導俄國直接走向社會主義。雙方都拿出了大量的統計資料，以證明或反駁資本主義正在導致農村解體的說法，而歷史學家至今仍在質疑這種說法的意義。

確實，農民中最富有和最貧窮的階層之間的不平等日益加劇。在一個極端，是一個規模不大但正不斷壯大的富裕農民企業家階層；另一個極端，是越來越多的貧困農民被迫放棄自己的農田，加入農業、採礦、運輸和工業領域的外來雇傭勞動力大軍。年輕的列寧在19世紀90年代開始證明這兩個極端是資本主義發展的結果。但這並不一定是真的。

說實話，農民生活水準的差異主要是地理上的。19世紀，圍繞一個以古老的莫斯科為中心的環形地帶，俄羅斯的商業農業開始蓬勃發展。在波羅的海部分地區，1817年的農奴解放使當地的地主能夠進入西方穀物市場，將其莊園變成雇傭勞動者工作的資本主義農場。在烏克蘭西部，貴族們也建立了大型的甜菜農場。與此同時，在俄羅斯南部、庫班和北高加索的富饒地區，從農民和哥薩克中產生了一個富裕的混合農民階層。西西伯利亞的情況也是如此，修建西伯利亞大鐵路使那裡的小農戶有可能通過為市場生產穀物和乳製品而致富。最近歷史學家已經發現，這些地區是全國農民生活水準提高——反映在他們消費能力的增長上——的原因，有力地駁斥了過去正統的歷史觀念，即農民在1917年之前變得越來越貧困。事實上，真正的變化是農民經濟地位的不斷分化，新興的、相對富裕的西部、南部和東部商業農業區，與傳統的、人口日益過剩的中部農業區之間的差異越來越大，因為大多數鄉紳的莊園都在那裡，其落後的耕作方法無法維持土地上所有農民的生活。1917年後，較富裕的農業區成為反革命的據點，而貧困的中部地區則仍然忠於革命，這並非偶然。

在俄羅斯中部農業區，幾乎沒有商業化的跡象，農民生活水準的不平等主要是由於當地土壤品質的差異或者可追溯到農奴制時代的歷史遺留問題造成的。例如，由前國家農民組成的村莊（即定居在國家土地上的農民）往往比前農奴組成的村莊土地更肥沃。在這些地區，市場經濟很薄弱，大多數農民從事自給自足的自然生產。他們出售少量的農產品，也許還有一些冬季製作出來的手工藝品，以支付稅款和購買一些家庭用品，但除此之外，他們的生產是為了滿足家庭的基本食物需求。根據1880年代一個地方自治會的調查，在俄羅斯中部的坦波夫省，每三個農民家庭中就有兩個靠借債才能養活自己。“在我們村裡，”謝苗諾夫回憶說，“只有五六個家庭能夠靠自己的力量生活一整年。至於其他人，有的撐到米哈伊洛夫節[11月初]，有的撐到耶誕節，有的撐到懺悔節，但後來他們都不得不借錢來買糧食。”這是數百萬農民的悲劇，持續不斷的債務和稅收迫使他們在供應充足、價格便宜的秋季，廉價出售穀物，結果到饑餓的春季，在價格達到頂峰時，又把穀物買回來。每個鄉村都有少數高利貸者和商人——農民稱他們為“富農”——他們在秋天低價收購農民的糧食，六個月後再以兩倍的價格賣回給他們。他們的貪婪既冷酷又殘忍，正如一位同時代的人所說，這種貪婪揭露了“一個完全沒有受過教育的暴發富的醜陋嘴臉，他認為不擇手段賺錢是一個理性的人應該獻身的唯一追求”。整個村莊都欠這些“富農”的借款，許多人被迫出售部分土地以償還債務。如果像布爾什維克所堅持的那樣，說這是“資本主義”，那麼它就是一種原始的資本主義。

“資本主義”農民（那些雇傭長工的人）的數量可能不超過1%。他們增長有限，這在很大程度上與定期重新分配公共土地有關；也與最富有的農民農場（它們往往擁有最多成員）在成年兒子結婚並準備建立自己的新家庭時，習慣性地分割財產有關。 換言之，農民之所以沒能成為資本家，是因為他們很少持有自己的財產超過一代人的時間。

農民的貧困與資本主義的發展也沒有太大關係。中部農業區的基本問題在於，農村平等主義的習俗使他們除了生孩子之外，幾乎沒有什麼動力去生產別的東西。在19世紀下半葉，俄國的出生率（每年每1,000人中約有50個新生兒）幾乎是歐洲平均水準的兩倍，其中最高的是根據家庭規模確定土地所有權的公有制地區。農民人口的急劇增長（1861年至1897年期間從5,000萬增加到7,900萬）導致土地短缺越來越嚴重。到20世紀初，7%的農戶根本沒有土地，而五分之一的農戶只有一塊不到一公頃（2.7英畝）的小地。對於俄羅斯這樣一個大國來說，這似乎很奇怪。但在大多數農民居住的俄羅斯中部地區，人口密度與西歐相似。1900年，每個農民平均分配土地面積為2.6公頃，與法國或德國典型的小農場面積相當。但俄羅斯農民的耕作方式要低效得多，糧食產量僅為歐洲其他地區的一半。大多數俄羅斯農民使用1匹馬或2頭牛拉的輕型木犁，類似羅馬帝國的淺犁，但遠不如西歐使用4匹馬或6匹馬拉的重型鐵犁。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夕，俄羅斯大多數農場仍在使用小手鐮刀，而在西方它已被長柄鐮刀和重型鐮刀取代了半個多世紀。播種、打穀和簸糠都是手工完成的，在其他地方早已機械化了。糞肥的施用，更不用說化肥了，遠遠落後於歐洲標準。至於西歐在18世紀農業革命期間引入的、先進的田間輪作，即根莖類作物與穀物交替種植，落後的俄國農民基本懵然不知。

有鑑於此，加上缺乏農場現代化所需的資金，農民要養活日益增長的人口，唯一的辦法只有耕種更多的土地。在三圃制下，實現這一目標最簡單的方法就是減少休耕土地的面積——成千上萬的村社就是這樣做的。但長期以往會使情況變得更糟，因為土壤因過度耕作而枯竭，而牲畜群（主要的肥料來源）也因休耕土地和其他牧場的萎縮而減少。到20世紀初，每3戶農民中就有1戶甚至沒有1匹馬。為了耕種土地，他們不得不雇用馬匹，否則就只能用人來拉犁。一個農民和他的兒子在泥濘中掙扎著拖動犁的畫面，無可辯駁地說明了數百萬農民被迫生活在極度赤貧中。

要解決農民對土地的渴望，最誘人的方案莫過於他們每天都可以從村社看到的——地主的莊園。“每一個農民，“李沃夫親王寫道，”都打心底裡相信，遲早有一天，鄉紳的土地將屬於他。”19世紀70年代，俄羅斯三分之一的可耕地為貴族所有。到1905年，這一比例下降到22%，主要是由於農民集體購買的結果（這些年農民的土地所有權份額從58%增加到68%）。另外，此時大約三分之一的鄉紳土地被出租給農民。然而，這不應該矇騙我們，使我們誤以為——正如許多右派歷史學家所聲稱的那樣——不存在土地問題。大多數向鄉紳租用土地的農民是出於貧窮而不是富裕的壓力：隨著農民人口迅速激增，他們不得不依賴租用額外的土地來養活自己和家人。因此，他們通常願意支付比嚴格意義上的土地經濟價值高得多的租金。正是由於農民家庭願意為養活自己而拼命耕種，這才推動19世紀晚期貴族們賴以生活的租金上漲了7倍。

在農民與鄉紳的土地關係中，存在一個明顯的地理模式，這有助於解釋革命期間農村暴力分佈的特點。1905年和1917年，農民對鄉紳的反抗集中在中部農業區南方弧形邊緣的一些省份（從東南部的薩馬拉和薩拉托夫，經過坦波夫、沃羅涅日、庫爾斯克、哈爾科夫、切爾尼戈夫、葉卡捷琳諾斯拉夫、赫爾松和波爾塔瓦，一直到西南部的基輔和波多利亞）。該地區農民人口過剩，鄉紳擁有大量土地。地租高，工資低。這裡土壤肥沃，生長季節較長，有利於發展小麥、甜菜和其他適合機械化作物的商業農業。換言之，這一過渡地帶的農民陷入了最糟糕的境地：處於中心地區的前資本主義舊農業體系和邊緣地區的新興商業農業體系之間。只要地主繼續把土地租給他們，儘管價格很高，農民仍可以勉強糊口。1878年至1896年世界農產品價格下跌時，大多數地主都是這樣做的。但後來穀物價格上漲，貨運成本降低，在高利潤前景的鼓舞下，許多地主回到自己的莊園，將其改造成商業農場。從1900年到1914年，俄國地主階級的可耕地面積幾乎增加了三分之一，而在過渡地帶，增加的幅度還要更大。例如，在1902年首次爆發真正的農村暴力事件的波爾塔瓦省，地主耕種的土地面積在這些年裡幾乎翻了一番。以前出租的土地——農民賴以養家糊口——被收回，或者以更具剝削性的條件出租。這通常涉及從貨幣租金轉為鄉紳莊園的勞動租金，農民將其視為一種新型的農奴制。此外，隨著收割機和脫粒機的引進，許多大型商業農場實現了機械化，因此對農民勞動力的需求——也就是工資水準——進一步降低。很多依賴季節性勞動的農民家庭被迫完全離開土地。

在舊政權的最後幾十年，數百萬農民因貧困或其他不幸而逐漸離開土地，如火災或成年勞力的死亡，這對本來就負債累累的貧困家庭來說無異於雪上加霜。酗酒也是導致農民負債和破產的一個越來越嚴重的原因。謝苗諾夫描述了安德列夫斯科一整個階層的酗酒者：“成年人總是瘦不拉幾，看起來寒酸落魄；孩子們個個無精打采，脖子因瘰鬁而腫脹，蒼白無血的臉上睜著一雙驚恐的大眼睛，細長伶仃的腿上腆著一個鼓鼓的大肚子。”

這些貧苦的農民中，有些人設法從事當地行業，如紡織、木工、陶器、制鞋、伐木和運輸來勉強維持生計，儘管許多這些手工業都被工廠的競爭擠垮了。其他人則遷居西伯利亞，那裡為移民提供土地。1891年饑荒之後的10年間，超過100萬農民，尤其是來自烏克蘭的農民，千里迢迢、長途跋涉至此。但絕大多數人都加入了浩浩蕩蕩的民工潮。每年春天，他們會徒步或坐馬車沿著俄羅斯泥濘的道路行進，或者乘坐自製的划艇或汽船順著解凍的河流航行，或者乘坐車廂沒有火爐的（有時就是車頂上）火車穿越俄羅斯。到20世紀初，這支遊牧民族約有900萬之眾，他們匆匆趕赴復活節假日市場，在那裡，人們被雇用在大型商業農場上耕作。夏天晚些時候，又有收割工加入大軍的行列。然後，他們分散到俄羅斯各地，在鐵路、船塢、礦山、建築工地、車間和工廠尋找冬季工作，待第二年開春，又周而復始。

每一年，這些農民工在身體和精神上都被帶離他們的村莊，邁入俄羅斯工業革命的新世界。在舊政權最後的半個世紀裡，帝國的城市人口翻了兩番，從700萬增至2,800萬。新增的人口中，大部分是湧入城市尋找工作的農民。首先是年輕的農民男子，他們中許多人還只是男孩，其次是已婚男子，然後是未婚女孩，最後是已婚婦女和兒童。到1914年，生活在聖彼德堡的人中有四分之三出生時登記為農民，而在50年前，這個比例不到三分之一。該市220萬人口中的一半是在過去20年裡才抵達的。這股農村移民潮對莫斯科的影響甚至更加明顯。大街上成群結隊的農民、眾多的露天市場（甚至紅場上也有一個）、未鋪砌的街道，木制房屋以及在工人區周圍自由漫步的牲畜，使這座城市的大部分地區都有一種農村的感覺。至今莫斯科仍然被戲稱為“大村莊”。

謝苗·卡納奇科夫（1879-1940年）只是19世紀90年代工業繁榮時期，從鄉村向城市遷移的數百萬農民中的一員。多年以後，作為布爾什維克政府的一名小官員，他在回憶錄中講述了這段經歷。卡納奇科夫出生於莫斯科省沃洛柯拉姆斯克區古塞沃村一個貧苦的農民家庭。雖然出身農奴的父親曾試圖通過出租土地、從事貿易和自學讀書來改變命運，但和當地大多數農民一樣，一直生活在貧困的邊緣。每年冬天，父親都會離開村子到城裡打工，留下體弱多病的妻子獨自照看農場，她的18個孩子只有4個活了下來。多年的失望使父親變成了一個大酒鬼，每次喝醉，就毆打自己的老婆和孩子。然而，像許多俄羅斯人一樣，父親在痛飲之餘也深深敬畏上帝；一心想讓自己的兒子成為一個“好農民”。年輕的卡納奇科夫感到生活忍無可忍。母親早逝後，他埋怨父親，決心到外面闖闖。“我想儘快擺脫單調的鄉村生活，”他後來寫道，“擺脫父親的專制和淫威，開始過一種自力更生、自給自足的生活。”沒過多久，貧窮迫使父親屈服于兒子的請求。16歲那年，卡納奇科夫終於動身前往莫斯科，父親安排他在古斯塔夫·利斯特鋼鐵廠當學徒。在那裡，像其他成千上萬的農村移民一樣，他開始重新定義自己——既是一名工人，同時也是革命運動中的一位“同志”。

卡納奇科夫渴望離開村社的動機代表了他那一代人的夢想。農村生活的枯燥乏味和村社的與世隔絕，對像他這樣的年輕人來說是一種痛苦的折磨。一旦他們學會了閱讀，這就變得更加難以忍受，因為報紙和小冊子上關於城市生活的故事只能讓他們對現實愈發絕望。與農民生活的艱辛相比，城市裡的任何工作似乎都是令人興奮和神往的。“我們村所有健康能幹的年輕人都逃到了莫斯科，並接受他們能找到的任何工作。”謝苗諾夫回憶道，“我們急切地盼望著長大後能在莫斯科找到工作，離開我們的家鄉。”謝苗諾夫所在的安德列夫斯科村，和古塞沃一樣，距莫斯科不遠，這座城市對年輕農民來說簡直就像一塊磁石。“我們村離莫斯科很近，”1888年，謝苗諾夫在寫給一位朋友的信中說，“這使我們農民厭倦種地。渴望社交生活，渴望新潮服飾，渴望飲酒，渴望追求更輕鬆的生活——所有這些對他們來說都是沉重的負擔。他們不再關心耕作。每個人都在想方設法從中掙脫出來，找到一種更舒適的生存方式。”

追求社會進步往往意味著離開村莊，在農業之外找到一份工作。在年輕的農民看來，當職員或店員是一種社會地位的提升。特別是對於那些處於家長制底層的年輕農民婦女來說，到城市裡當家庭傭人（這也是她們中大多數人所做的）為她們提供了一個更好、更獨立的生活。許多社會評論家注意到這種願望。例如，一項對20世紀初農村學童的研究發現，近一半的孩子希望在城市中從事“受過教育的職業”，而只有不到2%的人願意追隨他們農民父母的腳步。“我想當店員，”一位鄉村小學生說，“因為我不喜歡在泥土地裡行走，我想成為那些衣著整潔的店員。”令家長和教育工作者感到震驚的是，許多農村男孩，尤其是他們一旦學會了閱讀和寫作，就拒絕幹農活，並試圖通過穿上城市的衣服到處耀武揚威，以區別於村裡的其他人。

如果說社會抱負往往是那些進城務工農民最主要的動機，那麼更常見的是像卡納奇科夫這樣的情況——一個因貧困而被迫遷移的意外結果。但無論如何，城市的經歷改變了大多數農民的思維方式——對世界、對自己以及對他們所拋棄的鄉村生活的思考。總而言之，它的作用是使他們以世俗化、理性化和人性化的方式思考問題，這使他們更接近社會主義知識份子群體，拒絕甚至鄙視鄉村文化，及其迷信愚昧和黑暗落後的生活方式。用托洛茨基的話說，那是“聖像和蟑螂”的俄羅斯，而城市以及革命運動中的城市文化，（對他們中的許多人來說）代表著進步、啟蒙和人類解放。布爾什維克的基層黨員都是從像卡納奇科夫這樣的農民中招募的。一旦執政後，布爾什維克對農民表現出的不信任和蔑視，可以用這個社會事實來解釋。因為他們將悲慘的農民世界與自己不幸的過去聯繫在了一起，他們個人身分和階級身份的形成，以及他們對革命的期望，都有一個至關重要的推動力，那就是堅信這個舊世界應該被打個落花流水。

托一位幾年前就在古斯塔·夫裡斯特工廠打工的古塞沃鄰居，父親讓卡納奇科夫去那當學徒。大多數移民依靠這種關係在城市安頓下來。來自同一個村莊或地區的農民會組成一個協會（老鄉會或同鄉會），為他們的同胞提供工廠的工作和生活的地方。整個城市的工廠和地區都被這個或那個地方的農民“殖民”了，特別是如果他們都共用一些寶貴的地方工藝，而雇主利用這些組織來招募工人也並不罕見。例如，下諾夫哥羅德附近的索爾莫沃工業區，是俄國最大的工程項目之一，該地區的工人全部來自周邊幾個村莊，那裡金屬加工是一門傳統手工藝。以這些協會作橋樑，農村移民得以與他們的家鄉保持聯繫。他們中的大多數人通過保留自己在村社分配的份地，並在夏季返回農村幫助家人收割來補貼工廠的收入。每逢收穫季節，工廠就受到嚴重干擾。 其他一些農民則定期寄錢回家。這樣一來，當城市裡的經濟狀況不穩定時，他們能夠保持一隻腳留在農村。事實上，在一些工業地區，比如烏拉爾山脈和南部的礦區，工人們通常住在自己的村子裡——家人在那裡種植一塊菜地，然後走到工廠和礦場上班。

這些移民中的許多人仍然認為自己本質上是農民，並將工廠工作視為“搜刮”現金財富來支持其家庭農場的一種手段。他們保持著自己的農民形象——穿著傳統的自製棉布印花襯衫，而不是工廠生產的成衣，將頭髮剪成“鍋蓋頭”，而不是新的城市風格，並拒絕剃掉鬍鬚。“他們生活在擁擠、骯髒的環境中，節衣縮食、省吃儉用，為了給農村的家裡存錢而精打細算，”卡納奇科夫回憶道。“在節假日，他們參加彌撒，串訪同鄉，他們的談話主要是關於糧食、土地、收成和牲畜。”當他們攢夠了錢，就回到自己村裡，買下一小塊土地。然而，像卡納奇科夫這樣的人，更願意把成為一名城市工人當作自己的未來。他們把農村的土地視為自己躋身城市的退路。

正是通過一個由15名移民工人組成的同鄉會，卡納奇科夫在一間“有各種窮人居住的臭氣熏天的房子”裡，找到了一個“落腳點”。這15人共處一室，一起買食物，一起付錢請了一名廚師。每天中午，他們從工廠匆匆趕回家吃飯，像農民們一樣，“用木勺子從一個公共的碗裡舀白菜湯”。卡納奇科夫和另一個學徒睡在一張小床上。他的“落腳點”沒有窗戶，髒兮兮的，散發著“臭蟲、跳蚤和人身上的惡臭”。但事實上，他能住在一個私人房間裡已經算幸運了。許多工人不得不在工廠營房裡湊合著睡一張窄窄的木板床，數百名男子、婦女和兒童成排地躺在一起，只有自己的髒衣服作被褥。在這些被高爾基比作“史前人類洞穴”的營房裡，既沒有洗滌設施，也沒有烹飪設備，因此工人們不得不去澡堂洗澡，在食堂吃飯。有整個家庭生活在這樣的條件下。他們盡可能地在木板床周圍掛上簾子，以獲得一點隱私。其他更不幸的則被迫住在廉租房，或者在機器邊上吃飯和睡覺。住宿需求如此之大，以至於工人們不惜花費一半的收入用於支付房租。房東將房間、走廊、地窖和廚房盡可能分割開來，以使利潤最大化。見錢眼開的開發商爭相建造高層公寓，而這些公寓又很快被再次分割。根據1904年的一項調查，聖彼德堡的普通公寓裡平均住著16個人，每個房間6人。在工人區，這個數字更高。市議會本可以通過建設郊區和發展廉價交通來緩解住房困難，但來自市中心房東的壓力阻止了所有這些計畫。

像俄羅斯大多數工業城市一樣，聖彼德堡的發展沒有任何合理的規劃。工廠建在中心居民區，並允許其將工業廢物排入河流和運河。家庭供水成了斑疹傷寒和霍亂的溫床，沙皇的女兒，塔季揚娜·尼古拉耶夫娜公主在首都三百周年慶典活動期間被感染，即是慘痛的證據。這座沙皇之城的死亡率是歐洲所有首都（包括君士坦丁堡）中最高的，平均每3年發生一次霍亂。在工人區，只有不到三分之一的公寓有廁所或自來水。糞便在後院堆積如山，直到晚上才有木車來收集。水是用桶從街邊的水泵和水井裡打出來的，必須煮沸方能安全飲用。在城市的各個角落，包括房前屋後，有軌電車內，以及數百個公共場所，都有用粗紅色字體寫的標語牌，警告人們不要喝生水，儘管口渴的工人，特別是那些剛從農村來的，對此幾乎不予理會。即使在1908-1909年霍亂爆發後，有3萬居民死亡，也沒有採取任何實質性措施來改善該市的供水和排汙系統，這儼然是一個全國性的醜聞。關於修建一條通往拉多加湖的管道討論了很多次，但直到1917年，該項目還停留在圖紙上。

從進入工廠的第一天起，年輕的卡納奇科夫就敏銳地意識到自己笨拙而土氣的外表：“熟練工們輕蔑地看著我，掐我的耳朵，揪我的頭髮，叫我‘鄉巴子’和其他侮辱性的綽號。”當卡納奇科夫試圖融入新的工人階級文化時，這些勞工貴族成了他的楷模。他羡慕他們時髦的著裝，褲腳露在亮閃閃的皮靴外面，白色的“幻想牌”襯衫塞進褲子裡，衣領上繡著花邊。他們身上有肥皂和古龍香水的味道，頭髮剪成“波蘭式”（即把頭髮分到一邊，而不是像農民那樣從中間分開），周日則穿著西裝，戴圓頂禮帽。他們對自己外表的自豪感似乎傳達了“他們對自身價值的意識”；正是這種尊嚴感，成為卡納奇科夫努力追求的目標。

但就目前而言，他發現自己處於工廠等級制度的底層，作為一名非熟練工人，他每週工作6天，從早上6點到晚上7點，每週只拿1.5盧布的微薄薪水。俄羅斯剛剛起步的工業革命依賴像卡納奇科夫這樣來自農村的廉價勞動力。這是它相對于老牌工業強國的主要優勢，在那些國家，有組織的勞工已經贏得了更好的工資和工作條件。正如維特伯爵于1900年所說，俄羅斯工人“在艱苦樸素的農村生活中長大”，比歐洲或北美洲的工人“更容易滿足”，因此“低工資似乎是上帝送給俄國企業的禮物”。事實上，隨著工廠機械化程度的提高，雇主們能夠剝削更為廉價的婦女和兒童勞動力。到1914年，婦女占俄羅斯工業勞動力的33%，而1885年僅為20%，在某些部門，如紡織和食品加工，女工占大多數。工廠對她們的健康造成了嚴重損害，此外，她們中的許多人還背負著哺育嬰兒和丈夫酗酒的負擔。“我們不能不注意到工廠女工的過早衰老，”1913年，一位高級醫生寫道。“一位50歲的女工視力和聽力都很差，偏頭痛，肩膀嚴重駝背。她看起來大約70歲。很明顯，只有別無選擇才使她留在工廠，迫使她超負荷工作。在西方，老年工人有養老金，而我們的女工卻只能在廁所保潔員的崗位上度過她們的晚年。”

沙皇政府不願通過工廠立法來改善工人的境況。這是它最大的敗筆之一，因為城市中聚集大量不滿的工人階級，是它垮臺的主要推手。部分原因在於位元高權重的反對派，如最後兩位沙皇的親密顧問、神聖宗教會議的總檢察長波別多諾采夫，根本拒絕承認“勞工問題”，因為在他們看來，俄國仍然是（而且應該繼續是）一個農業社會。換言之，工人應該被當作農民來對待。還有人擔心，通過這樣的改革只會提高工人的期望值。但顧慮最多的是，俄國工業很大一部分仍掌握在外國所有者手中， 如果勞動力成本上升，他們可能會把資金轉移到其他地方。英國工人在19世紀40年代和德國工人在19世紀80年代所取得的成就，在20世紀初仍然是俄國工人無法企及的。兩部最重要的工廠法——1885年頒佈的禁止婦女和兒童夜間工作的法律，以及1897年頒佈的將工作時間限制在11個半小時的法律——是大罷工之後，工人迫使政府通過的。但即便這些改革也存在重大漏洞。那些雇用了全國大多數工人的小型手工業和血汗工廠，被排除在所有此類保護性立法之外。負責確保工廠遵守法規的監察局缺乏有效的權力，雇主們對其置之不理亦無妨。工作區充滿了有害氣體，而且不通風。車間地面上堆滿了危險的機器，因此事故頻發。然而，大多數工人被剝奪了合法的保險權利，如果他們失去了一隻眼睛或一條腿，只能得到幾個盧布的賠償。

“工廠主是絕對的主權者和立法者，不受任何法律約束，”19世紀80年代工廠管理法的主要宣導者揚茹爾教授宣稱。實際上，通過與工人簽訂私人合同，雇主可以繞過政府大部分的勞動立法。各式各樣的條款被插入到工人的合同中，剝奪了他們的法律權利。在有關罰款被取締很久之後，許多工人仍然因為生產效率低下、生產工具破損和輕微違反工廠規則（有時只是在工作時間上廁所）而被克扣工資。一些雇主在工人離開工廠大門時，厚顏無恥地搜查贓物，而另一些雇主則以行為不端為由鞭笞他們。還有一些雇主禁止工人戴帽子，或穿著最好的衣服去上班，以教育他們認清自己的地位。工人們對這種“農奴制”深惡痛絕，認為這是對他們個人尊嚴的侮辱。“我們甚至不被認為是人，”一個人抱怨說，“我們被認為是隨時可以扔掉的東西。”另一個人感歎道：“在俄羅斯之外，連馬都可以休息，但我們工人的生活比馬還要糟糕。”隨著自我價值意識的提高，工人們要求雇主給予他們更多的尊重。他們希望雇主用禮貌的“你”來稱呼他們，而不是他們熟悉的、舊農奴制下的“爾”。他們希望被當作“公民”對待。往往正是這種人身尊重問題，而不是生活上的工資問題，推動了工人罷工和示威活動。

歷史學家們曾經煞費苦心尋找俄國勞工激進主義的根源。工廠的規模、技能和文化水準、工資和物價的變動、在城市生活的年限以及革命知識份子的影響——所有這些因素都在汗牛充棟的專著中得到了細緻入微的剖析，每個人都希望找到解釋“工人革命”爆發的關鍵動力。歷史學家之間的爭論聚焦於城市化的影響。有些人認為，正是那些城市化程度最高、擁有最高技能和文化水準的工人，成為了革命的先鋒。但也有人認為，最近的移民——如托洛茨基所說，那些“從耕地上抓走的、直接扔進工廠熔爐的人”，往往是最暴力的，他們經常將來自農村的、自發的反抗形式運用於他們所處的新的敵對工業環境。

現在已經清楚了，農村移民給城市工人階級增加了一個不穩定的激進變數。在工業化最初的幾十年裡，勞工騷亂往往以自發的暴力事件的形式出現，如暴亂、暴動、搶劫和破壞機器，這類行為很好理解，因為背井離鄉但組織混亂的農民群眾正在努力適應城市的新世界和工廠紀律。其中一些“前工業化”的暴力形式成為勞工騷亂永恆的標誌。一個很好的例子是，工人們在罷工和示威遊行中，通常會用手推車把他們的工廠老闆或工頭“運走”，扔進糞池或運河裡。然而，如果說這種“原始”的工業抗議形式，或者其背後的生力軍，是導致勞工激進主義興起的關鍵因素，未免言過其時了。到19世紀90年代，罷工成為工業抗議的主要形式，因而需要一個紀律嚴明的組織，只有那些城市化程度最高、擁有最高技能和文化水準的工人才能擔當。在這種條件下，農村移民不太可能發揮主導作用。事實上，農村移民往往根本不願意參加罷工。他們在村裡有一塊土地，日子不好過的時候還可以回去，與那些斷絕了農村聯繫、完全依靠工廠工資生活的工人相比，他們不太願意冒這些風險。後者站在了勞工運動的最前線。

這方面，俄國與歐洲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在歐洲，最熟練、最有文化的工人往往是最不革命的，他們正被納入更廣泛的民主運動中。幾乎沒有跡象表明，在俄國會出現這樣一個溫和的“勞工貴族”。印刷工人，由於他們的高工資和與知識份子的密切聯繫，是最有可能成為這樣一個角色的候選人。然而，即使他們也堅定地支持馬克思主義和社會革命黨。如果他們能夠發展自己的合法工會，那麼這些工人可能會獲得足夠多的利益，不再謀求推翻現狀。他們也許因此踏上歐洲勞工運動所採取的溫和改革的道路。但俄國的政治形勢自然而然地把他們推向極端。由於無法發展自己獨立的組織，他們不得不依靠地下革命党的領導。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工人革命運動是由沙皇政權創造的。

激進主義如果不是一種態度和情緒，那就什麼都不是。正如卡納奇科夫的故事所揭示的那樣，工人激進主義的根源本質是心理上的。隨著他逐漸適應城市的生活方式並獲得新的技能，他的性格也發生了變化。掌握精密技術的製版師，優秀的建模和鑄造金屬零件的機器建造業工人，對自己的能力充滿信心。同時也給他帶來更多的錢，使他對自己的價值有了更大的認識。學會閱讀並與其他工人交談，使他接觸到世俗的思維模式和新的“科學”理論，如達爾文主義和馬克思主義，這削弱了他的宗教信仰。在其他方面，年輕的卡納奇科夫也在努力擺脫農村的影響。他厭惡同鄉會合居者的“流氓行徑”，厭惡他們酗酒、鬥毆和粗魯的農民舉止。他搬進一間單獨的小屋，莊嚴地發誓永遠不喝比茶更烈的飲料，並開始了一個嚴格的自我提高計畫，以消除他卑微的農民出身的所有痕跡。他試圖為自己塑造一個嶄新的形象，效仿“那些年輕的城市鋼鐵工人”，用他的話說，“他們獨立謀生，沒有用伏特加毀掉自己”。他攢錢把頭髮剪成波蘭式，買了一件帶珍珠母紐扣的時髦夾克，還有一頂有天鵝絨帶的帽子，就像勞工貴族穿的那樣。他買了一套西裝，一塊放在馬甲口袋的手錶，一頂草帽和一雙漂亮的、星期天才穿的鞋子。他甚至花15戈比買了一本《舞蹈與禮儀自修》，上面告誡他不要用餐巾擦鼻子，並教導他該如何吃洋薊和蘆筍等美味佳餚，儘管他後來承認，他“甚至不知道這些東西是屬於動物、植物還是礦物”。

在像卡納奇科夫這樣的熟練工人中，自我提高是一種很自然的願望，他們急於超越自己的農民身份，獲得社會地位，他們日益增長的尊嚴感使他們覺得自己應該得到這種地位。許多人懷揣著與小資產階級聯姻的美夢，希望自己能開個小商店或辦個小企業。他們閱讀林蔭大道上的日報，如《彼得堡報》，該報宣揚維多利亞時代個人奮鬥的理想，為讀者提供良好的品味和禮儀問題上的指南，並以關於富人和名流的聳人聽聞的故事來娛樂大眾。

可想而知，伴隨著追求體面的同時，勞工精英們也產生了一種自命不凡的心理，他們堅持按嚴肅而“有教養”的作派行事，從而把自己與“黑暗”的農民工群體區分開來。 但在那些後來加入布爾什維克的農民工中，比如卡納奇科夫，這種心理往往以一種極端的形式表現出來。他們的克制變成了一種激進的清教徒主義，仿佛通過節儉和禁欲，通過喝茶和自律，就可以徹底揚棄他們農民的過去。“我們認為，任何有覺悟的社會主義者都不應該喝伏特加酒，”一位布爾什維克這樣回憶道。“我們甚至禁止吸煙。我們以最嚴格的意義宣揚道德。”正是出於這個原因，許多普通的布爾什維克黨人放棄了對浪漫的追求，儘管對卡納奇科夫而言，這可能與他自己在女人方面屢屢碰壁有很大關係。他後來承認，革命工人“對家庭、婚姻、甚至女性都產生了一種負面情緒”。他們認為自己是“特殊材料”製成的人，他們的命運完全與革命事業聯繫在一起，“接觸女孩”只能令他們妥協。這些無產階級先驅者是如此嚴苛，以至於人們常常把他們誤認為是虔誠的聖經教派——帕什科夫派。甚至當員警被命令加強對只喝茶的“革命”工人進行監視時，也一頭霧水。

正是通過那些喝茶的朋友，年輕的卡納奇科夫第一次加入到地下“學習小組”（一種小型自我教育組織），致力於閱讀社會主義小冊子和工人教育。在早期，這些小組大多由民粹主義學生發起，但到了19世紀90年代末，當卡納奇科夫搬到聖彼德堡並加入當地的一個學習小組時，馬克思主義者開始登上歷史舞臺。對卡納奇科夫來說，就像其他許多“有覺悟”工人一樣，這個小組最大的吸引力在於為他打開了一扇走進新世界的大門。通過這個小組，他接觸到了普希金和涅克拉索夫的著作，接觸到了科學、歷史、算術和語法方面的書籍，接觸到了劇院和經典音樂會，以及當時流行的馬克思主義文獻。所有這些都讓他有一種被提升到比大多數工人更高的文化水準的感覺，後者只會流連酒館消磨時光。但是他和他的同志們在與自由主義中產階級的交往中仍然感到不自在。正如卡納奇科夫回憶的那樣，他們偶爾會被帶到時髦的中產階級家庭中“展覽”：

我們的知識份子導師會大聲介紹我們，強調說：“有覺悟的工人”。然後用茶和各種新奇的小吃招待我們，我們不敢碰這些東西，以免出乖露醜。我們與這些自由主義者的談話有一點局促。他們會詢問我們讀過的這本或那本書，詢問我們工人的生活狀況和想法，詢問我們是否對憲法感興趣。有些人會問我們是否讀過馬克思。我們在困惑中所說的任何蠢話，都會贏得一片假惺惺的讚揚。

離開這些聚會時，卡納奇科夫和他的朋友們“都長舒一口氣，嘲笑東道主對我們的生活缺乏瞭解”。雖然他們表面上同意導師的觀點，認為自由主義者可能對革命事業有所幫助，但“我們內心深處，對他們產生了一種敵意和不信任的感覺”。正是這種不信任感——工人們意識到他們自己的願望與自由主義者的不一樣——加速了1917年臨時政府的垮臺。

這個時期，卡納奇科夫的社會主義觀念開始萌芽。大多數工人也是如此。他們發現很難理解複雜或抽象的思想，但他們很容易接受簡單小冊子的宣傳，這些小冊子以講故事的形式，描述工人在日常生活中受到的剝削。高爾基的作品非常受歡迎。從克拉斯諾維多沃逃出來後，他在全國各地流浪，做過各種各樣的臨時工，直到遇見了小說家兼評論家柯羅連科，後者鼓勵他寫作。19世紀90年代中期，高爾基聞名全國，成為第一個從農民工、流浪漢和小偷的城市底層中脫穎而出的真正作家，他的故事生動而富有同情心。高爾基穿得像個普通工人，留著海象似的小鬍子，臉部棱角分明，在激進知識份子的沙龍裡被視為一種現象。工人們很容易代入他的故事，因為這些故事都是他們日常生活中的點點滴滴，就像作家的筆名一樣，牢牢抓住了他們自己的反抗和反叛精神（高爾基在俄語中是“苦”的意思）。此外，高爾基對產業工人毫不掩飾的同情，以及對過去“落後的”俄羅斯農民同樣毫不掩飾的反感，給像卡納奇科夫這樣急於擺脫自己過去的工人提供了一套全新的道德價值觀和理想。例如，在《童年》（1913年）一個著名的段落中，高爾基問自己，為什麼他要記錄自己早年所有殘忍而痛苦的經歷；他給出了一個答案，許多工人，如卡納奇科夫，必定感同身受：

回想起野蠻的俄國生活中這些令人沉痛的惡行，我不禁反復詰問自己：這種事情值得一提嗎？最後我滿懷信心地回答：值得，因為這是活生生的醜惡的真實，直到今天它還沒有絕跡。必須徹底瞭解這種真實，才能把它從記憶中，從人的心靈中和我們痛苦而恥辱的整個生活中徹底剷除乾淨。

高爾基小說中所有的人物全被分為好人或壞人——都是根據他們的社會階層來定義的——沒有什麼深度或變化。這種道德絕對主義也呼應了工人們日益增長的階級和革命意識。但是，也許最重要的，正是高爾基筆下的反抗精神使其如此鼓舞人心。《海燕》（1895年）是他借喻一隻在波濤洶湧的海浪上飛翔的海燕，激情澎湃地歌頌浪漫的革命英雄，成為革命者的讚歌，並在地下流行，印刷、打字和手抄的副本數以百計。像大多數工人一樣，卡納奇科夫可以背得滾瓜爛熟：

無畏的海燕，即使你死去。

但在勇敢者的歌聲中，誓不低頭。

你將永遠作為一個榜樣活著。

驕傲地召喚——走向自由和光明！

工人們還喜歡閱讀外國人民爭取解放鬥爭的故事。卡納奇科夫寫道：“無論是反抗宗教裁判所的阿爾比教派、加里波第分子，還是保加利亞民族主義者，我們都把他們看作是我們精神上的親人。”這些外國英雄的戰鬥與他們自己的截然不同，但無關緊要，因為工人們很快就會在俄羅斯背景下重新演繹這些故事。事實上，由於俄羅斯歷史上“革命者”（如普加喬夫或十二月黨人）的文學作品受到審查，才使他們不得不向國外尋找靈感。他們繼承了俄羅斯優良的閱讀傳統，把荷蘭人反抗宗教裁判所的鬥爭看作是他們自己反抗員警鬥爭所需要的精神和組織的一個激動人心的例子。正是這些故事的情感內容——它們把反叛者描繪為浪漫的、自由和正義的鬥士——使它們如此震撼心靈。從這些故事中，卡納奇科夫寫道，“我們學到了無私的意義，學會了怎樣為集體利益而犧牲自己”。在世界各國勇敢的人類解放戰士的感召下，他們開始皈依革命。

馬克思主義特殊的魅力源自它拔高了工人階級的作用和先進性。19世紀90年代末流行的馬克思主義小冊子，第一次吸引了大批像卡納奇科夫這樣的工人獻身這項事業，它們特別強調1891年大饑荒的教訓：由於經濟進步，農民註定要消亡；他們是俄國落後歷史的遺跡，終將被工業掃地出門；民粹主義者對村社的信念（許多農民工仍然堅持這種信念）不再站得住腳。只有馬克思主義才能向工人解釋為什麼他們的農民父母會變得如此貧窮，以及為什麼他們會被迫進入城市。因此，在卡納奇科夫被馬克思主義對工業化和進步的推崇所折服，與他對自己農民出身的心理排斥之間，存在著密切的聯繫。像許多來自農村的工人一樣，卡納奇科夫將自己大部分的心血投入到通過工業實現解放的理想中。他在工廠“巨大的、有節奏的轟鳴聲”中找到了“詩意”。對於像他這樣的工人來說，馬克思主義似乎是一門現代“科學”，用簡單的白紙黑字解釋了他們的世界為什麼是這樣的結構，以及如何能夠改變它。

許多人認為，馬克思主義就像一種宗教，至少其流行的形式是如此。但像卡納奇科夫這樣的工人極其嚴肅地相信，馬克思的教義是一門科學，與自然科學不相上下；斷言他們的信仰實際上不過是一種宗教信仰，對他們是不公平的。然而，在許多這樣工人的觀點中存在著明顯的教條主義，很容易被誤以為是宗教狂熱。它表現在許多工人在達到理解馬克思主義的高度後，對那些還沒有達到這種高度的人表現出的那種輕蔑的態度上。例如，一位“同志”傲慢地告訴一位正在逮捕他的警官，他是個“傻瓜”，因為他“從未讀過馬克思”，“也不知道政治和經濟是什麼”。這種教條主義與可供選擇的政治思想相對稀缺有很大關係，否則可以使工人對馬克思主義學說多一點保留和懷疑。但它的根源還在於這些工人中大多數人接受哲學教育的方式。當人們成年後學習孩子們通常在學校學到的東西時，他們往往發現很難超越最簡單的抽象概念。這些東西深深地紮根在他們的頭腦中，使他們日後難以在更複雜的層面上吸收知識。他們以非黑即白的方式看待世界，因為他們狹隘的學識掩蓋了任何其他色彩。馬克思主義對卡納奇科夫這樣的工人也產生了同樣的影響。它給了他們一個解決“資本主義”和落後問題的簡單方案，而不需要他們獨立思考。

對一個工人來說，參加勞工反抗運動無異於自找苦吃。一旦當地員警知道了他的活動，他很快就會發現自己被當作鬧事者從工廠解雇。然而，由於工業繁榮時期對熟練勞動力需求巨大，像卡納奇科夫這樣的工人很容易再次找到工作。他們從一個工廠跳槽到另一個工廠，組織非法的工人俱樂部和協會，直到員警抓住他們，再次迫使他們離開。面對逃亡生活，意志薄弱的激進分子可能會選擇返回安全的家鄉。但對卡納奇科夫這樣的工人來說，這是不可想像的。他們已經把自己，連同他們的生命一起投入到革命運動中。回到落後的村莊會破壞他們得之不易的自我意識。唯一的選擇是加入地下革命運動。他們在那裡發現的同志情誼，部分彌補了他們中的許多人在從一個城市漂泊到另一個城市的無根感。正如卡納奇科夫所言，黨組織成了工人的“家庭和爐灶”。他的“戰友”取代了“他的兄弟、姐妹、父親和母親的位置”。此外，加入秘密團體也具有浪漫的吸引力，正如另一位布爾什維克工人所解釋的那樣：“時刻有被捕的危險，我們的秘密會議，以及意識到我不再是一粒沙子，不再是一個工人，而是一個對政府和富人構成危險和威脅的組織的成員——所有這一切都是新鮮的和刺激的。”

這種對黨的歸屬感和成為其歷史使命的一部分的感覺，為工人和馬克思主義知識份子之間的社會分歧起到了一種緩衝作用。起初，同志關係比階級關係更強大。然而，當工人們開始組織起來，這兩者之間的關係變得日益緊張和不信任。19世紀90年代中期的罷工是獨立勞工運動第一次真正的突破。大多數罷工是由熟練工人自己領導的，儘管社會民主黨內的馬克思主義知識份子在傳播宣傳方面發揮了重要的輔助作用，推動罷工更加廣泛和有效。在這一階段，馬克思主義者仍然致力於發動群眾性罷工的想法。但在這10年結束時，許多人開始聲稱，勞工運動由於狹隘地關注於麵包和黃油問題，其本身的力量不足以推翻沙皇政權。他們要求開展一場更廣泛的政治運動，讓社會民主黨的紀律和組織，而不是工人們自己，來扮演主導角色。這就是勞工運動的經濟目標與革命知識份子的政治野心之間衝突的根源，這種衝突將導致整個俄國馬克思主義運動的分裂。

卡納奇科夫一隻腳踏在鋼鐵工廠，另一隻腳踏在地下革命，現在不得不在兩者之間做出選擇。1905年革命前夕，正如我們從他回憶錄的最後一句自豪的話中得知的那樣，他離開了工廠，成為一名布爾什維克党全職的“職業革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