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污染的语言与混乱的焦虑

有一个文化上的前提是，中国文化浸润下，人对词汇的理解是高度依赖于一种“弦外之音”的。这种传统从诗经的“比兴”便有了，例如《蒹葭》、《庭燎》，前者用“蒹葭”的比喻，建立了词汇与“追觅”情愫的连结，而庭燎同理，是炬火与天子勤勉之间的连结。这种传统是高度人本且关怀的，故而“礼乐”这种看似礼仪与艺术的形式，也可以唤起中国人内心的“自我洗礼”，每一个词汇便是一种圣堂里的唱诗班。

但，人本语言有一个弱项，就是它难以精确地设立概念之间的“分界”，其实这也是它的优势所在。如果用很严格的规范，去切分到底《蒹葭》与《关雎》这两种情愫之间的区别，其实是破坏诗文的美感的，但其实它真正破坏的是语言如同入湖的石子一般，让遐想如水波涟漪一般无限扩散的可能。但就算是《诗经》本身的一个例证，也揭示了某种隐患，例如《毛诗》是《诗经》有名的一部注本，其中基础的态度就是要把《国风》之中男女爱情与日常生活的描绘，与帝王的道德典范建立联系。它一再把这些爱情故事安置在周文王与其妻子太姒之间，然后又称其为“天子之德”，那朴实纯净的美就摇身变成了歌颂天子人格，甚至加强权威的工具了。

但人本语言对这件事的防范也是无力的，因为它讲求包容遐想。即使《毛诗》这种注解遭到以后文论上的批判，但这种难以设立分界的传统已经蔓延了。而若词汇无有精确，则情绪也被扰动，导致混乱。

例如“革命”这个词汇。如果按照历史文本的分析，革命本质上不过是使政权变化，那它是否代表着新的政权全面胜过旧的，其实至少在用这个词语号召行动时，是根本没有可能证明的。但“革命”一词在近代被一层层与之相关的历史事件添加了“画面感”后，它马上被赋予了先验和天然的正义性。“反革命”其实也可以被称为“反对剧烈的干涉”，但如果一律用“反革命”形容这个概念，那反对剧烈变化的人一下就被众人认知为“阴谋破坏事业的恶棍”，而必须遭到审判。以上是一个语言被污染而导致认知混乱的实例，如果往下分析，我们会发现在“口号或标语”化的“革命”一词的感召下，其实很多对于这个词汇理解不同甚至相反的人都会被动员，上海作家傅雷在早期是热衷于基于左翼视角反思自我的，但他的文本中，“革命”与法国文学如《红与黑》、《巨人传》中理性且光辉的圣徒形象高度联系，即便在更多人眼中法国的政治文化及其文学思想就是要被革命力量摧毁的力量，甚至，还有“法租界”作为丧权辱国的明证。

对比一下美国2016年大选中的价值扰动，不难发现，对西方人价值的扰动模式更倾向于“污染事实”。例如“罗马天主教皇公开反对希拉里”，“希拉里出售武器于塔利班”这样的假新闻，越富有细节，则越被信任。当然细节是没有佐证的，但美国人的上当受骗，与中国口号标语的盲动是两条相反的设计过程，在中国则“少说”，在美国则“多说”。美国这种传统可以追溯到马克吐温的短篇小说《竞选州长》中，对敌对政客的造谣抹黑不是通过标语口号，而是造谣，创造“后真相”。

这大概体现出中国人在出现思想偏误时的一种特殊性：其实不是因为被说服了，而是因为被动员了。动员所对应的就是“标语口号”，也就是污染语言。

“女拳主义”、“田园女权”、“蝈蝻”这些词汇被投放到讨论之中后，其实所有积极使用这些词汇的人，与认为被这些词汇攻击的人，并没有达成事实上的共识，因为使用者自己有自己的生命体验作为诉说动机，而被冒犯者因为并没有这种体验，解读到的只是一种巨大的攻击性。但这种争执单纯是语言转码和解码的过程中，污染词汇掩盖了“非共识”的存在，最后达成了其实没有冲突的“战书”，而拒绝理解和战斗指令就在这之中凭空产生。

最后，精确描述公共生活中的每一个现象，而不是用“入关”、“献忠”、“民逗”或“漂亮国”、“工业党”这类来源模糊，范围不清的“黑话”表达意见，讨论作为一种素质才真正有可能实现。

有一个有趣的事实是，帝吧出征这类活动，本就有网信办官员当面承认组织，类似井蛙、五十万和1450，乃至神友、殖人都是被创造的标语。谁在污染语言呢，而谁在操控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