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存政治」之外 改變新加坡的外傭制度

新加坡資本主義的成功建基於各種不公義──是時候改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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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新冠肺炎一記當頭棒喝，促使我們反思工作以及勞工的意義。在香港，草媒行動的「照顧者的抗疫日常」系列嘗試揭發大規模勞工剝削，為外籍家庭傭工（migrant domestic workers，簡稱MDW）發聲。在疫情之下，建立互助政治只變得格外關鍵。

新加坡外傭的情況也近似，在「生存政治」（politics of survival）中得以體現。新加坡的「生存政治」是一種經濟民族主義（economic nationalism），而新加坡也一直倚靠這模式走出英國殖民的陰影。由於英國人無意在殖民地的勞工身上投放社會福利，新加坡對穩定經濟的務實執著，被視作殖民遺留下來的創傷。殖民政府離開後，貧困和營養不良以及缺乏衛生的狀況大規模出現。為應對殖民的後遺問題，很多人轉而支持「以成功來復仇」的反殖民式經濟民族主義。成功背後是150萬新加坡移工的付出，當中幾十萬人都是家庭傭工。

女權學者兼社運者Maria Mies和Silvia Federici等人一向堅信護理工作也是工作──也就是說，家庭工作和護理工作並非個人興趣或白領人士的業餘活動。正是這些長久的偏見，才會令外傭的經歷被忽視，成為政府漠視勞工權益的理由。這些現象強而有力地指出，新加坡必須正視「生存政治」下的契約奴役，並改變當代的勞工狀況。

新加坡的外傭制度

就像其他「亞洲四小龍」（台灣、香港、南韓）一樣，新加坡聘請外傭也是採用一種扭曲的「客工制度」（guest worker system）。外傭的工作准證一般為期兩年，除此以外基本沒有其他申請長期居留的方法。新加坡人力部（Ministry of Manpower，MOM）的簽證申請指引以出人意表、生物政治式（biopolitical）的方式寫道：「除非獲得人力部批准，你不得與新加坡國民或永久居民聯婚。這適用於新加坡國內外，工作准證過期後也不例外。」此外，外傭必須通過一年兩次的體檢，以確保她們的身體狀況妥當。若果她們被發現懷有身孕，或者患上性傳播感染如梅毒，就會被立即遣返。

新加坡規管移工的條例，與殖民時期下的奴役和強制性勞動，相似度還遠不止於此。像香港，在新加坡的英殖時期，勞工主要都是輸入自中國和印度。男工主力城市建設，大部分女工則以家奴的身份替富裕的英國僱主和中國的商業家族打工。新加坡的政治和商界領袖一同挪用並擴展殖民時期的家庭勞役制度，將新加坡推向一個高度工業化的後殖民國際都市。

1978年推出的「外籍女傭計畫」（Foreign Maids Scheme）旨在拓展國內女性的勞動力，讓她們能夠在教育與事業上自由投放精力。這一來，國內勞動人口的教育與事業水平大有長進，並造就了一個規模相當的中產階級。像殖民時期的中產階級，新加坡現時每五個家庭就有一個會僱用女移工，繼續處理傳統上由家庭主婦肩負、沒有支薪的家務。中產階級的崛起以及後殖民的高速經濟發展，確實是由外勞支撐起來的。

中產階級的崛起以及後殖民的高速經濟發展，確實是由外勞支撐起來的。

最惹人關注的，是僱傭合約的明顯不對等：裡面幾乎所有條件都有利於僱主。最低工資並不適用於外傭，因為在住家規定（live-in requirement）之下，所有傭工都必須寄宿僱主家中。基本上，外傭就居住在她們工作的地方。不同於地盤、造船業和加工制造等公共界別的移工，外傭是唯一一個不能夠向國家《僱傭法令》（Employment Act）申訴的群體。因此，她們不能享有最低工資、最高工時，並喪失了基本的醫療保健；這些都成為了最常見的剝削方式。為合理化這種排擠，政府指家庭工作有著「特殊的性質」。按照這邏輯，由於其特殊情況和環境，這種工作難以受標準的工作合約約束。最近，縱使強制週休等政策有了微小進展，由於僱主幾乎掌控了整個招聘程序，只要政府給出的是建議而非法律懲處，僱主就會利用這些空隙進行剝削。

在新加坡，2019新冠肺炎限制了外傭入境，造成勞工短缺，人力部藉此允許僱主更輕易地轉移──也就是解僱──外傭，那樣傭工就可以被送往其他家庭。從前，舊僱主需要向新僱主提供同意書，為傭工申請新的工作准證。近期的政策下，即使還未找到新的僱主，僱主依然可以終止傭工的工作准證。14日的過渡期內，外傭會轉交負責招聘的中介公司。如果找不到新僱主，外傭就必須被遣返。這些安排只會深化外傭的弱勢，因為僱主一旦違背承諾，她們就會失去所有保障。

外傭與家庭

今日，許多外傭在僱主的國家工作之餘，同時也在自己的家鄉僱用女移工。社會學家Rhacel Parreñas指出，菲律賓女性往往會擔任外傭，以供孩子上私立學校及支付兩老的醫療費用。她們自己則會僱用來自鄉下的女移工，因為這些女移工大多都負擔不起在國外找工作的費用。Parreñas稱這現象為「再生產領域上的國際分工」（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reproductive labor）：僱主的國家很少考慮到這種同時身為當地傭工和遠程僱主的複雜性，卻在多個家庭之間製造了跨國連結。

很諷刺的是，嚴重虐待和剝削外傭的那些女僱主，本身也囿於「父權協商」（patriarchal bargains），意指受家庭束縛的女性透過協商的手段來確立自主性。在這交通發達的時代，許多家庭都會僱用可以跨國流動的外傭，那就不必陷入誰要分擔家務的麻煩紛爭。學者Pei-Chia Lan指出，女僱主聘請外傭，往往是因為她們無法駕馭家婆的專橫脾氣，卻至少可以使喚家庭傭工。其他僱主則表示，若非外傭幫忙，她們的婚姻就可能會破裂，因為她們的丈夫拒絕打掃衛生或學習基本的烹飪技巧。

中產女性這種自我中心式的女性主義應該改變，並顧及其他範疇的女性權益。

婦女行動與研究協會（Association of Women for Action and Research，簡稱AWARE）是新加坡本地的女性組織。早在幾十年前，他們已經指出女性勞動人口並未因為有了事業而獲得解放。大部分進入職場的女性並未與她們的丈夫平均分擔家務，卻像是多了第二份工作（second shift）。有人視聘請家庭傭工為達到「配偶平權」（spousal egalitarianism）的方案，聘請了其他人處理家務，夫妻才可以同時繼續上班，無需為誰應打掃房子而爭吵。中產女性這種自我中心式的女性主義應該改變，並顧及其他範疇的女性權益。這也涉及究竟「工作」為何的問題。

問題的根源，在於大部分僱主都不認為外傭值得享有一般的僱傭條件。由於她們在私密的環境工作，僱主會將外傭當作私人財產，認為自己已經一次性地購下了傭工的服務和時間。但對辛勞的傭工而言，她需要的是一個能夠讓她休息並重新整頓的家。在家裡，沒人想要付出情緒勞動（emotional labor），以迎合社會規範的方式應付上司或同事。而「家庭」作為私密空間，裡面卻依然充斥著中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為了不用替外傭提供勞工保障，利用愛與家人的論述，讓外傭就範家中，那樣中產女性就可以在下班後繼續服務於家庭經濟。這類操控，不幸取締了我們與外傭其他可行的互動方式。漫長的疫情迫使我們居家隔離，這或許正是一個修補破碎關係的機會。

「生存」之外

要搞清楚，批判分析新加坡的外傭制度，並不表示美國、加拿大和英國等自由民主國家對待移工的方式比較好。這些國家的社運者注意到，即使有了現存制度和法律約束，住家外傭仍要面對殘忍險惡的狀況。營造「他者」（others）在不論哪種政治制度下，似乎都一樣會發生。北營（Global North）自譽以人道方式對待勞動人口，無非是歷史遺留下來的殖民傲慢心理。因此，我們應該叩問所有帶懲罰性的移民和勞工系統。正視移工被剝削的權利，不是個別地區才需要採取的激進手段；所有地方的社運者、同行者和支持者都應該先避免移工權益進一步惡化，並讓移工解脫所有限制自由的勞動制度。

重要的是，今天的新加坡不應忘記歷史，忘記為何亞洲四小龍能夠在資本主義下取得成功。生存在後殖民時代，這代新加坡人需要跳出生存政治的思考框架，在加入營商和超資本（hyper-capitalist）世界市場的時候，我們應思考如何補正這過程產生的不公義。近期，新加坡移工在郊區的惡劣住宿環境引起憤怒迴響，這一例子或許是改變的曙光。然而，幾個憤怒的瞬間是不足以持續改變的。

只有當僱主的心態全然改變，政府更嚴格地規管違法僱主，剝削虐待勞工的狀況才有可能出現微小的改變。新加坡的經濟繁榮是移工支撐起來的，如今新加坡脫離了從前的貧苦日子，就再也不能夠以經濟藉口放任國族式的資本主義為所欲為了。

文/ Lynn Ng Yu Ling
譯/ Wai Ch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