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控背後的權力邏輯

默爾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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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F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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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難受的中國人首先想到的竟是幻想上層能夠遵循科學或是大發慈悲,卻忘了這根本就不是一個科學問題。

都說伴君如伴虎,在中國進入獨裁階段過後,中國人每一天的生活都像是伴虎。之所以說帝王似虎,並不完全是因為他們兇殘,而是因為他們往往讓人猜不透,導致他們的兇殘並不可控。亦如當下的封控措施,讓人猜不透,摸不清。而且就算猜對了也沒有獎勵,但如果猜錯了就得挨餓,甚至付出生命的代價。作為在墻內有過些許成果的鍵政自媒體創作者,對於中共的權力邏輯也有了些許的了解,也讓我能夠對他們的措施作出各種預判。萬幸,這些預判基本都沒錯,也讓我基本沒有被封控傷害到。當然這裡面肯定有運氣因素。假如說我在上海或是海南之類的地方,就算有預測未來的能力也很難逃過鐵拳的制裁。

要想釐清中共的封控的運行邏輯,我們首先要搞清楚哪些話是真的,哪些話是用來嚇你的。接下來幾段內容是我對健康碼的一些技術上的分析,可能有些冗長,但是對於引出後面的推斷有著比較重要的作用,所以煩請各位看完。

就在九月過後,我所居住的成都市開始了常態化核酸檢測。根據政府的說法,進入公共場所需要48小時的核酸證明;一周內至少做一次核酸,不然會被變成黃碼。然而事實是,你就算超過一周不做核酸,被黃碼的概率也並不高,而且就算黃了,過一段時間它也會自己變綠。

我後來想了一下其中的原理,認為大概是因為健康碼並沒有能力確定你是否真的做過核酸。健康碼不能確認你是否做了核酸主要有兩個原因,一個是全國各地的核酸結果不互通,另一個是健康碼和行程碼的數據不互通。

比如我的天府健康通顯示我沒有做核酸,難道就能說明我沒有做過核酸嗎?我完全可以說我在外省做了核酸,沒有在四川做核酸,所以天府健康通才沒有顯示。能確認你是否去過外省的,只有行程碼。可是行程碼的數據無法同步到健康碼,所以健康碼並不能確定你是否真的沒有做核酸。既然不能確定,它也就沒有辦法自動給黃碼,除非人工手工改數據。也正因如此,在某些地方才出現了“灰碼”這個東西。灰碼是一種介於綠碼和黃碼之間的健康碼類型,它的意思就是你在本地沒有核酸記錄,它不能像綠碼一樣證明你是安全的,也不能像黃碼一樣證明你是有風險的。不過萬幸,四川這邊並沒有推出灰碼這個東西。

我之所以認為行程碼和健康碼數據不互通,是有技術上的考量的。我也是前段時間才發現,要想檢索行程碼和風險城市記錄的話,需要重新接收一次手機驗證碼。接收手機驗證碼就等於是重新登錄了一次。可我既然已經登錄了健康碼了,為什麼還要在健康碼頁面裡重新登錄一次?這樣就說明健康碼和行程碼的數據庫並不互通,以至於用戶身份都不能同時進行校驗,所以才需要登錄兩次。

我在前段時間也收到了社區的威脅電話,說我有時空伴隨風險,要我去三天三檢,否則就要給黃碼。時空伴隨判定是通過電信基站來實現的。你和某個感染者的手機在同一時間登錄了同一個基站,就等於是你和他之間在一個很近的距離相處過(4G基站的覆蓋範圍大概是200~1200米),那你就有被感染的風險。同樣的,行程碼和風險城市記錄也是通過基站來實現的。倘若這些位置信息能夠和健康碼互通的話,社區完全不需要給我單獨打電話,直接讓系統在健康碼裡提醒我就好。可是健康碼似乎並沒有這個功能,所以才需要採用最原始、最落後的電話通知來實現。而且最關鍵的是,就算打了電話,也仍然沒有解決健康碼無法判斷我是否在外地做了核酸這件事,所以我的健康碼仍然是綠的。我甚至懷疑健康碼和行程碼分屬不同的部門,以至於疾控甚至沒有辦法(也可能是沒有心思)去把健康碼和行程碼的數據進行人工整合。這也是為什麼政府會一直要求大家掃場所碼,因為你不掃場所碼,健康碼根本無從得知你去過哪裡,也就沒辦法掌控你的行程。就算是我之前遇到過的真的被以時空伴隨為由變成黃碼的人,也都是因為掃了場所碼追後被人工給的黃碼,實際上不掃場所碼就不會中招。

講了這麼多健康碼,它和防疫又有什麼關係?當然有關係。我想闡述的重點是,在中國內地,防疫更多是一種威懾,是一種權力,是一種管控民眾的手段,而不是醫療手段。政府有時候並不能像他們宣稱的那樣去控制你,可如果你真的相信了,他們就真正地控制了你。在搞清楚了這些之後,再去理解封控,就會輕鬆很多。

這裏需要知道的是,醫學不僅僅是一門治病救人的科學學科,還是一門自帶權力的行政手段。例如在精神病的診斷中,病患通常很難對醫生的診斷進行反抗。精神病的一個顯著特點,就是患者通常很難確認自己是否患病。精神病不同於生理上的疾病,它無法通過實體的設備和結果來進行確認。診斷的過程通常涉及醫師對患者的精神狀態和行為進行分析。可是這種分析又是否真的準確且不帶有私心?這種分析是否能夠完全剝離環境帶來的影響?當然,我們可以說專業醫師會盡可能避免這些因素的影響。但不可否認的是,我們並不能總是完全避開這些影響。甚至於說,對於一個或是一群充滿惡意的醫師而言,將一個健康人的言行舉止完全進行精神病化的解釋也並不是不可能。這樣就等於是把一個正常人給強行轉換成了病人,而正常人幾乎沒有辦法破除這種情況。這種情況在歷史上屢見不鮮,比如中世紀對女巫的狩獵,近現代對LGBT群體的病理化污衊,都是醫學的權力性的表現。

誠然,在過去,這些迫害和污衊更多是源於對科學的了解不足。但這種權力一旦被惡意利用,也就成了一種管控的手段。對於掌權者來說,他們首先需要創造一個疾病收治的體系,接下來便是對診斷權進行壟斷。當他們想要對你進行控制的時候,只需要認定你有染疫風險,便可以把你輕鬆控制起來。我曾見過無數的視頻,當有人試圖反抗核酸檢測的時候,防疫人員便會威脅反抗者,說“不聽話就把你扔去隔離”。而且這種控制往往還伴隨著社會的恐懼以及法律上的合理性。一旦出具了診斷報告,就沒有人能保證這個人真的沒有染病,對疾病的恐懼讓人們不敢為被控制的人發聲。而將可能有染疫風險的人進行控制,聽上去也是合情合理的;至於不合情合理的部分,也就是濫用診斷權的部分,民眾是無法得知的,所以自然也就不會有人認為收治措施有什麼問題。

健康碼等於是這種權力體系的末端。這個嫁接與手機中小程序讓權力能夠分散到每一個角落,把每一個人控制起來。一旦你不聽話,便直接給上黃碼、紅碼,讓你寸步難行。當綠碼的體系完善過後,政府甚至不需要真的進行什麼懲戒,只需要說“你不做核酸就會變黃哦”,民眾便會老老實實把自己管起來。在這樣的體系裡,沒有人敢於去試錯。政府基本不需要付出太大的努力,就能實現對整個社會的控制。就像福柯所述,醫院成了一個監獄。在當下,醫院不僅成了一個監獄,甚至就連最基本的醫療功能也失去了,因為醫院的醫護要麼被封在家裡,要麼都被派出去做核酸。醫護就是這座監獄的獄卒,各地的方艙就是一個個古拉格。唯一比較值得慶幸的是,拜中共的貪腐以及技術限制所賜,他們開發的這些小玩意兒的運作並不是那麼順暢,讓我們得以有空子可以鑽。

也正因爲上述原因,在“二十條(也就是近日頒布的有關優化管控措施的新規)”出來過後,我完全不相信防疫會放鬆。

二十條裡面稍微算得上比較有“含金量”的內容,無非只有四條:1.次密接者無需隔離;2.隔離僅限於單元,而不再擴大至小區;3.無疫情地區不得全員核酸;4.入境隔離時間縮短。至於其他的規定,無非都是口水話,用的都是“優化”“原則上”之類模棱兩可的詞,完全沒有任何實際意義。

我之所以不認為二十條的頒布意味著放開,主要有兩個原因,一個是權力不會自發縮小,再一個是即便是上述四條“優質”規定,也仍然讓地方政府有很多空子可以鑽。

正如前文所說,當下的防疫措施已然是一種權力管制手段,是用來對權力進行擴充的藉口。在缺少有效制衡手段的情況下,權力是不可能自發縮小的。所以防疫措施不可能完全撤除,除非中共遇到什麼重大危機,中國人已經幾乎不可能回到疫情前的生活狀態。至於為什麼突然放出二十條,假裝要放開的樣子,我個人認為主要還是為了經濟。如果再不放出一些利好的消息,或者在某些方面適當鬆手,經濟必然會實現硬著陸。雖然權力得到了擴大,但經濟硬著陸應該也不是中共樂於見到的事。

所以二十條的目的並不是消除防疫措施,而是適當地放鬆以緩解經濟的壓力——儘管這種想法很理想化。比較理想的情況是,感染者的數量會逐漸下降(通過操縱核酸結果來實現),但時常還是會冒出一些,用來警醒民眾疫情並沒有消失,進而為防疫措施提供合理性;如果某個地方的民眾不安分,比如新疆、西藏、上海,那麼這個地方就會出現大量陽性患者,然後地方政府會利用防疫措施和對病毒的恐懼把不安分的民眾控制起來。

關於上述猜測,有一個很好的例子可以作為證明,那就是石家莊。在二十條頒布過後,也就是11月14日,石家莊率先解除了所有的疫情防控措施,讓全國人民都十分驚詫。在當時,很多人都認為石家莊開了個好頭,並以石家莊作為一個論據,證明防控措施會逐漸放開。但我當時並不看好石家莊,甚至認為石家莊可能因此招致災禍。

石家莊是河北省的省會,距離北京非常近,素有“首都護城河”的名號。所以石家莊的事不僅僅是石家莊的事,更多是北京的事。石家莊的突然放開具體為何,主要可能有兩個原因:1.經過北京授意,作為開放的試點;2.石家莊沒有錢了,所以自作主張放開了防疫。總體而言,我覺得後者的可能性更大。因為北京居住著大量的中共高官,他們非常擔心自己的生命安全,所以一直對北京實行異常嚴苛的防控手段。讓石家莊作為試點城市,毫無疑問對於北京的風險是巨大的。相比之下,作為一個綜合實力疲乏的三線省會,石家莊因為沒錢而放棄封控的可能性會大得多。

也許是石家莊的舉措導致了大量的誤讀,石家莊放開的第二天(11月15日),人民日報就發表了“堅持動態清零不動搖”的文章,一下子敲醒了眾人。也是在當天,石家莊再度啟動常態核酸。網上甚至傳出消息,說北京的督導組去石家莊巡視,對石家莊的防疫措施非常不滿意。11月21日,石家莊宣佈封城並開啟全員核酸。所以二十條並不是真的要地方政府放棄管控,只是為了舒緩經濟壓力。作為首都護城河,石家莊政府的想法很大程度上就代表了北京的想法。石家莊繼續封控,說明北京並不想放棄管控。既然北京都還沒想通,那全國性的放開就是不可能的事情。

那我為什麼說二十條想要達到的效果是非常理想化的?因為石家莊即便真的是得到了北京的授意才放開,其模式想要全國在全國推廣也並不容易。首先,中共斷然不敢完全放棄核酸,因為這可能招致民意的反撲(具體原因後面再說)。要核酸,就會出現陽性。如果想要讓陽性人數全國可控,就需要全國各級政府達成共識,一種我們要完全人工控制陽性數量的共識。可是這根本不可能,因為上級政府不可能對下級政府說“你們測到了陽性也不用報,我們要瞞下來,等有需要的時候再報”。既然沒有上級政府的授意,下級政府和核酸檢測機構自然也不敢大規模瞞報。只要有一個環節不能領會這種想法,那麼陽性數量就會不可控。在動態清零的大方向不變的情況下,地方政府並不敢冒讓疫情擴散的風險。全國性的經濟問題對於地方政府來說也並不重要,那是中央才會考慮的問題,地方需要擔心的只有防控。再加上各地廣範存在的核酸貪污行爲,想讓全國的核酸結果完全可控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至於如何避開二十條的限制繼續進行高壓防控,就需要我在前文說到的空子。比如“次密接者無需隔離”,我們如何定義次密接?或者說,誰有權定義“次密接”?毫無疑問,是政府機構。既然次密接者不能隔離,那我就把次密接者定義成密接者,就能把這些人都控制起來。還有“無疫情地區不得全員核酸”也是一樣的道理。什麼是“無疫情地區”?我們只有高風險區和低風險區,沒有無疫情區,所以全員核酸也是合理的。再比如什麼“不得隨意XXX”之類的規定的水分就更大了。什麼叫“隨意”?地方政府完全可以說我們做的決定並不隨意,都是深思熟慮的結果。所以當下中共高層大概也很糾結,又想把權力抓在手裡,又想讓經濟數據不那麼難看。而地方政府則更加難受,因為他們完全猜不出來高層到底想幹什麼,不管是放開還是嚴打,都有可能被高層批評。只不過在“堅持動態清零”的大背景下,嚴打的政治風險會更低,所以目前各地方政府都沒有要放開的打算。

這裡還要提到重要的一點,就是放開的民意基礎,這也是中共現在不敢貿然放開的一大原因。在多年的假新聞的洗禮下,內地的民眾現在對於新冠病毒的誤會與恐懼非常之深。我之前原以為共存派應當是佔多數的,直到兩件事告訴我我想錯了,一個是二十條出來過後,多地的連花清瘟膠囊賣斷貨,再一個是領頭上漲的股票是中藥股。所以中共即便真的想放棄權力,完全放開,也很難實現。雖然中國人向來好管,但一下子放開,讓絕大多數民眾都陷入憤怒和恐慌,終究還是需要思考再三。

在認清了這些問題的本質過後,我几乎已經放棄了任何對於封控措施的批判行爲。最近時常會有一些質問或是反抗封控措施的爆文在朋友圈被瘋狂轉發,但我卻几乎不轉發這些文章。一方面是因爲我完全可以預知到那些文章會被刪掉的命運,另一方面我完全不認爲這些行爲有多大的用處。如果到了現在這個地步,一個人還能繼續熱愛中共,熱愛封控,那你寫再多的文章給他看也是沒有用的。對於那些已經開始認識到問題的人來説,即便是讀過或是轉發了那些文章也并不能解決他們遇到的問題。正如前文所述,防疫儼然完全是一個政治問題,這對於完全沒有任何參政議政權利的中國人來説,就是一個不可解決的問題。

不過認清這些問題并不完全是壞事。在知道了這些事背後的邏輯過後,可以讓我們更加輕鬆地避免被他們傷害到。但是我覺得最重要的一點,是能夠讓人放棄幻想,做好充足的準備去面對日後可能急劇惡化的生活。中國人向來習慣於把自己的命運交給上天,幻想天降一個青天大老爺爲自己主持公道。儅封控愈發嚴格以至於讓人開始感到不適過後,那些難受的中國人首先想到的竟是幻想上層能夠遵循科學或是大發慈悲。就在二十大之前,甚至還有很多人在妄想著習近平能在實現連任過後就對民衆網開一面。這怎麽可能呢?一個掌權者所有的行事邏輯都是爲了擴大權力和財富。如果一件事他不愿意做,多半是因爲這件事不能提升他的權力和財富,甚至還有可能損害他的權力和財富。所以中共怎麽可能放鬆管控?怎麽可能讓疫情結束?更別説真正的民意是站在封控這一邊的,他就更沒有理由放開了。倘若到了現在都還沒想清楚這些問題,依然決定把自己的命運交給聖上的開恩,實在是非常不應該的一件事情。事已至此,是時候放棄幻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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