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西藏简史

毫无疑问，民国时期西藏研究质量最高的是戈尔斯坦的《西藏现代史（1913-1951）－－喇嘛王国的覆灭》，下面论述基于这本书展开。

三大寺：色拉、哲蚌和甘丹

僧人在寺院中的特殊地位还表现在他们在西藏境内被当作半自治的群体来对待，除了杀人罪和叛逆罪之外，他们享有对犯有其他罪行的僧人进行审判和惩罚的特权。

僧人只要认为噶厦政府的所作所为与宗教的利益相悖，就有权进行干预，这是他们的宗教天职。

在西藏统治者把佛教思想观；念奉为最高的精神支柱的同时，宗教集团内部的关键部分——达赖喇嘛、三大寺和僧官却没有明确一致的目的。实际上，西藏的政治进程是通过一张纵横交织的利益和联盟的网络体现出来的。例如，一方面，达赖喇嘛（和摄政）、僧官和俗官的利益通常都是与三大寺的利益对立的；另一方面，贵族又同寺院共同分享着庄园农奴制的好处，而僧官则完全依赖于噶厦政府。而且，每一个贵族家庭都同一个或更多的康村和札仓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充当札仓和康村的施主。同时，他们还同有权有势的夏仓家族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僧官同三大寺的联系往往还不如世俗贵族官员同三大寺的关系密切。
所以，虽然从某种意义上说宗教是西藏政治中的一种和谐的力量，但是它又是一种导致分裂和纷争的力量。各种宗教集团为了扩大自己的声势和影响，展开了激烈的竞争和角逐，他们在有关宗教利益的政策上不能达成一致意见，从而给20世纪的西藏历史带来了灾难。而且，僧众的群体观念和年复一年的法事庆典，导致寺院不断地寻求更多的土地和捐赠，竭力反对噶厦政府为政教事业着想而削减寺院方面财源的任何尝试。这又使寺院集团拥护庄园农奴制的经济制度，并因此而成为极端保守的势力。由于西藏力图适应20世纪日新月异的形势，所以宗教和寺院就成为西藏社会进步的沉重桎梏。

1.北洋政府时期的西藏（达赖十三世时期）

在1912年民国建立之前，西藏遭遇了1903-1904年英军入侵，达赖十三世逃到外蒙古导致清朝废除他的封号，1904年西藏政府和英军在拉萨签订了城下之盟，条约规定：西藏承认英国对锡金的主权，并同意开放与印度的商贸关系。商贸中心设在江孜和甘托克。允许英国派官驻军于此，西藏中止同其他国家的关系。但是迫于压力，英国当局没有承认《拉萨条约》并于1906年重新签订《中英续订藏印条约》，1906年签订的《中英条约》重申了英国国家允不占并藏境，及不干涉西藏一切政治。中国国家亦应允不准他国干涉藏境，及其一切政治，英国除了获得开商埠和电报的利益以外，并未或的实际利益。

因为英军的入侵，清朝驻藏大臣着手效仿新疆，改组和世俗化西藏政府、实行汉化政策、建立新式军队，从而尝试直接管辖西藏地区。与此同时，达赖十三世在外蒙寻求俄国援助碰壁后，重新尝试和清政府和解，清政府虽然支持达赖十三世，但是表现出居高临下的态度让达赖十三世不满，后因为清军派兵进入西藏，达赖十三世感到恐慌逃亡印度。清军虽然进军西藏，但是发现缺少达赖十三世不容易统治；而达赖十三世依托着英印和清朝讨价还价，试图维持着过去高度自治的状态，并且萌发现代化来抵抗汉英进攻的理想。

1911年辛亥革命后，遥制西藏的四川被起义军打爆，在西藏的清朝势力群龙无首，达赖十三世趁机遥控西藏军民缴了清军的械，迫使清朝势力离开西藏。就任大总统的袁世凯试图以清朝的方式笼络达赖十三世，达赖十三世则表现出对维持现状甚至独立的想法，不过在和民国政府撕破脸之前，达赖十三世需要面对内部的“亲汉”和反对力量。因此，当达赖十三世1913年重返拉萨并开始他的第二个统治时代时，他力图通过改进其政府的效率、使军队现代化和与汉人缔结政治条约的方式来消除外部和内部的威胁。

在和汉人政府谈判的时候，出于对民国政府的不信任，达赖十三世选择拉上英国作为担保人和民国谈判，因为英国处于维护印度的利益，不愿意看到中国直接统治西藏。这在1914年民国政府、西藏政府和英印政府会谈得到的《西姆拉条约》（中方拒绝签字）中展现无遗。但是英国也没有兴趣支持西藏独立，这样会妨碍英国和中俄打交道，这便形成了著名的“西姆拉地位”：西藏应当是在大不列颠监护之下的、名义上隶属中国的、拥有高度自治权的西藏。英国驻藏官员总是对西藏政府的担心和需求给予高度的同情；德里的印度政府则漠不关心；而伦敦的大英政府又总是采纳比西藏利益更为重要的策略。因此，西藏和英国谈判不一定对西藏有利，英国可能不关心甚至反对西藏的诉求。1912-1916年虽然北京政府集权，但是碍于英国，袁世凯政府并不敢（也没有理由）像清末进军拉萨。

西藏在军事现代化由达赖十三世的亲信擦绒领导，依靠英国的支持进行改革，并且在1917年在康区发生的冲突中取得了一定的战果。但是英国拒绝进一步向西藏出售重武器，西藏兵力严重不足导致西藏军队现代化放缓，与此同时西藏军队的扩大和现代化需要大量的资金，但是新的财源很难获得，在关税被英国人控制无法增长的前提下，西藏政府只能从贵族僧侣中榨取收入，这虽然一定程度上扩大了收入，但是也一定程度上得罪了僧侣贵族团体，尤其是加重税直接引发达赖十三世和班禅矛盾激化，班禅被迫出走汉地。更致命的是，擦绒扩军的计划必然导致三大寺的僧侣和保守官僚集团出于意识形态和利益坚决阻挠，并且通过新式警察和军事集团的出格行为让达赖十三世厌弃擦绒，导致这一革新派的垮台，西藏现代化被中断，重新陷入过去守旧的氛围中。当然，虽然说擦绒的失败是由于保守势力的阻挠，但是最致命的还是达赖十三世的动摇，对现代化后形成的新生集团的不信任导致的。

2.南京国民政府到抗战前期时期的西藏（从达赖十三世到热振）

在西藏内部斗争的时候，蒋介石于1928年建立了“蒙藏委员会“，试图实行对西藏的直接统治，并且派人入藏和达赖十三世进行谈判，双方在一些问题上达成了共识，但是在领土问题上依旧有不可退让的矛盾，这直接导致了1939-1932年康巴区域的汉藏冲突，最终以双方签订停战协定告终。汉军停止了向西推进，但是西藏丧失了康巴的战略要地和富庶地区德格等地。此后，金沙江实际上成了西藏和国民政府之间的分界线，直到1950年10月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才改变。

1933年达赖十三世圆寂，而南京国民政府经过内战后已经逐渐统一，因此西藏当局担忧国民政府会尝试直接统治西藏，因此一度拒绝汉人进藏纪念达赖十三世，后因寺院集团反对作罢。国民政府派出黄慕松进藏，一边吊唁一边和噶伦进行谈判。黄慕松坚持西藏主权属于中国的观点，但是回避噶伦希望明确的国民政府和西藏关系。另一方面，西藏就在多种场合申辩它是独立的，但是在另外一些场合又表示愿意处于依附地位，接受西藏是中华民国的一部分这一主张，条件是不触动西藏内部原有的制度和中华民国放弃对康巴、安多大片重要的藏族聚居区的支配权。黄慕松借助西藏当局立场的摇摆，成功地确立了国民政府官方在拉萨的一席之地，并一直保持到1949年。面对国民政府的威胁，西藏当权者进行了第一次尝试，他们虽然没有在根本问题上作出让步，但是却在重要的具有战术性和策略性的问题上妥协退让了。

在达赖十三世死后，他的随从兼亲信土登贡培成为西藏权势最高的人物，土登贡培保住权位的关键是控制装备精良的仲札代本团，土登贡培可以不征求噶厦政府的意见单独发号施令，并指望士兵服从于他，不必经过噶厦的批准和认可，但是他很快就被龙厦推翻了。龙厦是亲英改革派，在擦绒倒台后一度掌握大权，结果很快被达赖十三世废黜。龙厦在三大寺，特别是色拉寺和哲蚌寺中有一大批关键人物作坚强后盾。龙厦还通过拉拢中层士兵，使仲札代本团出现兵变最后被解散。通过剪除土登贡培的支持势力，龙厦成功击败土登贡培，同时引发了“邦达昌事件”，导致拉萨和康巴人矛盾的激化。

在土登贡培倒台后，按照惯例需要在达赖十四选出和成长前选出一位摄政，龙厦落选，由热振担任摄政。没有合法获取实权的龙厦意图通过改革改变使噶厦凌驾于龙厦的政权基地“民众大会”之上的僧俗大领主的权益，从而加速西藏的现代化。他的现代化和改革的见解隐藏在传统的价值观念中进行，也为他自己的利益服务。1934年，龙厦一度通过舆论迫使摄政等人寻求民众大会的意见，但是因为计划泄密被摄政、司伦朗顿和赤门为首的噶厦以政变的方式拿下（扣上要对西藏赤化的帽子），龙厦改革派的所谓核心成员全都被逐出了政府部门，有的被罚款，有的被没收了庄园和家产，有的被流放到了西藏的边远地区。龙厦改革最终失败，用戈尔斯坦的话说：

龙厦改革运动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改革和复兴西藏传统的政治制度的最后一次尝试，它的失败成为西藏现代史的重大转折点。以赤门噶伦为代表的西藏传统制度的维护者和既得利益者，挫败了龙厦的改革运动并对他进行了严厉的惩罚，这在某种程度上也震慑了其他贵族。

1935年，随着龙厦倒台和热振的摄政，以及黄慕松成功和西藏达成一致，西藏当局面对两个问题：寻找达赖十四世和流亡在汉地的班禅的问题。1931年开始英国人担心，国民政府会利用班禅作为向西藏施加更大的约束和控制力的一种媒介，从而威胁西藏的中立性和印度的安全，因此在英国支持下达赖十三世活着的时候有意改善和班禅的关系，在达赖十三世圆寂后噶厦更希望班禅回藏，但是班禅希望加强自身自治和武装权力的需求和噶厦政府的条件相去甚远。虽然有英国人在西藏当局和班禅之间调停，但是班禅对武装入藏的需求难以被噶厦同意，后者相信班禅的行为是“引狼入室”，让武装强大的国民政府合法派部队入藏击败弱小落后的藏军。噶厦也不希望对藏军进行改造和现代化，因为这容易激起寺院集团的抵抗和不受控的军事集团，让人想起擦绒。除了少数英印官员，大部分英国官员对花钱帮西藏建立武装也没有任何兴趣，在调节无果后也逐渐离开西藏和班禅的关系中。但是，英国调停并非毫无收获，1936-1937年英国在西藏调停的过程中，留下了电台和常驻代表，加强其对汉藏关系的干涉，在这过程中还在藏南爆发了中（藏）英（印）边界冲突，英印政府借助《西姆拉条约》中划定的麦克马洪线进军达旺地区，但是因为局势变化最后放弃这块地区。之后虽然噶厦和班禅依旧在谈判，但是1937年全面抗日战争的爆发，班禅放弃了进藏的想法。

热振摄政时期面临另一个问题是达赖十四世的寻找。热振在寻找达赖十四世之前先通过一系列政治手段剪除了他的专断权力最大制约着赤门的权势。赤门的被剪除是摄政时期重大转折的标志，因为在此后的5年中，热振便逐渐架空了软弱的司伦朗顿，从而操纵了噶厦政府。在这之后，寻找新达赖十四世从1936-1939年展开，寻找着在马步芳的领地内找到了14th达赖十四世，经过噶厦和南京政府一系列的磋商、以及英印政府的斡旋下，达赖十四世离开了马步芳领地于1939年到达拉萨。国民政府也派人庆祝达赖十四世坐床即位，并力图利用特使吴忠信出使拉萨之机使驻藏办事处升格，以确立国民政府在西藏的地位。但是在西藏人看来，无论是英国派驻拉萨的使节，还是国民政府派驻拉萨的专使都不具有任何合法的地位；让他们留在这里只是为了避免得罪英国和国民政府。

随着热振独掌大权，西藏开始进入了一个高度紧张和不协调的时期。热振私生活很差，而且依靠自己的商号强取豪夺，并且逼迫朗顿司伦辞职，到1939年4月，热振便独揽了西藏的政教大权，成为独一无二的统治者，他的所有对手都已被一一剪除，由于得到了“民众大会”和噶厦所投的从未有过的信任票，他的权力便膨胀起来。随着朗顿失败，反对者逐渐形成，西藏上层出现了分裂，热振对官员凯墨和琼让的羞辱和打击加剧俗官对热振背心离德，这是热振摄政的末日的预兆。当热振强迫“麦”札仓将其堪布让位给自己的同盟堆巴札仓的堪布坚赞僧格的时候，他也逐渐失去僧侣官员的支持。但是热振摄政的最后年代的高压政策使贵族阶级学会了保全自己家族名誉和庄园的万全之策，即处处为自己的事情着想，切忌发表不同意见，不要与当权者过不去。到了1941年，热振出于宗教原因辞去了摄政，将摄政位置交给大札活佛，意图等到自己渡过宗教难关后重夺摄政位置。但是，这是不可能的。

3.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西藏（大札时期）

大札于1941年担任摄政后，对于热振时期政治乱象进行了清理，在道德上高要求自己和官员，清洗了一批热振的追随者，实行“新政”。

大札上任的时候，太平洋战争爆发，英国对中国抗日战争的援助过程中产生的问题。东南亚战局糜烂、滇缅公路被切断让中英两国力图建立新的物资援助通道，这一通道需要经过西藏。噶厦担心国民政府趁机在西藏建立立足点从而破坏西藏自治的局面，因此强烈反对，汉藏关系一度伴随着西藏当局建立“外交局”恶化。英国在恶化的局面下，强压西藏当局允许货物借道西藏运输，西藏被迫允许私商进行非军事货物运输，到了1943年因为三方尚未达成运输协议，这一通道再度中断。后经过蒋介石的武力威慑，以及英国对双方的威慑和调节，西藏重开道路，国民政府也不保证武力攻打西藏。但是国民政府的武力威胁让英印政府感受到西藏自治地位的威胁，因此一度试图支持西藏主权声索，但是最后还是放弃这一主张，怕这一行动真的惹恼国民政府导致战争。英国人不信任藏军有抵抗国民革命军的能力，因此大札政府开始向印度购买弹药以保持一定的武装。

1942-1943年的西藏局势引起了美国的兴趣。美国于1943年派人到达拉萨会见达赖十四世的同时，试图获得西藏当局准许借道西藏进入内地。西藏当局一度反对，担心美国人帮助国民政府。但是美国代表提出让西藏出席战争结束之后的“和平会议”的建议得到了西藏当局的相应，因为这提出了改变西藏国际地位现状的一种新的手段。噶厦感到有美国作为他们的事业的后盾，战后和会绝对能宣布西藏是独立的，基于这一原因，西藏政府完全改变了自己的态度和立场，允许他和多兰从西藏前往中国内地。虽然这只是画大饼，但是足以让美国深度卷入汉藏问题中。而且美国的支持还让西藏当局逐渐不信任英国当局能否让西藏实现独立，藏南麦克马洪线的矛盾适时爆发，让西藏更渴望争取英国中立、自己独立自主对抗国民政府，而非依靠英国直接的军事支持。

独立自主对抗国民政府，就意味着西藏必须进行现代化改革以实现实力的提升。西藏当局向英美引进无线电以增强信息传递的效率，为此需要培养无线电技术员，进而需要开办新式英语学校。和十几年前达赖十三世对擦绒一样，大札一度支持这一举措，但是僧官集团及寺院方面强烈反对开办这所新型学校，他们惧怕这会给宗教及西藏宗教制度和寺院统治构成重大威胁。寺院堪布及其他保守的僧官们相信，正如1920～1925年曾出现的情形那样，让年轻人上学并让这些幼童受英国思维方式的影响，将会改变他们对佛教及西藏生活方式的态度。他们担心这些孩子接受教育后将不再是寺院秩序的坚强维护者，寺院的收入最终也将遭受严重损失。和尚们还担心，当这些年轻人成为有头衔的官员之后，他们将希望在西藏政府的世俗政治方面出人头地，这样就对西藏宗教统治形式地位构成了威胁。到了1944-1945年，随着寺院势力反对浪潮越来越高，恰逢林周宗事件爆发，为了安抚寺院集团以解决问题，大札不得不关闭新式学校。虽然这次革新同样因为守旧集团失败，但是从整个噶厦的作为，我们可以看出他们和晚清满族贵族一样，以维护自身地位为出发点：

这样，5个月之后，在西藏开办英文学校的第二次尝试同样以失败告终。寺院统治集团再度表明，一方面他们愿意让西方的货物如武器、无线电台等传人西藏；另一方面他们又不会允许可能导致西藏权力格局失去平衡的变革。西藏仍旧牢固地根植于传统的政治、宗教、文化的土壤中面对未来。

西藏现代化过程被打断直接原因是西藏一系列内部斗争。其中1944年的林周宗事件是重要标志，寺院高额贷款向农民催收产生僧人和宗本的矛盾直接导致这一事件的爆发，这些僧人是热振的支持者。在这段时间，热振复出返回拉萨试图重新获得摄政的位置，并且和摄政大札斡旋林周宗事件，大札并不没有听从他的条件，热振支持者么办试图反抗噶厦的决定，双方矛盾无法解决反而进一步激化，两人表面上的关系破裂，冲突一触即发。热振的拉萨之行以及色拉寺热振所属札仓喇嘛的挑战性行为使大札确信，热振及其追随者对他的权位和噶厦的安定构成了真正的威胁。因此，在了结了“林周宗事件”之后，大札便利用各种机会剪除噶厦中暗地里支持热振的官员。

热振对大札的不满，让他起了推翻大札的念头，并且策划了多起暗杀大札的行动。由于“西藏革命党”开启了向国民政府寻求援助之门，热振也试图向刚刚光复全国的南京寻求支持。这一行动被西藏革命党领袖土登贡培处于私人恩怨报告给大札驻南京的代表，噶厦听闻后感受到威胁，所以先人一步搜查和抓捕热振。热振支持者杰札仓全力支持热振，同大札和噶厦进行抗争。双方于1947年4月在拉萨激战，噶厦的军队最终占领色拉寺，战胜了热振支持者，让杰札仓臣服。噶厦公审了热振，后者在民众大会公审的时候死亡。戈尔斯坦认为是大札或是他的管家担心国民政府插手西藏事务的行动蔓延开来，出于对西藏安宁的需要杀害热振。热振之乱是西藏政治糜烂的重要标志，虽然噶厦政府依靠军队维持了其权威，但是噶厦与热振的支持者之间的敌对情绪一直未得到消除。戈尔斯坦指出：

大札是这场斗争的胜利者，但是他为赢得这场胜利付出了代价：他所统治的西藏已经无可救药地被分裂肢解了，他的存在，并不是作为西藏和睦统一的象征，而只是一位受到广大僧俗官员、寺僧和民众藐视的领导者。热振集团的谋反，使西藏丧失了团结一致共同对付必然会对其事实上的自治构成威胁的国民政府的一切机会。

4.解放战争时期的西藏（大札时期）

抗战结束后的西藏出于内忧外患的局面，内部，如上所述，热振和大札的冲突直接导致西藏上层的分化，外部，国民政府力图将西藏完全纳入自己的统治之下。二战末期，随着西藏对英国支持的不信任以及国民政府的和谈尝试，汉藏两个政府又重启了会谈进程。1945年二战结束后，面对印度的边境冲突，以及国民政府抛出参加制宪大会的橄榄枝，噶厦派出“慰问同盟国代表团”前往南京，国民政府试图通过将西藏纳入大会中确立其统治西藏的地位，西藏则希望重新和国民政府讨论汉藏政权的关系，尤其试图确立西藏事实独立的地位。但是1946年西藏代表团参加了国民大会后也没得到国民政府的回答，而西藏代表团给国民政府提供了一个可供选择的宣传胜利的机会，在1950年联合国讨论西藏问题时，他们将利用这一机会。

在和国民政府谈判得不到结果的同时，尼赫鲁当局召开“泛亚洲会议”，邀请西藏当局参加，西藏当局在这场会议中获得和国民政府平起平坐的地位。但是在此之后，印度改变了对西藏政策，新的印度当局却把中印密切合作、领导亚洲各国的发展进程视为其外交政策的核心，既希望促进汉藏关系，又想继承《西姆拉条约》规定的藏南权利。对于西藏来说，1914年的《西姆拉条约》为西藏获得国际认同奠定了基础，正因为如此，废除《西姆拉条约》和“麦克马洪线”不仅有可能导致西藏丧失其“合法的”国际地位，而且还可能失去英国和印度的同情和支持，这让西藏陷入两难局面。当1947年印度独立后，西藏只能选择口头反对印度的领土声索同时，维持现状的局面，与此同时1948年派出“西藏商务代表团”向英美学习和寻求援助。

“西藏商务代表团”被西藏方面认为是西藏独立的象征，因为他们有西藏的护照而且被英美接受。但是国民政府和国际社会并不认可，西藏依然作为主权模糊的实体存在。商务代表团实际上带着多种目的，肩负着多种使命，除了从国外购进黄金以确保西藏的货币流通之外，噶厦政府亟欲直接获得外国的货币，西藏政府还把商务代表团出国考察视为向世人宣传其西藏是独立于中国之外的立场的绝好机会。但是代表团在印度即遭碰壁，双方产生了矛盾；英国现在不再直接插手印度事务了，宁愿避免受到汉藏政治纠纷的牵连，而且也不希望特意帮助或鼓动西藏争取维护基于事实上的独立地位；美国倒是有接待代表团的兴趣，但是商务代表团前往英美的护照在内地并不被国民政府认可，因此代表团不得不换上国民政府的护照在内地活动。代表团通过香港获取美国对藏“护照”的签证，但是在国民政府的压力下，美国和英国不得不宣布承认西藏是中国一部分。虽然西藏代表团经过非正式会议会晤了马歇尔，但是在国民政府压力下没有得到会见杜鲁门的机会。在访问英国的时候，英方也不在挫伤西藏人感情的情况下，以官方政治代表团的标准来对待，并拒绝西藏对自身主权的承认，仅仅商谈经济问题。美英都希望通过印度解决西藏经济问题，在国民政府的压力下不愿意亲自下场处理和西藏的直接关系。无论是美国还是英国都不愿向西藏人提供一笔贷款，使其能够购买这些黄金。并且，这次访问丝毫没有解决含糊不清的西藏的地位的问题。他们在接待西藏使者时，都承认在某种程度上西藏具有独立于中国之外的国际身份，可是他们都拒绝把西藏作为一个完全独立的政治实体来看待。尤其严重的是，这引起了期望得到长期作为西藏的亲密朋友和支持者的英国的支持的西藏人的强烈不满。不过，美国基于解放战争中共可能胜利的预估，调整了涉藏政策，打算在未来支持西藏的独立。

5.总结

总体来说，随着清朝的灭亡，西藏驱逐汉军，实现了内部政局的高度自治。在袁世凯时期，由于英国人对当前局面的支持和斡旋，西藏和民国政府的谈判中保持了高度自治的地位，并且尝试摆脱中原王朝的统治。在13th达赖十三世执政时期，他的亲信擦绒对藏军进行现代化改革以应对汉人军队的威胁，但是在改革中形成的军人集团威胁了保守寺院和官员的利益和信仰，最后直接导致达赖十三世不信任和擦绒倒台。随着达赖十三世的圆寂，最高权力空缺，土登贡培、龙厦、热振先后掌权。其中，龙厦掌权时推动了政权的现代化，亦在僧侣集团的支持下被赤门和热振掀翻。热振在位时一般通过风评极差，当他主动辞职、大札上任的时候，国民政府因为日本侵略和内战无力对西藏进行军事进攻以实现直接统治，仅仅通过黄慕松重新建立双边关系，并没有解决班禅问题和双方政治关系的主要问题。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英国政府的保守维持现状的态度让西藏当局失去信心，认为英国不可能帮助自己独立，而美国趁机参与其中。在抗战后期，大札摄政发起了西藏近代历史上第三次的小范围现代化行动，但是在僧侣势力的反对以及热振的威胁下失败。热振尝试恢复摄政地位不成功，试图刺杀大札遭遇失败，反而被大札抢先抓捕。热振支持者和噶厦政府发生了激烈战斗，虽然以噶厦胜利，但是西藏政局四分五裂无可避免。在抗战结束后，西藏尝试着向国民政府进行双边政治关系谈判，但是遭遇搁置；西藏对外派出商务使团出访来展现自己的独立国家的地位，虽受到英国和美国接待，但是这两个国家在民国政府压力下均不敢将西藏真的作为一个独立国家对待。西藏在国际上主权依然是模糊的。这一局势要等到解放军入藏才结束。

尽管民国大部分时期，西藏都不受国民政府的直接军事威胁，但是其因为守旧势力阻挠、上层内斗，没有全力进行现代化——甚至连洋务运动这个级别的现代化尝试都没有。从意识形态说，以佛教立国的西藏僧侣集团极为强大，他们对于威胁自己的意识形态的现代化长期保持警惕心理；从利益来说，现代化必然会产生新的利益集团，这些利益集团不仅会威胁僧侣，也会威胁保守官员乃至执政者本身，因此当这些利益集团尚未壮大的时候，就会被直接消灭；从经济来说，西藏经济水平太低，农奴制下老百姓负担本身就太重，僧侣集团和官员本身就隐匿大量的财产，而且西藏缺少金银，因此现代化需要大量的资金（尤其是外汇）难以获得，引进西方先进技术成本太高，新式军队等现代化机构缺乏，因此现代化在经济上极为困难；最后，英印政府对印度现代化犹豫不决，他们希望将其作为缓冲区维持西藏的利益，因此愿意支援西藏，但是又不想惹恼中国政府，所以不敢大规模进行援助，更不想在援助中吃亏，因此对西藏现代化帮助有限，美国距离西藏太远、入局太迟，已经无力回天。因此，西藏在1911-1949年间没有成功进行现代化，自然也不可能在1950年被打败装备精良、士气高涨的解放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