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紐約客》：和平隊與中國脫鉤

作者：何偉（Peter Hessler）

翻譯：晨亮

《紐約客》，2020年3月9日

1月17日清晨，就在我計劃前往四川省會成都，拜訪當地140位和平隊誌願者前，壹條始料未及的消息突然傳出——和平隊宣布將停止其中國項目。1993年，和平隊第壹次踏足中國。組織者本來安排我這個和平隊中國項目早期參與者，在居住地旁的酒店裏舉辦的誌願者在職訓練活動上致辭。當我抵達現場時，沒人還有心思懷舊。這些二十歲出頭的美國誌願者面容錯愕，有些哭紅了眼。在會場的後排，站著12名面無表情的中方工作人員，他們放棄了在中國體制內工作的福利來為美國機構工作。會場的上方則懸掛著紅色宣傳式橫幅，足以佐證美國人也可以像這個人民共和國一樣制作出缺乏美感的標語，橫幅上寫著“歡迎來到2020年——做一棵你希望在這個世界上見到的樹。”

一位美國工作人員表情苦澀地招呼我，她說自己本來希望看到的樹是壹封措辭婉轉的聲明，但參議員馬克羅·魯比奧和佛羅裏達州的參議員瑞克斯柯特在推特上公開宣布和平隊中國項目中止。“他們想以此居功至偉。”這位女士憤怒地說道。

和平隊先後向中國派駐了1300名誌願者，這支活躍在60多個國家的機構壹直被視為置身政治口角之外。美國從未因外交糾紛叫停和平隊項目，但這次中止中國項目的時機卻顯得可疑。當時，新冠疫情還未獲得廣泛關註，但這位質疑中國貿易協定的參議員，在特朗普總統簽署與中國第壹階段貿易協議後，於推特上寫下了下面這段文字：

“北京已經愚弄諸如世界銀行和世界貿易組織這樣的組織太久了。”魯比奧寫道。斯柯特插了壹句：“我很高興，和平隊終於清醒過來，看清了共產主義中國的真面目——它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和美國的敵人。”

中國的強硬派也表達了祝賀。在立場保守的“觀察者網”上，專欄作家潘攻愚發表評論文章《美國在華“和平隊”，走好不送》。文章標題呼應了1949年8月毛澤東所寫的著名文章《別了，司徒雷登》。1949年8月，美國國會發表了壹份白皮書。在這份超過壹千頁的被曲解的文字中，國會試圖解釋美國如何在中國敗給了毛領導的革命者。“這份白皮書誠實地刻畫了中國——這個壹直同美國關系緊密的大國——壹段最為復雜和痛苦的歷史時期。”

毛在文章中嘲笑美國民主為“資產階級壹個階級獨裁統治的別名”並慶祝國民黨政府時期美國末任駐華大使約翰司徒雷登的離去。這篇帶著孤立主義色彩的文章被收錄進官方教材中，很多中國人都記得文章的結尾“司徒雷登走了，白皮書來了，很好，很好。這兩件事都是值得慶祝的。”

在觀察者網上，潘攻愚形容和平隊的“意識形態和文化輸出”是美國式失敗的新壹章。“在華27年，美國外交部分本意是想養狼，但最終收獲的卻是壹窩哈士奇。”他在結尾寫道“和平隊走了，對華協議來了，很好，很好。這兩件事都是值得慶祝的。”

1996年秋，和平隊派我去長江邊上的偏遠城市涪陵，教當地大學生英語。那年我27歲，和我同去的還有當年22歲亞當邁耶（Adam Meier）。我們抵達不久後，壹個名叫李察的學生上交了壹篇題為《美國人為何那麽隨便》的作文。李察身體消瘦，舉止靦腆，戴著眼鏡。李察成長在涪陵，他的多數同學來自四川鄉下。那時，中國有七成人口來自農村，僅有8%的國民可以進入大學學習。亞當和我是中國內戰後第壹批生活在涪陵的美國人。李察在英文作文中寫道：

“我們的外語老師何偉和李察這學期來教我們。這給我們壹個很好的機會來瞭解美國人的生活。我覺得，他們比中國人隨便，我為什麽這麽看？讓我來舉幾個例子來解釋。”

當年，我們所屬的和平隊分隊名為“中國三號分隊”（CHINA 3）。這个機構的分隊一直被編號，大概可能是因為它意味著某種使命感。和平隊由約翰甘迺迪總統於1961年建立，同年美國發射了土星壹號運載火箭，蘇聯則發射了Sputnik9號衛星。像阿波羅火箭壹架接著壹架升入太空壹樣，和平隊分隊壹支接著壹支前往偏遠地區，在他們前任的工作基礎上添磚加瓦，然後回國。和平隊和那些火箭壹樣也是冷戰的產物，它的誕生源於1958年的壹篇題為《醜陋的美國人》的文章。該文警告讀者，蘇聯在發展中國家的基層工作上比美國做得好。和平隊有三大目標：給“令其感興趣的國家”提供有用的幫助、促使受援助國更好地理解美國、推動美國人更好地理解世界。

我加入和平隊時，甚少有誌願者瞭解這壹組織的冷戰淵源。“時代正不斷向前，也可能是停了下來。”這段話出自於弗朗西斯福山1992年所著的《歷史的終結及最後壹人》，他宣告西方的民主自由大獲全勝。1996年，和平隊向俄羅斯、波蘭、保加利亞等老牌蘇維埃成員國輸送了誌願者，中國是唯壹接受誌願者的共產主義國家。

作為改革開放決策的重要壹部分，鄧小平歡迎和平隊的到來，但壹些中國官員相信美國人不應在涪陵這樣的偏遠地區工作。他們委婉地將這個項目成為“美中友好誌願者”，因為“和平隊”這壹名詞已被毛的宣傳機器汙蔑多年。頭三只分隊人數不多，方便政府跟蹤，地方官員對和平隊尤為好奇。李察的文章接著寫道：

“比方說，何偉先生上課時，他會經常自顧自地就撓起癢癢，完全不顧別人看法。他穿著隨意，身前的領帶垂下來，左右搖擺。不過說真的，在中國，尤其在中國老壹輩人眼裏，這種穿著是很不禮貌的。”

中國三號分隊由14名誌願者組成，在加入和平隊前，沒人接受過中文、中國歷史、政治和文化課的學習。那時，和平隊的申請者無法自主選擇目的地，中國三號分隊的所有成員都是白人，從未去過發展中國家，壹位來自密西西比州的誌願者連飛機都沒坐過。多數和平隊項目申請者來自中西部和南部，亞當來自威斯康辛州，我則生長在密蘇裏州。對我們而言，和平隊就是壹次不貴的出國機會。

我們在中國所教的學生主修英語，這壹專業是中國改革開放的又壹舉措。那時，中國正推動義務教育階段的英語教育普及，這令英語教師的需求大幅增加。我們的學生畢業後會前往初中和高中任教。但他們對外界世界的認識依然抽象，學生們無法上網，所有的教材均由共產黨印制，這其中包括壹本名為《英美概況》的文化研究書籍，其中壹章介紹美國歷史的章節很自然地以中國開場——“美國的印第安人起源於25000年前的亞洲。”在列舉了歐洲人發現新大陸的若幹細節後，書中寫道“它為新興的資產階級打開了新大陸。”這段文字後，緊接著開始介紹美國的建國歷史。（《1787年憲法》宣告了美國資產階級專政的建立）在描述當代社會時，這本書的部分章節形容很多新英格蘭人在工廠工作（“他們善於制造手表和時鐘”）。書中還提到了壹些實用的美國俚語（“draw one”或”shoot one”意思是“來壹杯咖啡”），第四章則描述了“社會問題”：

“同性戀是壹個令不少人難以理解的、相當奇怪的社會現象，同性戀文化傳播甚廣，導致這壹現象的壹個原因可能是對婚姻和戀愛深感絕望。”

在這壹章的結尾，作者這樣解釋同性戀和其他社會問題的成因：

“主要原因就是美國資本主義制度。在資本主義社會，盡管科學技術高度發達，許多人卻內心空虛。因此他們轉而尋找令他們感到好奇與刺激的事物。”

為了讓學生盡可能遠離《英美概況》，亞當和我分頭尋找任何手邊的材料作為教材。我們把家庭合影帶到課堂上，復印了幾冊美國雜誌。當我們收到1996年總體選舉的缺席人選舉投票時，亞當和我給壹班高年級學生上了壹堂介紹美國政治制度的課。在那節課的結尾，我們拿出選票，允許學生觀察它們，並用它們投票。

當我把選票交給學生們時，他們默不作聲。整間教室不大，沒有暖氣，擺放著四十多張簡易桌椅。學生們壹個個傳看這張小紙片。當我收回選票，為比爾克林頓投票時，教室鴉雀無聲，所有人都緊張地盯著，我的心臟也砰砰直跳。不久，成都的和平隊工作人員告訴我們，大學的領導曾致電過他們，明確表達了對我們在課堂上做法的不滿。不過大學沒有采取進壹步的行動，這樣的交流總是間接的。

生活在偏遠地區的人們總是最不易感到威脅的。學生們興趣盎然，而中國同事則心懷好奇和戒備。校方管理層態度謹慎，但對讓外國人在校園工作仍然感到自豪。和平隊中國項目的反對者似乎處在省壹級或是國家層面。

美國人的態度截然相反。曾擔任和平隊中國項目領隊的漢學家史威廉（William M. Speidel）告訴我，他記得當時國務院官員的態度。“他們喜出望外，”他說。“能讓和平隊在加不加引號的共產主義中國立足是件大事。”

史威廉委派了壹位語言學家以普通話開設了課程。在那個偏遠的地區，壹位勤奮的誌願者甚至在待在中國的兩年裏熟練地掌握了中文。壹些誌願者此前在大學學習教育學，不少人回到美國後進入學校任教。還有很多人走上了不同的人生道路。他們成了外交官、公務員、商人抑或是研究中國的學者。今時今日，包括亞當在內的27名誌願者任職於國會和美國國際開發署。

還有不少人成了記者和作家。來自明尼蘇達州的“美國二號分隊”誌願者邁克梅耶（Michael Meyer）寫了三本有關中國的書籍。在我們分隊的誌願者中，三個人後來成了駐華記者和作家。當年的誌願者迄今已經出版了至少11本有關中國的非虛構類書籍。

有時我挺奇觀，和平隊是如何吸引到了共產黨的情報分析者的。1999年，我搬到北京，準備出版自己的第壹本描繪涪陵經歷的書。有段時間，我感覺自己受到了特別的關註。在居住地的周圍總能碰到奇觀的行人。我在涪陵的幾個學生告訴我，他們因和我保持聯系而受到國安人員的恐嚇威脅。在北京的幾場政府支持的活動上，外交部官員問了我幾個問題：既然我計劃前往中國，為何會學英國文學？為何會前往如此欠發達的地區教學？

顯然，他們懷疑我的教師身份是在為情報工作做掩護，對和平隊的工作困惑不解。和平隊吸引不到精英背景的人士，誌願者壹個月是收入是120美金。史威廉手下的中國員工由中國政府指派，無疑某些信息正是經由他們以及電話監聽抵達到安全部門手中。但實際上，和平隊總部沒有就我的工作、我的教學內容，做出任何指示，工作人員兩年才來壹次。鼎盛時期的和平隊印證著壹種美國人的自信——把壯誌淩雲的年輕人送到偏遠的地方，好事自然來。

最近，我和壹位在黨內人脈豐富的涪陵人敘舊時，對方透露，當年的涪陵誌願者本來被安排前往另壹座長江邊上的城市、後被改名為萬州的萬縣，但政府擔心該地離三峽大壩太近，美國人在那裏可能會刺探到敏感信息。所以，官方迫使我們前往了壹個沿江而上130英裏的地方。當然，我後來還是設法描寫了三峽。後來，和平隊終於進入萬州後，他們派去了壹位名叫傑克·胡克的誌願者，傑克在沒有中文背景的情況下，將普通話掌握到了壹個不可思議的高度，他也用行動證明，誰被送到下遊其實無關緊要。2008年，身為《紐約時報》記者的胡克因揭露中國農村工廠在出口的醫藥產品中添加有毒原料而贏得了當年的普利茲獎。

1998年，在擔任和平隊誌願者的最後壹年，我沒能註意到當年兩件對後來的中國影響深遠的變革。其中壹個是後來在英文世界中稱為“防火墻”的互聯網封鎖系統，另壹件事則是1998年5月4日，時任國家主席江澤民在北京大學所作的演講。江的發言不那麽活潑（“祖國的未來是壹片無限美好的”），但20年後，當妳提到“985工程”，受過教育的中國人會告訴妳這個工程源自江的那次演說。國家主席呼籲建立壹批國際壹流的高等學府，並繼續推動了211工程的開展。它們所代表的令中國迷戀的使命，遠遠高於和平隊當年給自己設定的目標。985和211項目的內容包括擴大大學規模、數量和質量。它們和網絡封鎖的同步推進，折射了壹種美國人難以理解的策略——教育和管控可以齊頭並進同步開展。

接下來數年，中國總體上取得了巨大的發展，和平隊成了這段時期的微型歷史見證。“中國八號分隊”建立時，中國加入了世界貿易組織。“十二號分隊”成立時，三峽大壩竣工。“十四號分隊”來華的那壹年，北京舉辦了奧運會。在“壹號分隊”到“十六號分隊”這期間，中國的國民生產總值增長了十倍。我在涪陵任教時，整所大學僅有2萬名學生，當“十號分隊”展開工作時，這所學校搬到了新校區，20萬名學生在那裏學習。

在我們的課堂上，即便是最不起眼的歷史側面也能展現整套機制是如何在基層起作用的。當年我的壹位學生，成長在貧窮的鄉下家庭，家裏以種植馬鈴薯、玉米和煙草營生。他給自己取名“默”。默的父親只讀到小學三年級，母親則從未上過學，但默的老師勉勵他求學。最終，他成了全班唯壹通過考試跨入大學的男生。他在涪陵入了黨，每年夏天回到鄉下的家中，將六十磅的煙草袋拉到集市上。當默的同學開始給自己取英文名時，他來詢問我和亞當的意見，最終他給自己取名“默錢”。（另外三個重要的歷史片段是在那最後六個月、三個人的離世，他們分別是Tupac Shakur、鄧小和Biggie Smalls。在我心裏，他們的死產生了聯系）

大學畢業後，默接受了在貧窮家鄉的教職。他教的學生中還包括自己的弟弟，這正是中國社會中憑借自身努力、依靠教育改變命運的典範：某個人離開農村，進入大學，再回到家鄉將其他人拽出農村。默教了自己弟弟和其他40人三年時間，他的弟弟最終也通過考試進入涪陵大學。在默的弟弟跨入大學門檻時，“中國八號分隊”如期而至。默錢壹家的四個孩子中，有三位順利升入大學，如今都成了中產階層。

當類似的變化在十億人間輻射開時，就產生了驚人的效應。默如今任教於重慶，最近有壹次我問他去年，他所教的學生中有多少升入了大學。“每個人都考上了。”從官方數字看，大學入學率如今已經達到48%，而在默求學的年代，這個數字只有7%。

和平隊的隊伍自派出第四支分隊開始不斷壯大，那只支隊第壹次有了非裔美國人的身影。也是在那壹年開始，女性誌願者的數量明顯多於男性，後來也壹直這樣。2014年，和平隊開始允許申請者選定自己心儀的目的地，中國成了令人垂涎的選項。“中國四號分隊”的誌願者、後來在和平隊負責人員招募和安排的Yung-Mei Haloski告訴我，中國被視為首選目的地。“高層告訴我，要把最有能力的人送往中國。”她說。

“中國十七分隊”展開支教活動時，和平隊每年要派遣70-80名誌願者，項目深入到了甘肅和貴州這樣的中國欠發達省份。但壹些誌願者依然前往到了四川的某些城市，如今，這些城市與外界聯系更為緊密，也更為復雜。成都落得了個“Gay都”的稱號，因為這座城市對同誌文化較為寬容，而這在我們教授《英美概況》的那個年代是不可想象的。和平隊派出第21號分隊時，其中的兩位老師是壹對同性伴侶。

2018年8月，當年被特朗普總統任命為和平隊理事的喬迪·奧爾森前來慶賀這壹項目創立25周年。當時，和平隊希望能深入更為偏遠的地區。於是，奧爾森和和平隊中方首席代表孔博聞（Stephen Claiborne）拜會了北京官員，中國方面禮貌地拒絕了這壹請求。“他們傳遞的信息非常明確，就按照目前的模式運作即可。”孔博聞告訴我。

中國的策略壹直未變——讓教育和管控並行存在，如同高速公路上的兩條車道。如今的中國人知道得更多，也更寬容，但防火墻卻比以往更為復雜。許多公民議題——從香港示威到扣押新疆維吾爾穆斯林的集中營——都受到嚴格審查。中國政府對和平隊保持寬容，卻限制了其他組織在華的發展。2017年出臺的壹份法律令海外非政府組織在中國的運作極為困難。如果妳將這些普通民眾從物質層面和精神層面改善的微觀歷史聯系起來，就會發現，它們無法轉換為政治層面的改變。“默錢”也仍然是共產黨員。

2018年，在造訪涪陵的旅程中，我意外碰見了我教的第壹批學生李察。如今，李察像默壹樣成了教學成績出色的高中教師。我們談話間，他很快提到了我們那節以缺席選舉人票展開的演講。“那節課給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他說。“我總是想起那節課。”

最近，幾個我曾教過的學生同樣提到了那堂課，並且給予了正面評價，這令我感到意外。我本以為那節課只是兩個年輕的老師笨拙地在應對令人沮喪的政治環境。即便是現在，我也不清楚究竟我的學生從我的課堂上學到了什麽。有時我會向我教過的學生寄出問卷調查。2017年，我問他們覺不覺得中國應當成為壹個多黨制的民主國家。在30名回信者中，22人認為不應該。“中國現在這樣很好。”壹位學生寫道。其他人則更為激烈地批評道：“我們現在的政黨已經夠腐敗了，如果有更多的政黨，整個國家只會更糟。”壹位學生評論道。另壹位學生說：“我看到美國是壹個多黨制國家，但它依然選出了人類歷史上最糟糕的總統。”

瑞克斯柯特2019年夏天開始要求停止和平隊中國項目。這位參議員在壹份聲明中寫道：“和平隊不應該拿美國納稅人的錢去支持我們的敵人。”科羅拉多州的共和黨議員麥克•科夫曼(Mike Coffman)也在2011年做過類似的批評。斯柯特提出了壹項法案，要停止在“中國這樣的敵對國家”的項目，促請國會監督和平隊項目的運作。

和平隊壹直在主管框架下獨立運作，這主要是為防止自己成為外交政策直接操弄的工具。沒有任何參議院在斯柯特的法案上簽字，不過斯柯特沒有停止對和平隊和中國的抨、、擊。這名參議員似乎是最近幾年才開始對中國與和平隊項目展開攻擊。在進入政壇前，斯柯特據報曾創立健保企業，獲利超過2億美金。2011年至2019年就任佛羅裏達州州長期間，他將不少中國投資引入該州。此外，他還擔任名為“佛羅裏達州經濟發展局（Enterprise Florida）”的企業聯合會主席，該會在香港、上海和北京擁有辦事處。由這位州長擁有的保密信托則持有幾間中國公司的股票。

不過自打斯柯特進入政壇後，他便開始高聲抨擊中國。作為對這位參議院不斷施壓的回應，和平隊總部開始要求孔博聞就壹些問題進行回應，這在以往非常罕見。斯柯特希望從商業角度分析和平隊中國項目，檢視這筆投資究竟帶來了多少回報。“他總是想問有多少誌願者回國後，因為他們在中國的工作經歷，建立了企業並創造了財富。”孔博聞告訴我。

孔博聞擔心那些不了解和平隊的人會跑來重新定義這壹組織的價值，他認為斯柯特的那番“中國已經是發達國家”的理論與和平隊毫無關系。和平隊使命宣言中從未提到合作國家壹定是窮國，其更為看重人類發展指數，這壹指數會考慮更多因素，包括教育的滲透率。但和平隊仍然要求孔博聞收集有關投資回報的材料。孔博聞相信這些材料後來交到了斯柯特手上。這位參議員公開表達了不滿，不過和平隊就未作回應。

和平隊理事歐爾森和這壹機構關系深遠。20世紀60年代，歐爾森曾作為和平隊誌願者被派往突尼斯。壹些和平隊成員擔心川普政府會委任外行來廢止這壹機構，所以歐爾森最終獲得任命令不少人舒了口氣。但當中國項目遭到攻擊時，歐爾森保持了緘默。

和平隊面臨的壓力和壹股反對中國的情緒有關。某種程度上，這令人想起“別了，司徒雷登”誕生時、美國人對於中國未能選擇他們偏向的道路深感沮喪的歲月。許多中國專家擔心美國反應過度。常年批評中國處置維吾爾人做法的喬治城大學歷史學者米華健（James Millward）告訴我，他反對裁撤和平隊等其他根據協定建立的組織。米華健認為，《全球馬格尼茨基人權問責法》應當適用於制裁活躍在新疆集中營、違反人權的中國組織和個人。“制裁舉措應當對準與新疆有關系的事物，而不是阻止美國人去成都教英語。”他說。

不過這些風波很快就在閉門會議中有了答案。11月，國家安全委員會特別為和平隊舉行了會議，會議由白宮副國家安全顧問博明（Matthew Pottinger)主持。博明曾在北京擔任記者，後加入海軍，是著名的對華鷹派官員。壹位在歐巴馬任內任職於國家安全委員會的高級官員告訴我，像這樣針對壹個特定誌願者組織的副手級會議是前所未有的。和平隊2018年的開支是420萬美元，比國務院給國際太平洋比目魚委員會的撥款還少。“身為白宮副國家安全顧問，本該處理更緊要的議題。”這位官員說。“想想11月的時候發生了甚麽？他那個時候不是應該就伊朗問題開會嗎？”

12月，歐爾森向行政管理與預算局提交信件，宣布關閉和平隊中國項目。歐爾森在信中提到，預算資金將投放到其他三個目前還沒有開展誌願者活動的地區——所羅門群島、越南和格陵蘭島。不少人猜測，之所以要在這三個地區開展和平隊項目，是為了迎合行政機關的興趣。在所羅門群島的活動相信將有助對抗中國在太平洋壹帶的影響力，越南的新項目則能符合打擊共產主義的想法。而之於在格陵蘭島的項目——好吧，僅僅只是因為那是格陵蘭島。

中國項目停止的消息宣布那天，我和幾位和平隊的中方員工壹起吃晚餐。政府不再為這些職位派駐工作人員，不少30多歲的員工寄望中美兩國關系緩和。為了在這家美國機構工作，不少人基本放棄了社保福利，這意味著他們很難申請到貸款和信用卡。和我壹起用餐的女士叫我不要透露她的姓名，因為她和和平隊還未就遣散費的問題談妥。

和平隊告訴其雇員和誌願者，中國“就快要畢業了”，如今它已經高度發達，不再需要英語教師。不過，這位女士卻困惑不解：“如果事情果真如此，為何中國項目最近還在計劃擴大規模？這就像是單方面宣布離婚。”她說，關閉項目的消息宣布時，距離農歷新年假期僅有不到壹周時間了。較早前，美國方面曾招募更多誌願者參與到下壹年的中國項目，如今這些人要重新安排目的地。曾組織過和平隊羅馬尼亞和保加利亞項目的地方理事海倫·洛曼(Helen Lowman)告訴我，她從未聽過如此倉促撤出某個國家的決定。“通常在我們撤離那個國家前，會和主辦國政府溝通三年。”她說。

和幾位員工用過餐後，我和幾位誌願者約在壹間名為“Commune公社”的酒吧見面。在我服務於和平隊時，這樣帶有共產主義氣息的時尚場所還未成為成都地標，其他地方倒壹直沒變。兩個誌願者悄悄地從隨身攜帶的袋子中取出自己帶來的酒水，中國25分隊的誌願者每月津貼不到300美金。

壹位名叫Khloe Benton的非裔美國人告訴我，她曾被派到少有外國人前往的甘肅省。她說：“在那裏生活很艱苦。人們壹直跟著我，對我指指點點。”但她相信，讓當地人接觸有色人種是十分必要的。和平隊告訴誌願者，他們仍將繼續完成本期的誌願者活動，誌願者們也不斷鼓舞著彼此。

“妳知道為甚麽他們要對我們撒謊嗎？”另壹位女士說，她指的是和平隊面臨的政治壓力。“因為它們沒得選。”

11天後，由於新冠病毒的擴散，全部誌願者撤離中國。2003年沙士肆虐中國時，同樣的情形也發生過，但和平隊在次年又回到了中國。這壹次，整個項目卻徹徹底底結束了，中國25分隊完成了最後壹棒的微型歷史見證，這支隊伍中的誌願者只在中國待了6個月多壹點。

壹名國務院的官員告訴我，有傳白宮威脅和平隊，如若不取消中國項目，就裁減預算。當我詢問瑞克斯柯特時，他說自己不清楚行政機關如何做出了這壹決定，不過他向我描述了他與歐爾森及其他和平隊官員的會談。“我說，我壹直聽到壹種說法，就是和平隊誌願者在任何事情上都不配合國務院。他們不宣傳美國價值觀和資本主義。”斯柯特說。我問斯柯特，他是否收到了有關和平隊投資回報的材料，是否瞭解有多少和平隊誌願者後來成了外交官。

“我問過和平隊，”他說。“他們說不清楚有多少和平隊誌願者後來去了國務院。”

我告訴他，有27位和平隊誌願者如今服務於國務院，我想知道，這壹數字是否足以令他回心轉意。“我需要掌握更多情況。”斯柯特說。對於斯柯特的種種說法，我壹直無從查證，我向和平隊和歐爾森發出了多次采訪請求，都被他們忽視了。

我突然覺得，如今的狀況完全可以成為當年我們那堂民主課的第二堂課。90年代，我們得知中國可以隨時叫停和平隊項目。不過，小小的奇跡發生了——當地大學的高層不知怎麽地與保守派高層進行了溝通，設法令他們相信值得冒個險讓和平隊教師留下了。

不過二十年後，美國的政府高層不再公開討論任何事，和平隊的管理層要麽嚇壞了，有麽沒有能力為自己辯護。那個促使《醜陋的美國人》誕生的理念——重視基層和實地瞭解當地情況——早已被遺棄。斯柯特告訴我，他和員工沒能與目前乃至曾經的和平隊誌願者取得過任何聯系。

那份古老的自信已經蕩然無存，如今它消失在壹股巨大的美國思潮中——任何同外國的聯系都是威脅，任何交流活動都是零和博弈。人們不再相信自己和他們最佳的模範，相反，他們退化到在封閉系統中開始偏執妄想。湯姆·羅根 (Tom Rogan)在保守派刊物《華盛頓審查者》(The Washington Examiner)撰文，慶祝和平隊中國項目的結束。當羅根在文中批評中國的國家安全部門時，他可能沒意識到，自己的言辭聽上去就和他抨擊的單位所使用的陳詞濫調如出壹轍：

“我們必須要問壹句，和平隊中國項目過去這麽多年的1300名誌願者中，有多少人可能已經被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安全部招募？具體的數字可能非常小，但不會是零。這些被招募進中國國安隊伍中的美國人，有多少回國後進入到了國務院和其他政府機關工作？”

今年壹月，我和家人壹同前往涪陵。壹天下午，我們回到了我任教的大學舊址。隨著這所大學的擴建搬遷，這裏早已被廢棄。去年，開發商開始拆除舊校舍，準備原地建造壹棟高層公寓。

教學樓早已消失不見，但我之前居住的宿舍樓依然矗立在那裏。圖書館完好無損，不過它的門被鐵鏈鎖了起來，玻璃窗也被砸爛。在夷為廢墟的教學樓舊址前，散落著壹條褪了色的紅色橫幅，上面寫道：

“建設全國文明城市和全國衛生城市。我知曉，我參與，我支持，我滿意。”

這時，壹個男子叫了下我的中文名。他說自己曾在這所大學工作，想在這裏被拆除前來這裏看看。我突然想起來他是誰。二十多年前，他經常在深夜跑到我的公寓借禁書。在緊閉的圖書館窗前，他告訴我他讀了有關文化大革命的書籍。我問，當局是否曾因他與外國人有聯系而警告過他。這位男子靦腆地笑道：“不會那麽直接警告我們的，我們通常都很小心。”

我對他或其他同事的瞭解並沒有像對學生的瞭解那樣深。在我的第壹本書中，我曾描寫過這群偷偷摸摸前來我的公寓的人。我形容他們是“隱藏在陰影中的神秘人物，試圖前來尋找壹些不容易在涪陵找的到的東西。”

二十年過去了，還有很多事物尚存於陰影中。我不知道這些老師從借走的禁書中瞭解到了什麽，也不知道我的課堂令學生產生了多大的變化。但隨著時間推移，人們對當時課堂細節記憶之深，依然令我影響深刻。壹位名叫安迪的學生寫道：“那時的我們，家境貧寒，但如饑似渴地求學。”她還提到亞當曾借給全班同學的學習用具。所有這些毫不起眼的細節，壹點點累積，構成了壹幅更大的圖景。它們並不存在於任何正式的文字記錄中，而是存在於壹個老師的相信中——他相信當年自己選對了教材，他相信自己的學生，相信他們能妥善的運用自己所學的知識。

壹天傍晚，我給22歲的Gabriel Exposito打了個電話，他是最後壹批受到邀請前往中國展開交流活動的誌願者之壹。Exposito出生在哈瓦那，他記得兒時曾有壹群美國人來到他的學校。當時，幼小的孩子們被要求避免和外國人接觸，而那群美國人前來是為給當地學校進行募捐。不過這筆募集的款項很快就被共產黨官員取走。Exposito的父親飛往佛羅裏達州，並在那裏成了壹名護士。11歲時，Exposito被父親從古巴接走。後來，他以優異成績佛羅裏達州州立大學畢業，當他申請和平隊項目時，他希望前往中國。

“我知道在共產主義國家，教育是怎樣的。” Exposito說。“我們不能問問題，不能同眼前的外國人接觸，我想擺脫這壹切。”

他透過推特，驚訝地得知和平隊中國項目中止的消息。作為佛羅裏達州人，他要求參議員盧比奧和斯柯特對此做出解釋。他對和平隊的員工說：“我同意妳們的觀點——共產黨是我們的敵人。但我們正在破壞和平隊這麽多年來苦心建立起來的美國人形象。”

他請求自己能被派到其他曾被共產黨統治的國家，和平隊給了他幾個選項——蒙古、吉爾吉斯斯坦共和國和摩爾多瓦。Exposito最終選擇前往摩爾多瓦。“我想，那曾經是靠近烏克蘭的前蘇維爾成員國，”他說。“而且那片土地常年被人遺忘。”他已經開始學習鱷魚，並希望自己將來能做壹個學者或外交官。我祝他心想事成，不過他本來可以在“中國26分隊”度過壹段愉快的日子。

本文印刷版刊於2020年3月16日出版的《紐約客》上，文章標題是《斷鍵》（Broken Bonds）

何偉（Peter Hessler）2000年加盟《紐約客》任特約撰稿人。最近他剛出版了新書《埃及的革命考古學——在埃及挖掘被埋葬的革命和歷史》（The Buried: An Archaeology of the Egyptian Revo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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