醫患關係重質亦重量——讀《What Patients Say, What Doctors Hear》

書名︰What Patients Say, What Doctors Hear
作者︰Danielle Ofri, MD
出版︰Beacon Press (Boston, Massachusetts)
版次︰2017年2月
ISBN︰9780807062647

儘管《2021年醫生註冊(修訂)條例草案》幾乎毫無懸念可以在立法會三讀通過，但政府似乎還是嚴陣以待聘請公關公司游說相關團體。放寬海外醫生來港執業條件容許非本地培訓醫生豁免執業資格試加入公營醫療系統，表面上看似能解決公營醫療系統醫生短缺、新症輪候時間過長、醫患比例失衡的問題，但如此是否就能促進病人的福祉，此書應能帶來一些啟發。

作者執業於美國紐約市，也是紐約大學醫學院教授，同時長期為多份報章、雜誌及期刊包括《紐約時報》及《華盛頓郵報》等撰文討論醫患關係。這本書顧名思義也是討論醫患關係的專書，探討醫生應如何與病人有效溝通，皆因溝通乃醫療護理不可或缺的條件。有效溝通能夠建立醫患信任，病人若然認為主診醫生可信賴，通常也會願意配合醫生的治療方案，整體上自然也能減輕醫療系統的負擔。

醫患關係裡強調要讓病人感受到同理心（Empathy）、尊重（Respect）和親切感（Amiability），皆因有效溝通作用之大堪比安慰劑效應（Placebo effect）。即使有效溝通未必能保證病情有顯著改善或延後下次入院時間，醫學界普遍認同正面心理狀態對於生理狀況確有一定緩解作用。今時今日醫學院訓練醫科生亦不可能忽略聆聽病人和溝通的重要性。只可惜現實診症時醫生多數要盯着屏幕不斷敲鍵盤，快速掃讀病史便以為了解病人，有效溝通淪為空談，頂多是囫圇吞棗。

醫學再昌明，溝通還是很原始。

醫生作為傳統上醫患關係的主導方，始終要了解病人思考脈絡。以為病人選擇主診醫生都是理性選擇？實證研究顯示多數病人都是依靠口耳相傳推薦揀醫生，至於病人手術後存活率等客觀臨床數字則相對次要；以為病人總會將主要的病情（Chief complaint）說在前頭？不善辭令或表達能力有限的病人，通常卻將重要的放在後面，最初說話不著邊際只為了在陌生人前暖場熱身。當病人連講述自身病況也言不及義，醫生就只能憑着有限資訊和簡單檢查結果嘗試診斷。

公眾普遍對醫生斷錯症態度「零容忍」，但以為醫生掌握完整全面的資訊才斷症同樣不切實際。實在處境是醫生要面對太多病人，不可能給予病人「多餘時間」自由發揮——即使已有實驗指出，只需為每位病人預留約10分鐘診症時間並且以開放式提問邀請病人分享病情和生活概況，就能大幅改善病人滿意度和醫生對病人的了解，甚至降低醫生被控告醫療失當的機會，但這已經是醫院管理局2008年普通科門診平均診症時間（6.7分鐘）的一倍。又儘管2014年後醫管局規劃新普通科門診服務時已採用8分鐘診症時間為基準，但官方念茲在茲始終不忘要「在醫護人手和病人的服務需求之間取得平衡」。

所謂「取得平衡」背後，其實假定了病人別無他選，在分配公共醫療資源處於被動。近年歐美提倡醫護應該主動為病人充權（Empower），正是反思醫護傳統的家長式管教（Paternalism）。即使病人出於各種原因未能配合醫生的治療方案，作者提倡醫護應該摒棄指責病人的姿態，與病人一同發掘能夠付諸實行的方案。換句話說，醫生從不站在管理健康的道德高地上，而是與病人同行的陪伴者。醫生只是盡其專業協助病人將病況換成醫學語言並提供適切治療建議，病人才是積極的行動主體。

面對互聯網時代醫學資訊流通（對錯真假是另一回事），病人愈來愈重視自身應有權利，作者寄語醫療機構不應固步自封，反而要盡量做到公開透明，特別在發生醫療事故後主動向家屬披露治療細節勇於承擔錯誤。以權威口吻或大堆艱澀難明的術語築起專業圍牆，只會加深醫患之間不信任和猜疑。

接種疫苗與死亡可能純粹事有先後，但在欠缺徹底改革醫療體制和現有資源分配下，放寬海外醫生資格要求與改善病人福祉肯定沒有必然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