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黨澳門支部的民國往事（四）：戰時風雲｜投稿 #35

作者：高永鈿（暨南大學歷史系碩士）

1937年7月，盧溝橋事變爆發，日本發動全面侵華，全澳市民紛紛發起救亡活動，身為澳門教育家與國民黨資深黨員的梁彥明，亦積極參與組建各大救亡社團；國民政府為募集軍費特意發行5億元救國公債，分配到各省市推銷；廣東省亦因此組建國防公債會，並聘請畢侶儉、高可寧、李際唐為澳門分會委員，而梁彥明獲推舉為總務部主任。

12月，他已身兼公債會、教育會、鏡湖醫院慈善會等值理或委員身份。澳門僑胞熱切支援祖國的消息傳至南京政府，引起中央僑委會重視，遂聘請梁彥明等人為名譽顧問。

澳門人首見蔣介石

各地民眾投入救國的同時，國府政壇迎來變革。面對日本全面侵略的「危」，國民黨正好借此「機」而加強權威；為向全國展示堅持抗戰意志和決心，同時蔣介石欲確立其領導全黨的核心地位，統一各派，國民黨中央2月初決議在3月底召開臨時全國代表大會。

3月6日，梁彥明收到廣東省黨部通知，他將以廣東省代表身份之一到武昌參加臨時全國代表大會。目前不見廣東省黨部為何選擇梁彥明參會的記載，但筆者認為這或許反映了在抗戰救亡、黨中央團結各派的形勢下，省黨部認可並需要他的能力和本地人脈——其社團領袖身份有助中央在戰時籌集澳門僑胞力量；反之劉紫垣等人空有支部執監委的頭銜，卻不具備這一條件而未能成為與會人選，暗示了梁彥明日後將會復出支部。

梁彥明北上途中「雖兩遇空襲，幸獲無恙」，最終到達漢口；隨後與會見證了蔣介石和汪精衛被選任正副總裁。另外他與其它廣東代表聯合提出了數項議案，在澳門人參與內地政治史上別具意義。大會閉幕後，梁彥明在湖北省政府禮堂，獲蔣介石「個別召見訓勉，並賜肖像」。

梁彥明出席大會一事傳回澳門，被坊間視為「代表粵省出席為我澳僑各界之光」，於是商會決定在平安戲院召開大會以示歡迎。4月12日下午，梁彥明抵達碼頭，獲商會等各界團體、崇實、陶英、同善堂義學學生到場迎接；移步到戲院後，各界團體、學校共千餘人參加歡迎大會，接待聲勢儼然他是中央派遣的「欽差大臣」。

經過此次出席全國大會，他的社團地位更上一層樓，先後獲任僑委會廣東僑務處委員、鏡湖醫院副主席及救濟難民委員會委員。

抗戰時期的黨務工作

1938年10月，廣州淪淊；次年3月，國民黨海外部向中央提出「將駐香港、澳門兩直屬支部合併改組駐港澳總支部」，中央同意並於5月派遣吳鐵城為主任委員親臨香港主持工作；廣東僑務處處長周雍能約於6月底7月初抵達澳門，擔任支部常委(原直屬支部結束工作)，與劉中化、劉紫垣、盧季瑞、盧煊仲、劉章和梁彥明共組支部「黨務僑運同時並進」。

由於當時廣州已淪陷，大量難民與學生湧入港澳，中央考慮他們「為免敵人和漢奸所用，自屬一樁急務；但澳門在日方勢力之中，地位危險」。8月7日，支部正式改組成立，梁彥明擔任委員兼宣傳部長。

然而澳葡當局早在日本侵略東北之初，便公開宣稱「葡萄牙是中日世代的朋友」；全面抗戰爆發後，儘管日葡雙方在澳門附近時有磨擦，但澳葡當局為維護自身利益而只能保持傾向日方的「中立」。因此支部的抗日活動引起日本駐華南海軍司令提出抗議不滿，迫使澳葡當局不得不採取遏止行動。 

9月16日，澳葡當局以「糾集抗日分子作種種抗日運動，危害澳門治安」為由，出動警察搜查設在媽閣街15號中德中學內的支部辦公室；幸好周雍能臨危不亂，黨部職員和文件未被搜到；其後警方帶走他問話，並要求國民黨駐澳機構停止抗日活動。其後華務局長施多尼(António Maria da Silva)分別召見徐偉卿、盧煊仲，要求他們安分守己，不得參加抗日活動以免「自取麻煩」；而對梁彥明則警告其抗日行為，恐嚇行為「否則恐有罰令出境之累」。

徐、盧、梁答覆堅守愛國立場，不為所動。或許考慮到梁彥明的支部委員身份，施多尼透過他向周氏傳話，希望約後者會面；梁彥明向周氏轉述保證見面時以禮相待，後者遂答應一同前往赴會。施多尼奉澳督意旨表示：「澳門以環境關係恪守中立，在澳不能坐令國民黨有抗日舉動……澳政府之對蔣介石、對汪精衛以及對日本人均一體看待」並希望取消支部設在灣仔的電臺。

周氏同意但認為澳葡當局不應阻止愛國活動，反而應該取締日人活動以符中立態度。由此可見，梁彥明已遭當局坐實為抗日份子，相信日軍也將他納入重點名單之中。經過此事，他也變得相對低調，不再於澳門公開場合高調抗日。

雖然現存史料並未有記載澳門支部具體分工，但梁彥明很有可能以他的教育會會長和社團領袖身份暗中進行黨務——他所掌握的教育界人脈相信正是支部推行黨務、吸納有力份子所需要的資源。據記載，澳門支部自1939年改組後，迅速擴充組織和招募黨員，截至1940年2月，有新舊黨員共1136人，下分11個分部36個小組（截至當年12月）。

1941年12月香港淪陷後，澳門成為華南地區唯一未受戰火、深陷日軍包圍之中的戰時「孤島」，大批香港、廣東難民湧入澳門，開始了3年8個月的「風潮」時期，同時成為華南地區乃至中國大陸與東南亞的重要交通中轉站。

澳門支部對此曾呈請澳葡當局，向英方提出派遣輪船運送港九婦孺老弱離開戰區；港九淪陷後，支部曾「秘密探詢澳門政府之態度，以作應付事變之準備，尚得其諒解」於是仍能保持原有組織而秘密運作。

支部遵照上級指示，與商會、鏡湖醫院合作「從事救濟僑胞經澳轉回國內之工作」。梁彥明作為國民黨在澳勢力的代表人物之一，同時正好與以上社團有密切關係，相信他利用自身所掌握的廣泛人脈，為支部溝通澳門官民而行事。

梁彥明的地下工作

與此同時，澳門成為各方勢力的緩衝地，聚集了各具國民黨、共產黨、日本、汪偽政府等背景的政客、特務和土匪，社會環境錯綜複雜。早在抗戰爆發初期，葡萄牙駐廣州總領事莫嘉度(Vasco Martins Morgado)向上級分析戰時澳門在中日衝突的地位，指出：

「今天的澳門是日本的間諜中心，同時也成為中國反間諜中心」。

1942年初，針對港澳嚴峻局勢，周雍能致電吳鐵城，建議將澳門支部降為聯絡處，僅負責傳遞消息的工作，獲同意改以特務工作為主的地下據點。此時香港支部所設電臺被日軍搗毀，吳鐵城指示他在澳門另設電臺，「利用澳督關係，搜集日軍動態情報」，並將相關消息轉達中央。

但同時周雍能被澳門漢奸偵破其任務，晚年回憶：「(有人)千方百計想殺害我，最後我被迫化裝逃出，前往重慶」國民黨中央和中統先後派出人員搜集情報，報告日方與澳葡的互動和當地社會狀況；身兼多個社團職務、人脈甚廣的梁彥明或許有份參與打探日偽活動。

梁彥明的學生謝永生曾指出，此時的梁彥明除了公開宣傳抗戰和籌款救濟，「更複秘察敵偽行動，密告於抗戰當局」即有可能與國民政府人員合作收集情報。據梁彥明後人所編《梁彥明烈士年譜》和其它史料，筆者推測他大概在3月底4月初，開始接替周雍能的支部領導地位，並「專事搜集敵偽互相勾結之陰謀，運用間接方法予以揭發」引起日偽勢力對他「初則施以利誘，繼則動以威逼」。

日方壓迫、漢奸橫行，梁彥明的抗日鬥爭面對重重困難。到底日偽於何時開始向他直接施壓？多數文獻語焉不詳，筆者推斷不晚於1942年6月，日偽勢力已經向他威迫利誘，甚至發出死亡威脅；然而他本人所留下的文字對此沒有任何描述。

11月支部再次改組，梁彥明成為執行委員兼組織科主任，「更奉委秘密組織情報處，抗日救國，倍加努力」。澳門掌故專家魯金在1994年5月《華僑報》的《濠江懷舊錄》欄目刊登了三篇文章，其中披露了梁彥明遇害前與日偽的具體矛盾，以及案發詳細經過。魯金聲稱當時日方想找一位本地名人組織「興亞教育會」於是要求手下漢奸黃公傑利誘梁彥明，但不果，為之後他的遇害埋下伏筆。

10月，為適應戰時緊張局勢，國民黨駐港澳支部改組成立。澳門支部作為國民黨在華南地區少數未被破壞的組織建制，下屬的10個基層分部「尚見充實……不便公開活動，但仍秘密活動，從事救濟僑胞經澳轉回國內之工作」此時梁彥明乃支部內在澳地位和資歷最高者，相信一切工作均由他主理。雖然目前史料未有提及支部詳細分工，但他早已被內地視為澳門華僑領袖人物，在本地又深具文教和社團聲望，顯然是承擔以上工作的不二人選。

可以肯定，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梁彥明的工作越加困難：雖然不似前線將士般提槍殺敵，但在日偽環伺的孤島裡，日常既要救濟難民、分發教師糧食、維持義學以及崇實教務；暗地裡主持支部工作(此時他應是支部最高領導人)，收集日偽情報並與其特務周旋、爭奪文化及教育陣地，具體細節限於史料今人未能詳知，相信當中艱辛只有梁彥明一人能體會。以下根據現存記載其遇害經過的文獻，互相印證，試圖還原這一戰時震驚全澳的梁彥明遇刺案。

梁彥明遇刺案

當時崇實校舍除禮堂和課室，還有一處為梁彥明一家住宅。1942年12月24日晚上8時多，梁彥明在教務處與教師何桂邦、二子梁惠霖商議完教育會事務，遂帶上何桂邦外出。當時澳門治安甚差，加上身份特殊，梁彥明為何仍在晚上外出？何桂邦並無說明原因；而魯金聲稱是大漢奸黃公傑欲綁走梁彥明，遂假冒徐偉卿的聲音打電話邀請他到家中相聚，並派遣司機到龍嵩街口接他；而所謂司機是黃之手下、體型矮胖的「肥仔必」。

當時何桂邦陪同梁彥明步出校門，轉而上坡往龍嵩街，在街口右方看到一「身衣企領中山服，呢帽覆額，體瘦而長之人」，但當時燈光昏暗而未能辨認其容貌。該人一見到梁彥明便招呼，表示「適徐先生方乘車過此，將趨候校長也」並自稱是他的司機；解釋徐偉卿剛與朋友在車上商談，現正在街道另一端等候，於是他前往街口帶同梁彥明上車。

二人交談數句，「聲細至不可聞」何桂邦在一旁等候他們離去；然而梁彥明竟呼喚何桂邦同行，司機則「傍哲師前行」；接近汽車時，梁彥明只見車內漆黑一片，察覺有疑，大叫：「吾不上車，無徐先生在也」；該人從右拉住梁彥明手臂，並拔槍指嚇迫使上車。二人互相糾纏，梁彥明「厲聲罵其人」。此時何桂邦「約隔二丈許，且赤手空拳」(事後自稱「文弱無能」)，驚嚇之餘一時不知所措，「欲呼救而口已噤」。

對於此節經過，魯金則描述何桂邦「頗為高大」，當時情況卻是：「不料梁校長未到汽車前面，望見汽車的車牌不是徐先生的汽車，立即喝道：這不是徐先生的汽車，立即轉頭便走，這一突然的改變，令肥仔必急忙拔槍向他轟擊，梁校長應聲倒地。遠處的何老師被嚇得手足無措，發足狂奔，到處去找員警。」

何桂邦離開現場、前往報警時，突然聽到槍聲，生怕被兇手追上於是發足狂奔(非魯金所說的目睹梁彥明中槍才離去)；一路上卻「各站崗警竟無一人」(但龍嵩街設有警察局，未知是否驚慌過度而沒有直接前往)，遂返回案發現場(筆者認為是在三層樓上街中段開始折返)，遇見梁彥明家人，他們表示「適見有被傷者已車去救治，不知果否為哲師」。

眾人回校後收到山頂醫院電話通知梁彥明入院一事，何桂邦遂陪同其家人子女探望，而他亦隨即被警署扣押調查。梁彥明蘇醒後，「向警署當局力保證餘非有其他行為」，於是何桂邦在30日已獲釋。

梁彥明遇襲消息傳出後，「候問者絡繹於途」，然而他最終在29日下午5時不治身亡，享年58歲，「彌留之際，仍念念國事於不置也」，一代名人就此殞落。關於此間案發經過，可以肯定，兇手最初目標是綁架梁彥明上車；但被識破後，未知兇手與他糾纏期間槍支一時走火還是故意開槍制服，梁彥明中槍倒地，兇手趁機逃走，但亦有時人說法稱梁彥明「就是因為日寇綁架不遂而被暗殺掉的」。

澳門支部頓失重要成員，而梁彥明的位置由中山縣立中學校長、港澳總支部執委兼澳門支部常委林卓夫接任；但日偽有意鞏固自身在澳勢力，再次發動針對國民黨員的暗殺。1943年2月1日下午2時，林卓夫出席鏡湖醫院值理就職大會並發表演說；大會結束後返回寓所準備支部會議，途中遭日偽槍手襲擊，最終身中5槍遇害。二人被殺乃戰時日偽勢力在澳門擴張的重要事件，標誌著國民黨駐澳組織遭受重大打擊。

抗戰勝利後，國民政府以及澳門社會均認定黃公傑策劃暗殺二人，而日軍駐澳特務機關正副機關長澤榮作、山口久美則為幕後主使者。抗戰勝利的民族主義情緒高漲、加上澳葡政府宣佈允許國民黨公開進行黨務，澳門支部迅速舉辦各種慶祝勝利和紀念烈士活動，並吸納各社團和社會人士加入，連日後著名的「愛國商人」何賢，也在1948年6月底當選為國民黨駐澳支部執行委員。

結語

了解民國時期國民黨澳門支部的演變，可以發現與國民黨本身發展歷程多有重合：如1930年代前期的國民黨內部分裂成寧粵兩派，受此影響，澳門便出現了同為國民黨名義、卻分屬不同上級的兩個支部，可謂本地華人政治生態中的異例；到1939年抗日的大背景下，戰前內地各省派系原來與以蔣介石為首的中央意見相左，如今因外敵而合作並肩抗戰，就連一向是「死對頭」的國共兩黨也開始第二次合作。

為支援祖國、團結華僑，澳門支部改組，梁彥明和劉紫垣因上級調動而再度共事於同一支部；雖然遠在帝國邊陲，但小小的澳門支部再次折射出內地政壇的縮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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