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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學16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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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黨澳門支部的民國往事(四):戰時風雲|投稿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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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7月,盧溝橋事變爆發,日本發動全面侵華,全澳市民紛紛發起救亡活動,身為澳門教育家與國民黨資深黨員的梁彥明,亦積極參與組建各大救亡社團…

作者:高永鈿(暨南大學歷史系碩士)

1937年7月,盧溝橋事變爆發,日本發動全面侵華,全澳市民紛紛發起救亡活動,身為澳門教育家與國民黨資深黨員的梁彥明,亦積極參與組建各大救亡社團;國民政府為募集軍費特意發行5億元救國公債,分配到各省市推銷;廣東省亦因此組建國防公債會,並聘請畢侶儉、高可寧、李際唐為澳門分會委員,而梁彥明獲推舉為總務部主任。

12月,他已身兼公債會、教育會、鏡湖醫院慈善會等值理或委員身份。澳門僑胞熱切支援祖國的消息傳至南京政府,引起中央僑委會重視,遂聘請梁彥明等人為名譽顧問。

澳門人首見蔣介石

各地民眾投入救國的同時,國府政壇迎來變革。面對日本全面侵略的「危」,國民黨正好借此「機」而加強權威;為向全國展示堅持抗戰意志和決心,同時蔣介石欲確立其領導全黨的核心地位,統一各派,國民黨中央2月初決議在3月底召開臨時全國代表大會。

3月6日,梁彥明收到廣東省黨部通知,他將以廣東省代表身份之一到武昌參加臨時全國代表大會。目前不見廣東省黨部為何選擇梁彥明參會的記載,但筆者認為這或許反映了在抗戰救亡、黨中央團結各派的形勢下,省黨部認可並需要他的能力和本地人脈——其社團領袖身份有助中央在戰時籌集澳門僑胞力量;反之劉紫垣等人空有支部執監委的頭銜,卻不具備這一條件而未能成為與會人選,暗示了梁彥明日後將會復出支部。

梁彥明北上途中「雖兩遇空襲,幸獲無恙」,最終到達漢口;隨後與會見證了蔣介石和汪精衛被選任正副總裁。另外他與其它廣東代表聯合提出了數項議案,在澳門人參與內地政治史上別具意義。大會閉幕後,梁彥明在湖北省政府禮堂,獲蔣介石「個別召見訓勉,並賜肖像」。

蔣介石贈予梁彥明的肖像。梁彥明很有可能是首位獲他接見的澳門人。(Image: 澳門記憶)

梁彥明出席大會一事傳回澳門,被坊間視為「代表粵省出席為我澳僑各界之光」,於是商會決定在平安戲院召開大會以示歡迎。4月12日下午,梁彥明抵達碼頭,獲商會等各界團體、崇實、陶英、同善堂義學學生到場迎接;移步到戲院後,各界團體、學校共千餘人參加歡迎大會,接待聲勢儼然他是中央派遣的「欽差大臣」。

經過此次出席全國大會,他的社團地位更上一層樓,先後獲任僑委會廣東僑務處委員、鏡湖醫院副主席及救濟難民委員會委員。

抗戰時期的黨務工作

1938年10月,廣州淪淊;次年3月,國民黨海外部向中央提出「將駐香港、澳門兩直屬支部合併改組駐港澳總支部」,中央同意並於5月派遣吳鐵城為主任委員親臨香港主持工作;廣東僑務處處長周雍能約於6月底7月初抵達澳門,擔任支部常委(原直屬支部結束工作),與劉中化、劉紫垣、盧季瑞、盧煊仲、劉章和梁彥明共組支部「黨務僑運同時並進」。

由於當時廣州已淪陷,大量難民與學生湧入港澳,中央考慮他們「為免敵人和漢奸所用,自屬一樁急務;但澳門在日方勢力之中,地位危險」。8月7日,支部正式改組成立,梁彥明擔任委員兼宣傳部長。

然而澳葡當局早在日本侵略東北之初,便公開宣稱「葡萄牙是中日世代的朋友」;全面抗戰爆發後,儘管日葡雙方在澳門附近時有磨擦,但澳葡當局為維護自身利益而只能保持傾向日方的「中立」。因此支部的抗日活動引起日本駐華南海軍司令提出抗議不滿,迫使澳葡當局不得不採取遏止行動。 

抗日戰爭時的澳門(Image: Macau Lifestyle)

9月16日,澳葡當局以「糾集抗日分子作種種抗日運動,危害澳門治安」為由,出動警察搜查設在媽閣街15號中德中學內的支部辦公室;幸好周雍能臨危不亂,黨部職員和文件未被搜到;其後警方帶走他問話,並要求國民黨駐澳機構停止抗日活動。其後華務局長施多尼(António Maria da Silva)分別召見徐偉卿、盧煊仲,要求他們安分守己,不得參加抗日活動以免「自取麻煩」;而對梁彥明則警告其抗日行為,恐嚇行為「否則恐有罰令出境之累」。

徐、盧、梁答覆堅守愛國立場,不為所動。或許考慮到梁彥明的支部委員身份,施多尼透過他向周氏傳話,希望約後者會面;梁彥明向周氏轉述保證見面時以禮相待,後者遂答應一同前往赴會。施多尼奉澳督意旨表示:「澳門以環境關係恪守中立,在澳不能坐令國民黨有抗日舉動……澳政府之對蔣介石、對汪精衛以及對日本人均一體看待」並希望取消支部設在灣仔的電臺。

周氏同意但認為澳葡當局不應阻止愛國活動,反而應該取締日人活動以符中立態度。由此可見,梁彥明已遭當局坐實為抗日份子,相信日軍也將他納入重點名單之中。經過此事,他也變得相對低調,不再於澳門公開場合高調抗日。

雖然現存史料並未有記載澳門支部具體分工,但梁彥明很有可能以他的教育會會長和社團領袖身份暗中進行黨務——他所掌握的教育界人脈相信正是支部推行黨務、吸納有力份子所需要的資源。據記載,澳門支部自1939年改組後,迅速擴充組織和招募黨員,截至1940年2月,有新舊黨員共1136人,下分11個分部36個小組(截至當年12月)。

《1941年元旦國民黨澳門支部通告》,羅景新藏品,攝自林發欽主編、整理,江淳、王熹、溫學權整理:《抗戰文獻文物圖錄》,澳門理工學院,2016年,第60頁

1941年12月香港淪陷後,澳門成為華南地區唯一未受戰火、深陷日軍包圍之中的戰時「孤島」,大批香港、廣東難民湧入澳門,開始了3年8個月的「風潮」時期,同時成為華南地區乃至中國大陸與東南亞的重要交通中轉站。

澳門支部對此曾呈請澳葡當局,向英方提出派遣輪船運送港九婦孺老弱離開戰區;港九淪陷後,支部曾「秘密探詢澳門政府之態度,以作應付事變之準備,尚得其諒解」於是仍能保持原有組織而秘密運作。

支部遵照上級指示,與商會、鏡湖醫院合作「從事救濟僑胞經澳轉回國內之工作」。梁彥明作為國民黨在澳勢力的代表人物之一,同時正好與以上社團有密切關係,相信他利用自身所掌握的廣泛人脈,為支部溝通澳門官民而行事。

梁彥明的地下工作

與此同時,澳門成為各方勢力的緩衝地,聚集了各具國民黨、共產黨、日本、汪偽政府等背景的政客、特務和土匪,社會環境錯綜複雜。早在抗戰爆發初期,葡萄牙駐廣州總領事莫嘉度(Vasco Martins Morgado)向上級分析戰時澳門在中日衝突的地位,指出:

「今天的澳門是日本的間諜中心,同時也成為中國反間諜中心」。

1942年初,針對港澳嚴峻局勢,周雍能致電吳鐵城,建議將澳門支部降為聯絡處,僅負責傳遞消息的工作,獲同意改以特務工作為主的地下據點。此時香港支部所設電臺被日軍搗毀,吳鐵城指示他在澳門另設電臺,「利用澳督關係,搜集日軍動態情報」,並將相關消息轉達中央。

但同時周雍能被澳門漢奸偵破其任務,晚年回憶:「(有人)千方百計想殺害我,最後我被迫化裝逃出,前往重慶」國民黨中央和中統先後派出人員搜集情報,報告日方與澳葡的互動和當地社會狀況;身兼多個社團職務、人脈甚廣的梁彥明或許有份參與打探日偽活動。

期時可能負責情報工作的梁彥明(Image: 澳門記憶)

梁彥明的學生謝永生曾指出,此時的梁彥明除了公開宣傳抗戰和籌款救濟,「更複秘察敵偽行動,密告於抗戰當局」即有可能與國民政府人員合作收集情報。據梁彥明後人所編《梁彥明烈士年譜》和其它史料,筆者推測他大概在3月底4月初,開始接替周雍能的支部領導地位,並「專事搜集敵偽互相勾結之陰謀,運用間接方法予以揭發」引起日偽勢力對他「初則施以利誘,繼則動以威逼」。

日方壓迫、漢奸橫行,梁彥明的抗日鬥爭面對重重困難。到底日偽於何時開始向他直接施壓?多數文獻語焉不詳,筆者推斷不晚於1942年6月,日偽勢力已經向他威迫利誘,甚至發出死亡威脅;然而他本人所留下的文字對此沒有任何描述。

11月支部再次改組,梁彥明成為執行委員兼組織科主任,「更奉委秘密組織情報處,抗日救國,倍加努力」。澳門掌故專家魯金在1994年5月《華僑報》的《濠江懷舊錄》欄目刊登了三篇文章,其中披露了梁彥明遇害前與日偽的具體矛盾,以及案發詳細經過。魯金聲稱當時日方想找一位本地名人組織「興亞教育會」於是要求手下漢奸黃公傑利誘梁彥明,但不果,為之後他的遇害埋下伏筆。

10月,為適應戰時緊張局勢,國民黨駐港澳支部改組成立。澳門支部作為國民黨在華南地區少數未被破壞的組織建制,下屬的10個基層分部「尚見充實……不便公開活動,但仍秘密活動,從事救濟僑胞經澳轉回國內之工作」此時梁彥明乃支部內在澳地位和資歷最高者,相信一切工作均由他主理。雖然目前史料未有提及支部詳細分工,但他早已被內地視為澳門華僑領袖人物,在本地又深具文教和社團聲望,顯然是承擔以上工作的不二人選。

可以肯定,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梁彥明的工作越加困難:雖然不似前線將士般提槍殺敵,但在日偽環伺的孤島裡,日常既要救濟難民、分發教師糧食、維持義學以及崇實教務;暗地裡主持支部工作(此時他應是支部最高領導人),收集日偽情報並與其特務周旋、爭奪文化及教育陣地,具體細節限於史料今人未能詳知,相信當中艱辛只有梁彥明一人能體會。以下根據現存記載其遇害經過的文獻,互相印證,試圖還原這一戰時震驚全澳的梁彥明遇刺案。

梁彥明遇刺案

當時崇實校舍除禮堂和課室,還有一處為梁彥明一家住宅。1942年12月24日晚上8時多,梁彥明在教務處與教師何桂邦、二子梁惠霖商議完教育會事務,遂帶上何桂邦外出。當時澳門治安甚差,加上身份特殊,梁彥明為何仍在晚上外出?何桂邦並無說明原因;而魯金聲稱是大漢奸黃公傑欲綁走梁彥明,遂假冒徐偉卿的聲音打電話邀請他到家中相聚,並派遣司機到龍嵩街口接他;而所謂司機是黃之手下、體型矮胖的「肥仔必」。

1928年崇實中學校址,巴掌斜巷3號。

當時何桂邦陪同梁彥明步出校門,轉而上坡往龍嵩街,在街口右方看到一「身衣企領中山服,呢帽覆額,體瘦而長之人」,但當時燈光昏暗而未能辨認其容貌。該人一見到梁彥明便招呼,表示「適徐先生方乘車過此,將趨候校長也」並自稱是他的司機;解釋徐偉卿剛與朋友在車上商談,現正在街道另一端等候,於是他前往街口帶同梁彥明上車。

二人交談數句,「聲細至不可聞」何桂邦在一旁等候他們離去;然而梁彥明竟呼喚何桂邦同行,司機則「傍哲師前行」;接近汽車時,梁彥明只見車內漆黑一片,察覺有疑,大叫:「吾不上車,無徐先生在也」;該人從右拉住梁彥明手臂,並拔槍指嚇迫使上車。二人互相糾纏,梁彥明「厲聲罵其人」。此時何桂邦「約隔二丈許,且赤手空拳」(事後自稱「文弱無能」),驚嚇之餘一時不知所措,「欲呼救而口已噤」。

對於此節經過,魯金則描述何桂邦「頗為高大」,當時情況卻是:「不料梁校長未到汽車前面,望見汽車的車牌不是徐先生的汽車,立即喝道:這不是徐先生的汽車,立即轉頭便走,這一突然的改變,令肥仔必急忙拔槍向他轟擊,梁校長應聲倒地。遠處的何老師被嚇得手足無措,發足狂奔,到處去找員警。」

何桂邦離開現場、前往報警時,突然聽到槍聲,生怕被兇手追上於是發足狂奔(非魯金所說的目睹梁彥明中槍才離去);一路上卻「各站崗警竟無一人」(但龍嵩街設有警察局,未知是否驚慌過度而沒有直接前往),遂返回案發現場(筆者認為是在三層樓上街中段開始折返),遇見梁彥明家人,他們表示「適見有被傷者已車去救治,不知果否為哲師」。

眾人回校後收到山頂醫院電話通知梁彥明入院一事,何桂邦遂陪同其家人子女探望,而他亦隨即被警署扣押調查。梁彥明蘇醒後,「向警署當局力保證餘非有其他行為」,於是何桂邦在30日已獲釋。

何桂邦案發時路線圖。筆者曾實地到現場考察,考究出黑點為崇實;交叉為筆者推斷梁彥中槍地點;1線為何桂邦受驚後尋警路線;2線為回程路線。
筆者推斷梁彥中槍地點

梁彥明遇襲消息傳出後,「候問者絡繹於途」,然而他最終在29日下午5時不治身亡,享年58歲,「彌留之際,仍念念國事於不置也」,一代名人就此殞落。關於此間案發經過,可以肯定,兇手最初目標是綁架梁彥明上車;但被識破後,未知兇手與他糾纏期間槍支一時走火還是故意開槍制服,梁彥明中槍倒地,兇手趁機逃走,但亦有時人說法稱梁彥明「就是因為日寇綁架不遂而被暗殺掉的」。

《港澳抗戰殉國烈士紀念冊》,中國國民黨駐港澳總支部編,1946年鉛印本

澳門支部頓失重要成員,而梁彥明的位置由中山縣立中學校長、港澳總支部執委兼澳門支部常委林卓夫接任;但日偽有意鞏固自身在澳勢力,再次發動針對國民黨員的暗殺。1943年2月1日下午2時,林卓夫出席鏡湖醫院值理就職大會並發表演說;大會結束後返回寓所準備支部會議,途中遭日偽槍手襲擊,最終身中5槍遇害。二人被殺乃戰時日偽勢力在澳門擴張的重要事件,標誌著國民黨駐澳組織遭受重大打擊。

抗戰勝利後,國民政府以及澳門社會均認定黃公傑策劃暗殺二人,而日軍駐澳特務機關正副機關長澤榮作、山口久美則為幕後主使者。抗戰勝利的民族主義情緒高漲、加上澳葡政府宣佈允許國民黨公開進行黨務,澳門支部迅速舉辦各種慶祝勝利和紀念烈士活動,並吸納各社團和社會人士加入,連日後著名的「愛國商人」何賢,也在1948年6月底當選為國民黨駐澳支部執行委員。

結語

了解民國時期國民黨澳門支部的演變,可以發現與國民黨本身發展歷程多有重合:如1930年代前期的國民黨內部分裂成寧粵兩派,受此影響,澳門便出現了同為國民黨名義、卻分屬不同上級的兩個支部,可謂本地華人政治生態中的異例;到1939年抗日的大背景下,戰前內地各省派系原來與以蔣介石為首的中央意見相左,如今因外敵而合作並肩抗戰,就連一向是「死對頭」的國共兩黨也開始第二次合作。

為支援祖國、團結華僑,澳門支部改組,梁彥明和劉紫垣因上級調動而再度共事於同一支部;雖然遠在帝國邊陲,但小小的澳門支部再次折射出內地政壇的縮影。

#文章篇數: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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