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紅領巾

入隊那天放學后，父親開著摩托車載我到一家很好的燒臘店買了點燒臘作爲加餐，全家人都很高興。他們不知道，這是我用一整天上課坐正，上課幾乎不説一句話，甚至連下課也不敢説話才換回來的。

那天班主任宣佈了，要從今天最守紀律的孩子裏選出第一批入隊名單。做壞孩子我不會，做好孩子我比較擅長——做壞孩子要有充沛的精力搗蛋，事後還得應對大人的怒火，做好孩子反而最適合懶人。

我的母親是一個很重視榮譽的人，翻舊物時，經常把她收藏的團章、團員證拿出來，告訴我優秀的人從小開始入隊，然後是共青團，然後是黨。只不過母親提出入黨時，經歷過文革的外公仍戰戰兢兢，否決了她的主意。

所以，加入少先隊也是做好學生的第一步。一個班第一批入隊名額僅有9個左右，彌足珍貴，得來的方式也只是當一天乖孩子而已，雖然，對於好動的孩子來説是挺難熬的。有一個同學便在當天下午的課裏才被班主任剔出名單，功虧一簣。我那天坐得很直，腰板很正，嚴肅得不像一個正常人，最後總算靠自律度過了一天。

我之後也沒像那天這麽認真過。

入選的還有我們的班長——她是學校一個高級教職工的外甥女。入隊前，我們學習怎麽敬禮，怎麽用舉起右拳宣誓，“準備著為共產主義事業而奮鬥”。當然我不知道爲什麽要舉起右拳，也不知道共產主義事業是什麽，甚至不知道爲什麽“人民的利益高於一切”。在隆重的儀式上，高年級的漂亮大姐姐給我們親自繫上紅領巾，這樣我便是正式的隊員了。

總之對於孩子來説，這是一種獎勵而已。每天都要記得繫紅領巾上學，在同班其他沒有紅領巾的小夥伴面前，就像是多戴了一朵小紅花，表示我們是優秀的孩子。

不過僅僅一年後，紅領巾就不是一種特權了。第二批入隊儀式裏，所有同學都入隊，包括最調皮搗蛋的同學，還有考試成績個位數的智力障礙同學。在那之前，我甚至以爲有的人可能一輩子都不會加入少先隊，至少他們加入前也得先扮扮乖呀。我還幻想過紅領巾真的是國旗的一角，這樣的話，生產一條紅領巾得剪掉多少塊國旗呀。後來我量了一下，紅領巾上并沒有90度的角。

自此，戴紅領巾又變成了一種束縛，若當天沒帶就會被門口的執勤逮著上報。這就是紅領巾的“通貨膨脹”了。

不過它還是時刻提醒我做一個好孩子。我考進了一家水平不怎麽樣的初中，在那裏成績顯得比他人優異，又自動成爲了班長兼中隊長。

輔導員經常組織中隊長活動，比如植樹節時，只有中隊長可以翹一下午課去種樹。在車上的時候，紅領巾提醒我，要給一個老人家讓座。我還真的站起來讓座了，讓座后還瞥了同行的輔導員一眼，這一刻仿佛我又成了一個品行高尚的人。

隨著中二到來，少先隊生涯也該結束了。入共青團不再依靠老師喜好而是同學評選。當時班裏高大帥氣，深受女生喜愛的幾位同學都得了高票，只管埋頭讀書的我則遺憾落選。儘管我後來仍趕上入團，也是到高中才知道，一些優秀的人其實根本沒有入團，當然這是後話了。

此時想起寫這些，只是提醒如今在車上坐了位置打死不會讓的我，曾經是一個有儀式感的孩子。

（本文只是個人回憶，不對少先隊制度做評判。個人認爲，並沒有必要像一些人所説的那樣，因爲自己的政治取向而反對孩子加入少先隊。畢竟少先隊是在大陸教育體系下孩子們的一大榮譽感來源。對孩子直接表達反對意見有一種灌輸政治觀念的意味，也容易讓孩子被同伴排斥。只需要把它看作成長中的經歷看待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