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的悲劇：俄國革命史，1891—1924》第三部第9章第Ⅱ節：盼望著，盼望著

“我們生活在一個瘋狂的時代”，1917年春，謝爾蓋·謝苗諾夫寫信給一位老朋友道，“我們這一代人很難適應新形勢。但通過這場革命，我們的生活將得到淨化，年輕人的生活會變得更美好。”這位農民改革家把所有的希望都寄託在革命的文明使命上。他認為，落後的俄羅斯農村終於到了接受現代世界好處的時候了。他懷著樂觀的期盼，歡迎舊政權的垮臺，並與不信任他的安德列夫斯科村的農民鄰居們和解。自從他結束了與他們分離的漫長而艱苦的鬥爭，在村郊建立了自己的私人獨立農莊以來，已經過去整整6年。

在那一個充滿希望的春天，謝苗諾夫再次推行他在1905年開始的改革。他擴大農業合作社的範圍；重建該地區的農民協會；在當地集鎮布霍洛沃開設一家“人民俱樂部”；並為農民舉辦一系列進步主題的講座，傳授從共和主義哲學到先進的奶牛越冬方法。他甚至為整個沃洛柯拉姆斯克地區的電氣化起草了一份藍圖，並提交給莫斯科市杜馬。謝苗諾夫的女兒塔蒂亞娜回憶起她父親在1917年春天重新燃起的希望和活力：

我們對父親的力量——在一夜之間簡直翻了一番——感到驚訝，他現在滿懷期盼擁抱未來。他不僅在田間勞作，而且還在村子裡四處奔波，調查農民事務的方方面面。他閱讀一切資料，並不斷寫作。有時，當我們都睡著了，他還在自己的房間裡工作。第二天早上，他是第一個起床的人。

革命提高了謝苗諾夫在安德列夫斯科村民中的地位。這也削弱了格裡戈裡·馬里烏廷的權力，他是村裡公社的元老，也是謝苗諾夫改革的頭號敵人。馬利烏廷賴以生存的的舊權力結構——農村長老、地方員警和鄉紳地方行政長官——幾乎一瞬間就土崩瓦解了。在村子裡，年輕的、進步的農民的聲音越來越占主導地位，而像馬利烏廷這樣認為革命沒有好處的老農民的聲音則越來越被忽視。過去幾年的社會變革是村社民主化的根源。由於分戶，越來越多的家庭由年輕農民擔任戶主。在戰爭年代，由於缺少男人，許多農民家庭由婦女擔任戶主：在很多地區，這一比例高達三分之一，而在安德列夫斯科則超過四分之一。這些年輕的農民把謝苗諾夫視為改革的宣導者。他總是在村民大會上大聲疾呼，公開反對教會和家長制。作為村裡識字最多的農民，當村裡的抄寫員——馬里烏金的走狗——拒絕“為革命工作”時，他還被要求撰寫決議。但真正提高謝苗諾夫地位的是他通過長期努力，成功地讓六個最貧窮的村民從軍隊中獲釋，因為沒有其他人可以養活他們的家庭。1916年秋，馬里烏廷向當局告發他“煽動逃兵”，他被判處六周監禁。但村民們拒絕讓他離開，把這位農民革命的英雄留在安德列夫斯科保護起來，直到舊政權垮臺。兩個星期後，這六個農民都回到家裡。馬里烏廷名譽掃地，謝苗諾夫成為該村的領袖。

那年春天，謝苗諾夫解散了自己的私人獨立農場，重返農民土地公社。1917年，斯托雷平改革下的大多數農民拓荒者也做出同樣的選擇。如果說在革命前夕，俄國有多達三分之一的農戶耕種私人土地，那麼四年後，繼續耕種的農戶不到2%。只有少數完全獨立的農莊不得不被強行帶回來。半獨立的田莊在經濟上往往要弱得多，而且像謝苗諾夫的農莊一樣，通常都比鄰近的公社分配的土地小。春天，公社的“莊園戰爭”又開始了，分享戰利品的前景足以鼓勵他們中的大多數人自願返回。

分離者的這種回歸反映了農民在村社內爭取團結的普遍願望。“今天，在自由的俄羅斯，每個人都應該是平等和團結的，”布古爾馬的杜博沃-波別迪莫夫農民宣佈。“公社成員應該在平等的基礎上接受所有分離者加入他們的大家庭，應該停止對他們的一切迫害措施，因為這些措施只適用於人民的敵人。”由於革命，農村公社得到了極大的加強。它從革命前沉悶和衰敗的狀態中重生，成為土地上農民革命的重要組織力量。農村革命的所有主要政治機構——村委會、農民協會和蘇維埃——實際上都不過是一個更具革命性質的農村公社。農村公社代表著土地和自由的理想，這些理想一直激勵著農民起義。它定義了一個“內部人”的圈子，並在極度動盪的時候，保護他們的利益免受“外來者”——地主、城市人、商人、國家官員，甚至鄰近公社的農民——的侵害。

自農奴制時代以來，農村公社一直是農戶（通常在一個村莊內）與特定地主莊園之間的聯繫紐帶。因此，在1917年，它為這些村民提供了對該地產的歷史和道德權利，其原則是：“耕者有其田，居者有其屋”。在沒收鄉紳地產的過程中，公社成員表現出非凡的團結和組織性。村民大會通常會通過一項決議，強制公社所有成員參加洗劫莊園，或其他形式的農民抵抗活動，如罷租和抵制，並以被驅逐出公社相要脅。美其名曰法不責眾。與蘇聯的舊神話相反，村裡較富裕的農民和較貧窮的農民之間很少有摩擦。倒是相鄰的公社之間為了爭奪莊園的控制權發生了大量的衝突，有時甚至導致小規模的村戰。

土地革命就是這樣發生的。在事先選定好的時間，教堂的鐘聲敲響，農民們趕著他們的馬車在村子中央集合。然後，他們像一支農民軍隊一樣，手持槍、乾草叉、斧頭、鐮刀和鐵鍬向莊園出發。鄉紳和他的管家，如果他們來不及逃走，就會被逮捕，或者至少被迫簽署一項決議，承認農民的所有要求。春季時，這些要求還相當溫和：降低地租；重新分配戰俘勞工；或者強制以農民認為“公平”的價格向公社出售糧食、農具和牲畜。到夏天，才開始大規模沒收鄉紳土地。大多數農民仍然準備等待臨時政府通過一項新的土地法，將莊園轉讓給他們，正如他們曾經等待沙皇頒佈“黃金宣言”一樣。在明確舊政權不會復辟之前，他們不敢貿然進攻莊園，就像在1906-1907年那樣，隨之而來的是對農民的大規模處決。實際上，直到5月初，隨著社會革命黨人切爾諾夫被任命為農業部長，農民才得到這樣的保證；也正是從這時起，徹底沒收鄉紳的莊園成為一股全國性浪潮。5月初也是夏季農業季節的開始。如果農民要在秋天收割鄉紳的田地，他們現在就需要進行耕地和播種。【1】因此，從這個時候開始，農民奪取土地的動機顯著增強。謝爾多布斯克的帕諾夫卡修道院的修女們正是這種日益嚴重的農民侵略行為的一群不同尋常的受害者：

4月10日，達維多夫卡鄉執行委員會通過一項決議，命令我們把修道院的15俄畝春田租給農民。5月19日，我們收到同一委員會的通知，為了我們自己的需要，我們可以保留15俄畝休耕地，但必須再給普列謝夫卡村農民30俄畝土地。現在（6月中旬），農民們正在徵用我們修道院的糧食。當地村民以1盧布52戈比的價格購買了600普特，但農民的糧食徵用價格為2盧布50戈比。

復活節休假的士兵返鄉，實際上還有逃兵的歸來，也與農民這種好鬥性的增強有很大關係。農民士兵經常帶頭洗劫莊園。有時，他們鼓勵農民隨心所欲、肆意破壞。他們燒毀莊園，趕走鄉紳；砸爛農業機械（近年來，農業機械在很大程度上大大減少了對農民雇工的需求）；用大車把穀倉裡的東西搬走一空；破壞或踐踏任何帶有炫富色彩的東西，如繪畫、書籍或雕塑。這些士兵煽動農民襲擊鄉紳的事件也屢見不鮮。例如，在薩拉托夫省的博爾-波利安什奇納村，一夥農民在幾名士兵的帶領下，強行闖入薩布羅夫親王的莊園，用斧頭和刀子將其砍死。這是對他兒子在1906年擔任當地地方行政長官期間所作所為的血腥報復，當時12名農民起義者在他們失聲尖叫的妻子和孩子面前被吊死在村裡。謀殺案發生後的三天裡，村民們洗劫了薩布羅夫莊園裡。這座擁有俄羅斯最好的私人圖書館之一的莊園被付之一炬。

驚恐的鄉紳們向李沃夫親王請願，要求恢復法律和秩序。他們被孤立在自己的莊園裡，沒有任何東西可以保護他們免受周圍充滿敵意的農民的傷害，他們很快就指責臨時政府沒有採取任何措施來阻止日益逼近他們大門的無政府主義浪潮。“農村一片混亂，每天都有搶劫和縱火，而你卻坐在舒適的彼得格勒辦公室裡無所事事，”4月，一位坦波夫鄉紳寫信給他說，“你的地方委員會無能為力，甚至鼓勵盜竊財產。當農民在燒殺虜掠時，員警卻在睡大覺。舊政府更懂得如何對付這些被你們稱為‘人民’的農民渣滓。”

面對這樣的信件，人們很難責怪李沃夫把鄉紳的困境看作是對他們“幾個世紀農奴制時期殘酷和野蠻行為”的懲罰。這場革命是“農奴的復仇”，6月的一天，他在午餐時向他的一些部長們解釋道。這是“我們——我現在以一個地主的身份說話——原罪的結果。要是俄國有一個像英國那樣真正的土地貴族就好了，他們有人類的尊嚴，把農民當人看而不是狗來對待。也許事情就會有所不同。”對於他這樣階級和背景的人而言，說出這樣一番話是相當了不起的——如果你願意，也可以說這是一種無奈之舉，即承認整個貴族文明——親王本人也是貴族的後裔——從來都不過是披在對農民殘酷剝削之上一層薄薄的外衣，而革命正是從這種剝削中產生的。

無論李沃夫私下裡講了什麼，其政府的政策是捍衛鄉紳們的財產權。在他們看來，土地問題只能通過法律手段來解決，這意味著要在立憲會議制定新的土地法之前，必須保持現有財產關係不變。然而，政府並沒有真正的手段來阻止農民把法律——以及鄉紳的土地——掌握在自己手中。舊員警已經解散，而農村的軍隊——即使他們招募的農民新兵同意接受鎮壓任務——也遠遠不足以保護一小部分鄉紳的莊園。政府于3月20日成立的旨在維護現有秩序的臨時鄉村議會，很快就變成了革命機構，它們通過自己的“法律”，使農民奪取鄉紳財產的行為合法化。同樣的事情也發生在鄉村土地委員會身上。臨時政府本打算在立憲會議召開之前，讓該委員會保護鄉紳的合法權益，調節土地關係。但它們很快就被當地農民接管，搖身一變成為土地革命的機構，幫助向鄉紳徵收固定租金，清算其土地和財產，並在農民中進行分配。為了防止土地委員會這種顛覆行為，政府削減了對它們的撥款；但農民公社填補了這個空缺，通過自行徵稅為委員會提供資金，使委員會繼續發展壯大。

在春季大多數中部黑土省份舉行的農民代表大會，以及5月4日至25日召開的第一屆全俄農民代表大會上，都對這場土地革命給予了虛假的法律承認。沒有什麼比這更能削弱政府在農村的權威了。社會革命党活動家在這些大會的執行機構中占主導地位，呼籲農民對解決土地問題表現出耐心。但他們很快就被會場上代表們的激進情緒所感染，認可了地方公社的行為，甚至包括沒收鄉紳的土地，作為一種臨時解決方案。5月13日，喀山省農民代表大會決定將所有的土地移交給農民委員會控制。12天后，薩馬拉省農民代表大會也步其後塵，直接無視李沃夫下達的要求各省委員會阻止農民進一步沒收土地的命令。農民們相信，議會通過的這些決議具有“法律”地位。他們利用這些決議授權在夏季進一步奪取土地。他們不明白自己農民代表大會（實際上不過是一個公共組織）的一般性原則聲明與政府頒佈的全面法律之間的區別。他們似乎認為，為了使土地“社會化”，或者為了將土地移交給公社，農民代表大會只要通過一項決議就可以了。農民的期盼把這些大會變成了偽政府機構，僅靠簡單的聲明來通過“法律”。而這些“法律”優先於政府的法規。“當地的農民，”諾夫哥羅德的專員抱怨說，“有一個根深蒂固的觀念，即所有的民事法律都失去了效力，所有的法律關係現在都應該由農民組織來管理。”這就是農民革命的意義。

與農民一樣，工人也是如此：1917年春天，他們的期盼值陡然飆升。從4月中旬到7月初，超過50萬工人參加罷工；且工人的範圍比以往任何一次罷工潮都要廣泛得多。工匠、手工業者、洗衣女工、染工、理髮師、廚房工人、服務員、門房、司機和家庭傭人——不僅來自兩個首都城市，也來自帝國各地的鄉鎮——與鋼鐵和紡織工人等老牌罷工者並肩戰鬥。甚至連妓女都罷工了。

大多數罷工者的要求是經濟上的。他們希望提高工資以應對通貨膨脹，並獲得更可靠的食品供應。他們希望改善工作條件。特別是八小時工作制，已經到了一種近乎神聖的地步。工人們視之為自己所有權利和革命勝利的象徵。在許多工廠裡，工人們採取最簡單的抗議方式，即完成八個小時的輪班後，丟下工具離開。為了不危機生產，或者受到工人的恐嚇，大多數雇主很快就同意遵守八小時工作制（不降低工資），儘管軍工廠經常採用強制加班的方式來維持產量。早在3月10日，300家彼得格勒的工廠主在與蘇維埃談判後，宣佈接受八小時工作制，並在此基礎上推廣至其他大多數城鎮。

然而，在1917年的背景下，當整個國家和資本主義的結構被重新定義時，這些經濟要求不可避免地被政治化了。罷工和通貨膨脹的惡性循環，高工資追逐高價格，導致許多工人要求政府加強對市場本身的控制。工人們為改善自己的工作環境而進行的鬥爭，首當其衝要防止他們的雇主為維持利潤而減少生產，因此他們越來越多地要求國家接管工廠的運營。

工人們自身的尊嚴感也得到了進一步提升。他們現在意識到自己是“公民”，意識到他們已經“發動了革命”（或者至少在革命中發揮主導作用），他們不再願意接受工頭或管理人員不尊重的對待。這往往成為暴力的導火索：冒犯的工廠管理者會被象徵性地“趕出去”，有時真的用手推車拉出去，然後被毆打或扔進運河或糞池裡。許多罷工者要求得到尊重。在彼得格勒，男女服務員高舉橫幅遊行，上面寫著：

請尊重服務員，我們也是人！

取消小費：服務員也是公民！

家僕們遊行，要求用正式的“你”來稱呼他們，而不是以前用來稱呼家奴的“爾”。家庭雜役要求把他們帶歧視性的名稱改為“房屋主管”。女工要求與男人同工同酬，停止“污辱人格的搜身”，全薪產假和廢除童工。在工人們看來，這些都是基本的道德問題。正如納特奇科沃的故事所表明的那樣，他們的革命願望與他們個人爭取人類尊嚴和個人價值的努力密不可分。許多工人談論要建立一種基於法律和個人權利的“新道德生活”，在這種生活中，不再有酗酒、罵人、賭博或打老婆的現象

工人們尊嚴覺醒的一部分表現在新的自我主張上。工人們通過舉行大規模的遊行和集會，宣稱市中心的街道是“他們的”。城市變成了一個政治舞臺，不同的工人團體聚集在一起討論他們的訴求。這些集會是革命場景的重要方面。用蜜雪兒·佩羅的話來說，這是“解放的節日”，給工人們帶來了一種新的自信和集體團結的感覺。整個俄羅斯城市似乎都捲入了這場突如其來的政治會議狂潮中——人們稱之為“全民參政”。每個人都在談論政治。“你買一頂帽子、或一包香煙，甚至乘坐一輛計程車，都會被拉進一場政治辯論中。”《每日紀事報》的哈樂德·威廉姆斯抱怨道：

僕人和門房要求在選區選舉中投票給他們支持的政黨。城裡的每一堵牆上都貼滿著會議、演講、集會、助選和宣傳的告示，不僅有俄語，還有波蘭語、立陶宛語、意第緒語和希伯來語……兩個男人在街角吵架，立刻就被一大群興奮的人圍觀。現在即使在音樂會上，音樂也被著名宣傳家的政治演說沖淡了。涅瓦大街已經成為俄國的拉丁區（塞納河左岸最出名的公園——譯注）。書販們在人行道上排著隊，大聲吆喝關於拉斯普京和尼古拉的聳人聽聞的小冊子，以及誰是列寧，或者農民將得到多少土地。

“與此相比，”約翰·裡德評論道，“卡萊爾筆下的‘法國演講洪流’只是涓涓小溪……幾個月來，在彼得格勒和整個俄羅斯，每個街角都是一個公共論壇。”就好像整個俄國在沉默了幾百年後，必須在盡可能短的時間內傾訴它腦海中的一切。“日日夜夜，在整個國家，”波斯托夫斯基寫道，“從1917年2月到秋天，一直進行持續不斷、混亂無序的會議。”

工人們這種政治意識和自信心的爆棚，反映在1917年期間勞工組織如雨後春筍般迅速激增。工會和蘇維埃從1905-1906年偃旗息鼓的地方重新崛起。但他們很快就被工廠委員會所取代，這是1917年的一項創新，由於是在工廠車間選舉產生的，往往比工會或蘇維埃發展得更快，更能滿足工人的直接要求，而工會或蘇維埃分別在行業和城市層面組織起來，往往更趨向官僚化。工廠委員會的主要目的是確保工廠生產的持續性。每天都有工廠倒閉，數以千計的工人被解雇，許多工人懷疑他們的雇主故意減少生產，以“餓死革命”（或者，用一句資本家裡亞布辛斯基所說的、頗能證實這些恐懼的短語，那就是“瘦骨嶙峋的饑餓之手”才能讓工人“清醒過來”）。工廠委員會通過檢查管理部門的工作，負責原材料的供應，以及規範招聘和解雇流程，來打擊“破壞活動”。他們負責維持勞動紀律；嚴禁曠工和酗酒；組織民兵在夜間保衛工廠。“工人自治”是他們的目標，儘管這並不意味著工人對生產的直接管理，而是他們對生產的直接監督，包括參與集體管理委員會。正如史蒂夫·史密斯令人信服地表明，這並沒有使他們成為許多歷史學家所描述的無政府主義工團組織。工廠委員會的目的從來不是把工廠變成工人公社，而且在實踐中，也沒有任何跡象表明他們反對國家權力或中央計劃經濟。相反，作為主要是為了在經濟危機中保障工廠運轉的工人防衛機構，他們往往最終要求工廠國有化。正是這一點，加上孟什維克對工會的控制，使其成為1917年布爾什維克率先開創新局面的舞臺。

沒有哪個組織比赤衛隊更能反映工人階級日益高漲的自我主張。與工廠委員會一樣，赤衛隊也是1917年創新的產物，其建立的推動力基本來自下面。在二月革命期間，湧現出各種各樣的工人武裝大隊，以保衛工廠。當政府在城市建立自己的民兵組織時，他們拒絕解除武裝。因此，出現了一個雙重的員警系統——中產階級地區的城市民兵和工業郊區的工人民警——這反映了彼得堡的雙重權力結構。漸漸地，工人武裝在地區蘇維埃的指導下統一了起來，儘管較為鬆散。但從一開始，布爾什維克就對他們產生了主導性影響；正是布爾什維克的弗拉基米爾·邦奇-布魯耶維奇率先使用“赤衛隊”一詞。雖然蘇維埃領導層認為赤衛隊是一個危險的先例，有可能顛覆政府，但在列寧歸來後，布爾什維克成為了工人武裝熱心的支持者，並幫助塑造赤衛隊的自我形象，使之成為一支工人的軍隊，時刻處於警戒狀態，保衛“革命”免受任何威脅。武裝工人——到7月，僅彼得堡赤衛隊中就有大約2萬名工人——代表著他們心理的一個重要方面。當列寧說工人是布爾什維克的“左派”時，他想到的正是這些工人。他們都是年輕（一半以上的赤衛隊員年齡在25歲以下）、單身、識字率高、技術熟練的工人，其中大多數人在1912-1914年的激進罷工期間參加過工業戰爭，當時布爾什維克第一次掌控了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的工人階級。他們中的大多數屬於或者至少同情某個極端主義政黨——通常是布爾什維克或無政府主義者——並將自己視為“無產階級的先鋒隊”。

臨時政府根本無法遏制勞工激進主義的興起。它被戰時工業委員會的自由主義工業倫理所誤導，其貿易和工業部長科諾瓦洛夫以及財政部長捷列先科都是該委員會的主要成員。這種倫理的核心概念（坦率地說，相當虛假）將政府視為“中立”的監護人，淩駕于黨派或階級利益之上，其在工業中的作用是在勞動力和資本之間進行調解與協商。重要的是，為了軍事行動的利益而保障生產。為了贏得對德戰爭，必須停止階級戰爭。

在科諾瓦洛夫任職的最初幾個星期裡，出現了一種新的產業合作精神的一些跡象。作為科諾瓦洛夫在3月10日促成的八小時工作制協議的一部分，許多工廠成立了由管理者和工人共同組成的調解委員會，以便在不發生代價昂貴的罷工的情況下解決爭端。鐵路管理移交給地方鐵路委員會，工人們與技術人員和官員一道參與其中。科諾瓦洛夫親自仲裁了許多勞資糾紛，並要求雇主做出讓步——往往以其他方式予以補償——以維護戰時經濟的利益。孟什維克經濟學家格羅曼甚至開始制定“計劃經濟”的綱要，其中工人、技術人員和雇主將在蘇維埃和國家的指導下共同管理經濟。

然而，這場階級戰爭的停戰並沒有、也不可能持續太長時間。政府所謂的“中立”立場本身就是雙方再次爆發敵對行動的一個主要原因。因為每一方都懷疑政府偏袒另一方。一方面，工人們被自己早期的成果所鼓舞——有報導稱一些工人的工資增加了5倍或6倍——這使他們對通過工業行動可能實現的目標產生了不切實際的希望。5月5日，孟什維克加入政府（孟什維克的斯柯別列夫擔任勞動部長），進一步提高了他們的預期。這似乎為他們更多的罷工開了綠燈，並保證他們在政府中擁有支持者。工人們提出了新的、往往是過分的罷工要求，當他們失敗時就會感到氣餒，並指控政府支持他們的雇主。這對孟什維克來說是一場災難。

另一方面，雇主們對工人的要求越來越不耐煩，對政府未能控制工人感到失望。他們將工業危機歸咎于工人工資的上漲，工作時間的縮短，以及罷工和工廠委員會對生產造成不斷的干擾。他們對孟什維克加入政府感到震驚：這似乎預示著更多的監管和向工人觀點的傾斜。從5月初開始，他們逐漸背離科諾瓦洛夫的工業妥協路線。團結一致抵制工人的罷工要求，甚至不惜以停工和關閉工廠為代價。而在此之前，罷工都是通過談判來避免的，但現在雙方都做好了戰鬥的準備，導致罷工變得暴力而持久，因為任何一方都誓不退讓。位於諾夫哥羅德的大型索爾莫沃工廠暴發了激烈的罷工，給這個國家最大的國防生產商帶來了混亂，整個6月份的攻勢準備工作陷入癱瘓，這是這種新氣候第一個真正的跡象。它結束了春天自由主義的希望，預示夏天即將到來的工業戰爭。

自詡為俄羅斯國家守護神，臨時政府的領導人在一件事上達成一致：目前這段時期，需要保持其帝國邊界的完整性。在他們看來，直到戰爭結束和立憲會議解決帝國問題之前，自己的首要職責是維護“俄羅斯的國家統一”。這並不排除將當地自治或文化自由的權利作為臨時措施讓給非俄羅斯領土的可能性。事實上，自由主義者認為這是必要的。他們認為，非俄羅斯人民的不滿基本上是沙皇制度的歧視和壓迫所致，因此他們可以通過公民和宗教平等來滿足。他們把民族權利的問題歸結為個人權利的問題；並相信在此基礎上，俄羅斯帝國可以維持統一。但是，正如立憲民主黨所言，捍衛“俄羅斯的國家統一”確實排除了屈服於民族主義壓力的可能性，這種壓力會導致“國家分裂為主權獨立的個體”。甚至連作為革命者宣佈支援民族自決原則的社會革命黨和孟什維克護國派，一旦在1917年期間加入立憲民主黨的政府，也支持其立場。作為社會主義者，他們仍然支持聯邦制；但作為愛國者，他們不願意在戰爭中導致國家分裂。5月份，社會革命党領袖馬克·維什尼亞克在社會革命黨第三次代表大會上發言，將俄國比作一個巨大的瑞士：一個分權的聯邦，其中各州或各共和國將擁有最大的民族權利（包括擁有自己的貨幣），但只有一個統一的國家。

這種立場，與改革時期的戈巴契夫一樣，對於1917年2月以後日益高漲的民族主義浪潮來說，是相當不夠的。誠然，並非所有地方的非俄羅斯人都渴望擺脫帝國的束縛。一些以農民為主的民族幾乎沒有意識到自己是一個“民族”，而不是一個族群（例如白俄羅斯人、立陶宛人、亞塞拜然人，或許還可以算上烏克蘭人）。其他人基本上對公民和宗教權利感到滿意（如猶太人）。另外一些仍然把他們的民族不滿和社會不滿結合在一起，展開一場以俄羅斯為主導的國家社會主義革命（如拉脫維亞人和格魯吉亞人）。亞美尼亞人則出於純粹的民族主義考慮，向俄羅斯尋求庇護以對抗土耳其人。然而，在其他地方——以及這些民族的某些階層——沙皇政權的崩潰確實導致了大規模民族主義運動的勃興，他們首先要求脫離俄羅斯獲得自治，當這個要求沒有得到滿足時，他們又要求獨立。

獨立運動的風起雲湧在一定程度上是機遇的結果。舊政權的強制力已然崩潰；臨時政府的說服力至少可以說極其有限；而德國和奧地利的軍隊佔領了西部邊境地區，他們非常樂意説明民族主義者建立他們可以控制和用來對付俄羅斯的小國家。然而，民族主義者不僅僅是“德國代理人”那麼簡單，即使在那些以單獨的和平和以德國傀儡國家為代價實現獨立的國家（如烏克蘭和立陶宛）也是如此。許多民族主義政黨在選舉中獲得了大多數選民的支持。例如烏克蘭，在1917年11月立憲會議選舉中，71%的農村選票投給了烏克蘭社會革命党和全烏克蘭農民聯盟。在愛沙尼亞、格魯吉亞、芬蘭和亞美尼亞1917年選舉中，以民族主義為綱領的社會主義政黨也贏得了多數選票。

可以肯定的是，我們根本不清楚——這仍然是俄國革命最大的未解之謎——投票箱上如此大規模的支持率究竟表明農民怎樣的民族意識，而農民在所有這些社會中占人口的絕大多數。不出人們所料，最積極、最自覺的民族主義者來自小資產階級、小知識份子以及最富裕和最有文化的農民，特別是農民士兵。【2】首先，正如我們所看到的，農民民族意識的成長取決於農村機構的發展，如學校和讀書會、農民工會和合作社，這些機構使農民接觸到世界上以城市為中心的民族文化；正是在那些有文化的農民群體當中，這些機構最為發達。在烏克蘭或格魯吉亞農村的傳統政治文化中，人們完全可以預計廣大農民——甚至第一次投票的農民婦女——跟隨這些農村精英的步伐，把票投給民族主義者。這是為什麼社會革命党人在立憲會議選舉中表現出色的主要原因之一：許多村裡的長老過去曾與社會革命黨人打過交道，他們常常建議全村人投票支持社會革命党候選人；與其把全村一分為二，不如讓所有農民都同意投給社會革命黨。其次，所有最成功的民族主義政黨都提出了將民族主義與社會主義相結合的綱領，不清楚農民是否意識到這兩者的區別。可能正如羅奈爾得·蘇尼在烏克蘭案例中所指出的那樣，雖然農民有“文化或民族意識”，而且更喜歡“本民族的領導人，能夠用自己的語言和他們交談並承諾保證他們地方利益的人”，但他們並沒有把自己“看作一個單一的民族”，“還沒有被對民族的熱情所感動”。換言之，他們從自己狹隘的關切——保衛村莊、文化和土地（反對外來城鎮和土地貴族）——而不是從民族國家的角度來解釋民族主義者的口號。

當然，民族主義者最成功之處在於他們設法說服農民，民族自治是他們開展農村革命最好的保證。他們的土地國有化政策尤其打動人心。在許多地區，爭奪土地的鬥爭也是當地農民與外國地主階級的鬥爭，因此，當民族主義者談到“土地國有化”的必要性時，無不切中肯綮、立竿見影。在烏克蘭北部省份，烏克蘭人的村莊與俄羅斯人的村莊緊密相連、犬牙交錯，民族主義者能夠動員烏克蘭農民捍衛他們世襲土地使用權的傳統，以抵禦俄羅斯根據公有制原則進行土地改革的威脅。烏克蘭社會革命党領導人米柯拉•科瓦列夫斯基回憶他們是這樣開展宣傳的：

我對農民說，俄羅斯人想把土地社會化強加給你們，也就是把土地的所有權轉讓給農村公社，並通過這種方式廢除你們的私人農場；你們將不再是自己土地的主人，而是公有土地上的工人。

對農民來說，民族主義的母語權利運動同樣意義重大：他們對社會進步的期盼取決於學會閱讀自己的母語，以及能夠在公共生活中使用它。他們（在格魯吉亞和烏克蘭）爭取教會等級制度本土化（獨立化）的運動也是如此：如果用母語進行禮拜，牧師將更接近農民，而更多的農民將進入神職。同樣，國家軍隊的建立——幾乎所有主要的非俄羅斯士兵都要求舉行軍事代表大會——不僅將為這些潛在的民族國家提供一支現成的國家軍隊，而且還將為更多非俄羅斯人晉升軍官團打開大門。

無論其真實性質或程度如何，民族主義者的吸引力遠遠超過了臨時政府領導人所準備允許的。只有在波蘭問題上，他們才在民族主義者面前全面撤退，早在3月16日就宣佈支持波蘭獨立，而這僅僅是因為，在波蘭被德國和奧地利佔領的情況下，發表這種聲明不會有任何損失，相反，還有可能贏得波蘭人民對中央政府的支持。甚至連布魯西洛夫，一個當時在爭議中的俄羅斯-烏克蘭-波蘭領土上作戰的大俄羅斯愛國者，也承認，“除了給予波蘭自由，我們別無選擇”。但在另外兩個重大衝突中——與芬蘭和烏克蘭民族主義者的衝突——臨時政府拒絕做出任何真正的讓步；正是主要由於絕不妥協，這兩次運動的群眾吸引力大大增強，並且隨著政府明顯被削弱，它們從要求更多的自治權轉變為要求完全獨立。

芬蘭問題源于沙皇垮臺後，俄羅斯在芬蘭的統治基礎令人存疑。芬蘭人認為，沙皇對大公國的統治純粹是基於他作為芬蘭大公的個人權力，因此在他垮臺後，主權應該歸還給芬蘭議會（色姆）手中，這種說法是有一定道理的。但在3月7日的宣言中，臨時政府宣佈自己是沙皇在芬蘭權力的完全合法繼承者，雖然它恢復了芬蘭的憲法，從而結束了俄羅斯十三年的直接統治。然而，它仍然堅持在芬蘭未來地位由立憲會議解決之前，赫爾辛福斯政府應對俄羅斯總督負責，而不是色姆。

這是芬蘭人（拒絕承認臨時政府的主權）和俄羅斯人（拒絕承認色姆的權威）之間一場漫長而複雜的憲法爭論的開端。托科伊領導的赫爾辛福斯聯合政府，由具有聯邦思想的社會主義者和具有自由思想的民族主義者組成，其政策是通過談判達成一個妥協的解決方案，即芬蘭將獲得充分的內部自治，以換取俄羅斯對其外交和軍事政策的否決權。如果頭腦清醒的話，臨時政府可能會認識到這是一個可行的、暫時解決衝突的辦法。但是，由於該提議要求為俄國的軍事行動派譴一支規模較小的芬蘭軍隊，臨時政府擔心這將成為芬蘭退出戰爭的第一步，因此阻礙了談判的進展。

這場僵局一直持續到春季，托克伊政府面臨越來越大的民眾壓力，要求其單方面宣佈芬蘭獨立，而彼得堡則認為這是一個更堅定地反擊芬蘭所有要求的理由。這兩種立場在很大程度上都取決於這樣一個事實：布爾什維克為了爭取反對臨時政府的盟友而加入了芬蘭的事業，他們控制著波羅的海艦隊的蘇維埃組織，在赫爾辛福斯的水兵中建立起強大的支持基礎。托克伊再三強調這種布爾什維克的威脅，向臨時政府施壓，希望迫使其讓步。但政府決心堅守立場。就連克倫斯基，在5月擔任新的戰爭部長時，也像一個真正的大俄羅斯愛國者一樣，警告芬蘭人不要試圖“剝奪他們對自己國家領土的權利”，以此來考驗“心胸寬廣的俄羅斯人民”的耐心。

6月和7月，與俄羅斯的關係出現危機。全俄蘇維埃代表大會通過一項決議，呼籲臨時政府在戰爭結束後與芬蘭談判達成獨立條約，這項決議被色姆解釋為是為其在6月23日通過自己的《獨立宣言》開綠燈。《獨立宣言》引發了全國範圍的慶祝。人們錯誤地認為它得到了“俄羅斯議會”的支持。但蘇維埃和臨時政府一樣對此感到憤慨。這是芬蘭單方面宣佈獨立，而蘇維埃的決議則意味著它應該是與臨時政府雙邊談判的結果。一個蘇維埃代表團試圖勸說芬蘭人撤回《獨立宣言》，失敗之後，蘇維埃領導人投票支持政府用武力鎮壓芬蘭運動。整個7月，俄羅斯在芬蘭的土地上集結重兵，威脅說如果色姆不撤回《獨立宣言》，他們就用軍隊來對付色姆。7月21日，色姆解散。儘管大多數俄羅斯社會主義者承認芬蘭的自決權，但還是接受了這一鎮壓舉措的必要性，並將其歸咎於色姆的策略。但其他人，如高爾基，警告說這一行動勢必會加強芬蘭的決心，導致“衝突加深”和俄羅斯在西方民主聲望盡失。事實上，這次解散所帶來的影響遠不止如此。通過排除談判解決的可能性，它實際上削弱了赫爾辛福斯政府，並將芬蘭推上了最終導致內戰的道路，因為爭取獨立的鬥爭與自由有產階級和布爾什維克化的工人、水兵及無地勞動者之間逾演逾烈的社會衝突——前者對與俄羅斯最後決裂猶豫不決，後者渴望宣佈紅色芬蘭獨立——同時交織在了一起。

在烏克蘭，二月革命立即引發了一場以3月4日在基輔成立的拉達（即議會）為中心的民族主義運動。儘管拉達最終承諾支持烏克蘭自決，但它認為當務之急是在俄羅斯聯邦國家內部就文化自由、更大的政治自主權以及徹底的土地改革進行一次談判。土地改革問題尤為重要，因為儘管拉達可以肯定得到烏克蘭知識份子的支援，但它不能確定農民——即絕大多數烏克蘭人口——的態度，儘管大多數烏克蘭士兵只是穿著制服的農民，堅定地支持民族主義事業。

5月中旬，一個拉達代表團向臨時政府提出了他們的要求。這些要求是溫和的——承認烏克蘭的自治權，在和平解決方案中為烏克蘭提供一個席位，設立烏克蘭事務專員，在後方設立獨立的烏克蘭軍隊，以及任命烏克蘭人擔任大多數民事職務——臨時政府本可以很輕易同意這些要求，而不會妨礙立憲會議解決烏克蘭問題。但俄國政府和蘇維埃領導人忽視了拉達的影響力——沒有一家俄國報紙刊登這則聲明——他們似乎認為，如果不理會它，整個問題就會消失。李沃夫親王試圖通過成立一個由俄羅斯法學家組成的特別委員會來了結這個問題，該委員會對拉達的每一項要求的合法性提出了複雜的法律問題，然後得出結論，可想而知那就是：在立憲會議召開之前，一切都無法解決。這是俄羅斯自由主義者利用法律姿態逃避政治的又一例證。

然而，這種鴕鳥式反應的結果只是強化了民族主義事業，並將其推向更激進的脫離俄羅斯而獨立的要求。在第二次烏克蘭軍事代表會議的敦促下，6月10日，拉達發表了其《第一次通告》，單方面宣佈自治。《第一次通告》是以17世紀哥薩克赫特曼人的憲章為藍本的烏克蘭自由宣言，民族主義者聲稱赫特曼人是“烏克蘭民族”的締造者，在1917年的背景下，《第一次通告》的象徵作用相當於烏克蘭的黃色和淺藍色旗幟。全國決議呼籲召開眾議院（即國家主權議會），並宣佈成立一個由文尼琴科領導的總書記處，有效行使行政權力，取代了臨時政府在烏克蘭的權力。直到此時，烏克蘭危機——恰逢芬蘭宣佈獨立——才成為政治議程上的首要問題。正當軍隊準備在西部發動新一輪攻勢之際，俄國受到了失去前線後面兩個重要地區的威脅。李沃夫立即指責拉達威脅要“對國家造成致命打擊”，而沃利亞·納羅達則表達了蘇維埃大多數人的觀點，即《第一次通告》是“在革命的背後捅刀子”。

然而，顯然需要做出一些妥協，6月28日，政府派遣了一個三人代表團（捷列先科、克倫斯基和策烈鐵裡）與拉達進行談判。7月2日，雙方達成了臨時性的妥協：臨時政府廣泛承認烏克蘭的民族自治、拉達的合法性和總書記處的行政權力。這足以在夏季餘下的時間裡平息烏克蘭人的憤怒情緒。但它激怒了基輔的俄羅斯民族主義者，尤其是舒爾金的沙文主義支持者，他們走上街頭與烏克蘭人打了起來。李沃夫內閣中的右派立憲民主黨支持烏克蘭境內俄羅斯少數民族。他們拒絕批准這項和解協議，理由是只有立憲會議才有解決此類問題的法律權力，這實際上不過是維護俄羅斯在烏克蘭的帝國利益的一個藉口。在與秘書的談話中，李沃夫譴責立憲民主黨在這個問題上“表現得像最壞的黑色百人團混蛋”。7月4日，三名立憲民主黨人辭去內閣職務。這引發了一場曠日持久的政治危機，最終導致臨時政府倒臺。

3月1日，布魯西洛夫寫信給他的妻子：

你必須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我當然很高興。但我向上帝祈禱，希望在這場可怕的戰爭中，這場可怕的危機能夠儘快結束，這樣我們外部的敵人就不會從我們的崩潰中獲益。幸運的是，它發生在一年中敵人很困難、幾乎不可能發動進攻的時候，不然將是一場災難。現在最重要的，是我們必須贏得這場戰爭，否則它將是俄羅斯的毀滅。

布魯西洛夫對俄國必勝的堅定信念，現在比以往任何時候，看起來都更像是絕望中的希望。正如他後來承認的那樣，在一場社會革命中維持一場長期的軍事行動是完全不現實的。然而，他仍然相信人民會堅持戰鬥到最後，並且與沙皇大多數的將軍不同，他投身革命洪流，希望捍衛俄羅斯的自由最終能激發他們的愛國主義。君主主義者指責他是機會主義；歷史學家們也重複了這一指控。但布魯西洛夫早就被說服了，儘管他本人同情君主制，但如果不徹底改變政府，俄國就無法贏得戰爭。“如果一定要在俄國和沙皇之間做出選擇，”1916年，布魯西洛夫說，“那麼我選擇俄國。”

實際上，自由俄羅斯的軍隊遠沒有像這位樂觀的將軍所預想的那樣願意繼續作戰。《第一號命令》賦予廣大士兵一種嶄新的自豪感，他們認為自己是與軍官平等的“公民”，而這很快導致了所有軍紀的廢弛。新成立的士兵委員會，雖然一開始是由民主的下級軍官和穿制服的知識份子主導，但很快就成了軍隊中這場革命的領導者。他們就戰略和是否服從軍官的命令舉行會議。一些士兵拒絕每天戰鬥超過8小時，要求與工人享有同等權利。許多人拒絕向他們的軍官敬禮，或者用他們自己選出的軍官取而代之。恐嚇軍官的情況很普遍。布魯西洛夫本人也收到了他部下的許多信件，威脅說如果他下令進攻，就會殺死他。5月，布魯西洛夫接手了最高司令部，並檢閱了北方前線的部隊，那裡嘩變的精神最為強烈，他發現有數百名軍官已經逃離了他們的崗位，而不少軍官甚至被迫自殺。“我記得有一次，一群軍官無意中聽到他們的士兵用威脅的口吻說，‘必須殺光所有軍官’。其中一個最年輕的軍官嚇得當晚就開槍自殺了。他認為與其等著士兵們把他殺死，不如自行了斷。”他們殺害軍官的方法十分殘忍，有時會切下四肢和生殖器，或者將受害者活活剝皮，以至人們很難責怪軍官。

3月11日，一位年輕的上尉寫信給他的父親：

在我們和士兵之間存在著一個無法跨越的深淵。無論他們如何看待我們這些人，我們在他們眼裡仍然不過是男爵（主人）而已。當我們談到“人民”時，我們想到的是整個國家，但他們指的只是普通人。在他們看來，所發生的不是一場政治革命，而是一場社會革命，在這場革命中，我們是失敗者，他們是勝利者。他們認為他們的情況應該變得更好，我們的情況應該變得更糟。當我們談到自己對士兵的奉獻時，他們不相信我們。他們說，我們過去是男爵，現在輪到他們做我們的男爵了。這是他們對長達幾個世紀奴役的報復。

顯然，農民士兵們並不認同他們軍官的“公民”話術。他們沒有從公民權利和義務的角度來看待這場革命。他們在塹壕裡的革命是農村社會革命的另一種形式。農民士兵自然而然地認為，只要他們能推翻他們的貴族軍官，那麼和平、麵包和土地就會到來。正如一名士兵在3月份一次團裡討論沙皇退位的會議上所說：

你還不明白嗎？正在發生的事情是一場“革命”！你難道不知道什麼是“革命”嗎？那就是人民掌握了所有的權力。沒有我們這些士兵，沒有我們的槍，人民算什麼？呸！很明顯——這意味著權力屬於我們。既然如此，國家也是我們的，所有土地都是我們的，如果我們選擇戰鬥或不戰鬥，也取決於我們自己。現在你明白了嗎？這就是“革命”。

這種“士兵權力”的主張對於1917年席捲軍隊的“塹壕布林什維主義”精神至關重要。布魯西洛夫這樣描述：

士兵們只想要一樣東西——和平，這樣他們就可以回家，搶劫地主，自由地生活，不用繳納任何稅款，也不用承認任何權威。士兵們轉向布林什維主義，因為他們相信這就是他們的綱領。他們絲毫不瞭解共產主義、國際主義、【3】或者工人和農民的劃分實際上意味著什麼，但他們想像自己在家裡過著沒有法律、沒有地主的生活。這種無政府主義的自由就是他們所說的“布爾什維克主義”。

自革命開始以來，逃兵的比例急劇上升，特別是在非俄羅斯士兵中。3月至10月間，大約有一百萬士兵離開了他們的部隊。其中大多數是“未經許可擅離職守”的士兵，他們只是厭倦了戰鬥，不願在塹壕和軍營裡無所事事地坐著，或者跑到最近的城鎮吃喝玩樂，逛窯子，經常恐嚇當地居民。“街上到處都是士兵。”三月中旬，一位彼爾姆官員抱怨道，“他們騷擾體面的女士，帶著妓女招搖過市，在公共場合表現得像流氓一樣。他們知道沒有人敢懲罰他們。”

1917年春，俄國的戰爭目標佔據了政治舞臺的中心。事實上，整個1917年可以被視為一場政治鬥爭，鬥爭的一方認為革命是結束戰爭的手段，另一方則認為戰爭是結束革命的手段。這不僅是一場政治衝突，同時也是一場社會衝突。左派的宣傳清楚地表明，戰爭是為了不同階級的利益服務的。對“資產階級”和“帝國主義”或“資本主義”制度巨大的不信任，甚至仇恨，可以被那些從戰爭中牟取暴利的工業家、商人、富農和黑市商人的故事所煽動。而戰爭的支持者們則立刻被打上了將自己的“帝國”利益置於人民利益之上的烙印。“我們看到”，莫斯科迪納摩工廠的一項工人決議宣稱，“戰爭中毫無意義的屠殺和破壞，除了寄生資產階級，對其他任何人都不重要。”

到目前為止，臨時政府一直回避其戰爭政策這一關鍵問題。內閣裡意見分歧太多。在古契科夫的勉力支持下，米留科夫認為沒有理由放棄俄國的帝國野心，這些野心體現在與協約國簽訂的《秘密條約》中，以獲得君士坦丁堡的控制權。作為俄國新任外交部長，他向新聞界和駐外使館明確表示了這一點。但他的觀點與蘇維埃發起的和平運動背道而馳，3月14日，該運動發表了《告全世界人民書》，宣佈放棄沙皇俄國的戰爭目標，呼籲所有交戰國人民抗議“帝國主義戰爭”。蘇維埃的和平運動立即得到了一系列軍事代表大會的支持；大多數士兵宣佈效忠蘇維埃，因為它承諾和平。該運動也得到了臨時政府中較為自由的部長們的支持，一旦某些蘇維埃圈子裡贊成單獨媾和的左派想法被放棄，取而代之的是3月21日，蘇維埃採納了革命防禦主義的溫和路線（全民族大團結，保衛俄羅斯，同時與國際和平運動相結合，爭取一個沒有“兼併”和“補償”的民主解決方案）。

3月27日，臨時政府發佈了自己的《關於戰爭宗旨的宣言》，該宣言與蘇維埃的和平運動大體一致。但米留科夫告訴《曼徹斯特衛報》，這不會改變俄國對其帝國盟友的承諾。於是一場爭奪臨時政府外交政策控制權的激烈政治鬥爭開始了。米留科夫在民主黨內被指責為未經內閣授權擅自發言。用一家自由派報紙的說法，他不過是一個“個人意見部長”。蘇維埃領導人將3月27日的宣言視為革命的神聖成果，他們敦促臨時政府以外交照會的形式向協約國提交這一宣言，這將使其生效成為俄國的實際外交政策，儘管沒有得到俄國外交部長的批准。經過一番忙亂後，米留科夫被迫同意了這個計畫：一個由法國和英國社會主義者組成的訪問團對蘇維埃和平方案的認可，削弱了他的主要反對意見，即該方案不會被協約國接受。但是，當他向外國使館遞交這份照會時，他又加上了自己的聲明，在其中他強調，與宣言相反，俄國仍然堅定地致力於取得“決定性的勝利”，包括——至少是暗示——沙皇政府的帝國主義戰爭目標。

米留科夫照會對蘇維埃的影響無異于公牛看見一塊紅布。曾幫助撰寫3月14日《告全世界人民書》的高爾基，譴責它是“資產階級對民主制度的攻擊，目的是為了延長戰爭”。可以肯定的是，米留科夫的行動在工人和士兵心中大大強化了蘇維埃的資訊——只有“資產階級”才能從“帝國主義戰爭”中獲益。4月20日，數千名工人和士兵走上彼得格勒的街頭示威。他們中的許多人打著標語，要求罷免“十位資產階級部長”，結束戰爭，並任命一個新的革命政府。曾在2月領導兵變的林德對米留科夫的照會感到憤慨。他認為這是對革命最初理想的背叛，即以民主的方式結束戰爭。天生喜歡自發抗議的他（二月份的事實已經證明了這一點），率領芬蘭團的一個營向馬林斯基宮武裝進軍，期望蘇維埃會同意逮捕政府並建立蘇維埃政權。當他們到達馬林斯基宮時，一群憤怒的、來自莫斯科和巴甫洛夫團的士兵加入進來，林德的街頭部隊立刻激增至25,000人。林德的武裝示威完全是即興的——他沒有徵求任何人的意見——但他顯然抱有幻想，認為蘇維埃執行委員會（他也是其中一員）肯定會全力支持他的行動。但他錯了。執行委員會通過了一項決議，譴責林德的示威活動，理由是它（蘇維埃）不準備掌權，相反，應該幫助臨時政府恢復自己的權威。只有極左派、維堡布爾什維克和無政府主義者鼓勵示威者，並在他們的頭腦中灌輸“消滅資產階級”的瘋狂想法。右派報紙立即譴責林德是“布爾什維克”，並把他的武裝示威——儘管它在蘇維埃領導人下令後立即和平散去——描繪為一次血腥的政變企圖。彼得格勒駐軍司令科爾尼洛夫將軍想用他的部隊驅散示威者。但內閣不願意對“人民”動用武力，拒絕了他的請求。4月21日，又發生新的示威遊行。憤怒的抗議者包圍了米留科夫的汽車，用拳頭猛砸。示威者與右派愛國者和君主主義者的反示威活動在涅瓦大街上發生了街頭鬥毆，導致數人死亡。戰爭問題將首都一分為二，推動其陷入流血內戰的邊緣。

正是這種內戰的威脅最終促使蘇維埃領導人加入政府，增強其權威。一段時間以來，局勢一直在朝著建立聯合政府的想法前進。這背後有兩個主要因素。一個是伊拉克利•策烈鐵裡，這位身材高大、相貌英俊的格魯吉亞孟什維克，長著一張蒼白的、埃爾·格列柯式的臉，他於3月中旬從西伯利亞流放地歸來，立即在蘇維埃領導層中樹立了自己的權威。在李沃夫看來，策烈鐵裡是“蘇維埃中唯一真正的政治家”。在他嚴謹的知識份子演講中，他總是呼籲國家利益，而不是階級或政黨的利益；這些演講逐漸向蘇維埃領導人灌輸了一種日益增長的責任感。他們不再像革命者那樣思考和行動，而是開始把自己看作是“政府官員”。正是策烈鐵裡制定了革命防禦主義政策，使蘇維埃領導人在戰爭問題上與自由主義者聯合起來，奠定了他們聯盟的基礎。另一個是社會主義政黨基層黨員的影響，特別是在各省，他們普遍歡迎與自由派結盟的前景。首先，他們從未像其在首都的党的領導人那樣，被需要建立一個資產階級政府的意識形態所束縛。他們把實用主義放在黨的教條之前（在外省知識份子規模很小的情況下，他們有什麼選擇呢？），並且從革命的第一天起，就與自由派一起在市政廳主持政府工作。普通民眾也感覺到，如果自己的領導人加入臨時政府，他們將獲得更多的影響力。許多工人認為，如果由孟什維克掌管工業，他們將很快獲得更好的工資。許多士兵認為，如果由社會革命黨負責戰爭，他們將很快獲得和平。

聯合政府的建立，就像3月份成立臨時政府一樣，源于蘇維埃領導人和自由主義者為恢復彼得格勒街頭秩序所做的共同努力。蘇維埃領導人對暴力示威和內戰前景感到震驚。正是他們帶頭制止騷亂，接管駐軍的控制權，並在4月21日禁止任何進一步的示威活動。實際上，他們已經擔負起了政府的職責。第二天，他們與部長們發表了一份聯合聲明，譴責米留科夫的照會，從而化解了眼前的危機。但此時李沃夫決定，蘇維埃領導人應該加入他的政府，以使其獲得民眾的信任。米留科夫在內閣中的存在是最大障礙——與他合作會使蘇維埃領導人受到極左派指控，說他們支持“帝國主義戰爭”——正是這一點導致他們在4月28日拒絕了組建聯合政府的想法。但兩天后，隨著戰爭部長古契科夫——米留可夫在內閣中唯一的盟友——因抗議政府委員會認可士兵權利和蘇維埃反對米留可夫而辭職，一切都改變了。借此機會，李沃夫開始密謀解除米留科夫的職務。他向策烈鐵裡承諾，只要蘇維埃領導人同意加入聯合政府，他將迫使米留科夫離開內閣。這一點，加上李沃夫本人威脅說如果策烈鐵裡不同意他就辭職，足以使這位孟什維克領導人相信，為了結束極右派或極左派輕易利用權力危機的可能，現在聯合既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而正是他的理性力量最終說服了蘇維埃執行委員會在5月2日以44票對19票投了贊成票。

三天后，新內閣宣佈成立。為了遵守孟什維克的教條，大家一致同意社會主義者在內閣中應只占少數（他們在16個席位中獲得6個），而且為了維護政府作為國家機構高於黨派或階級利益的自由主義觀念，他們應該以個人身份而非蘇維埃成員的身份加入內閣。切爾諾夫擔任農業部長，克倫斯基擔任戰爭部長，斯柯別列夫擔任勞工部長，而策烈鐵裡大部分時間都是在蘇維埃度過的，他被說服接受郵電部長的次要職位，這將使他能夠在兩大陣營中都站有一席之地。切爾諾夫稱策烈鐵裡為“總務部長”，而蘇哈諾夫則稱他為“蘇維埃裡的政府委員”。的確，策烈鐵裡成為聯合政府的核心人物是不爭的事實。李沃夫依靠他來獲得社會主義領導人的支持，他把策烈鐵裡留在自己的“核心內閣”中（與五個自由派-共濟會部長一起：克倫斯基、捷列先科、涅克拉索夫、科諾瓦洛夫和李沃夫），共同決定總體戰略。

成立聯合政府的初衷是為了加強民主向心力，但卻產生了截然相反的效果。它加速了政治和社會的兩極分化，導致了10月內戰的爆發。一方面，大多數各省立憲民主黨黨員跟隨5月4日辭職的黨魁米留科夫，一同倒向反對聯合政府的右派。該党逐漸放棄了他們作為整個國家自由主義政黨的形象，開始把自己塑造成一個捍衛資產階級利益、財產權、法律和秩序以及俄羅斯帝國的政黨。另一方面，隨著廣大工人和農民對社會主義者未能利用其在政府中的地位加快社會改革進程或實現民主和平而日益感到失望，蘇維埃陣營逐漸向左派傾斜。一直反對聯合政府的左派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警告他們黨內的同事，如果他們進入政府，並為政府的缺點分擔責任，他們註定會失去民眾的支持，這是正確的。因為從此以後，社會主義者就成了“政治家”，他們不能再像“革命者”那樣行事，這就迫使他們為了國家的利益，抵制他們現在所說的日益嚴重的“無政府狀態”——農民奪取土地、工廠工人罷工和軍隊紀律廢弛。蘇維埃領導人沒有像他們在四月危機中所做的那樣，利用他們的群眾授權為自己謀取權力，而是選擇支持一個已經名譽掃地的自由主義政府。他們越來越被視為“資產階級”國家的守護神，而革命——為了麵包、土地與和平——的主動權，則落到了布爾什維克的手中。

【1】毫不奇怪，許多鄉紳都沒有播種他們的田地。

【2】民族主義領導人也主要來自這些團體。例如，在烏克蘭，民族主義運動的主要領導人是文尼琴科（一個農民的兒子）、赫魯舍夫斯基（一個小官員的兒子）、多羅申科（一個退伍軍人的兒子）、科諾瓦洛夫和瑙門科（都是教師的兒子）、薩多夫斯基、埃夫列莫夫、米哈伊諾夫斯基、契訶夫斯基和博爾多坎（都是牧師的兒子）。

【3】据波洛夫佐夫将军说，一些士兵认为国际主义是某种神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