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陸生」：你們，他們，或我們
前陣子參加了一場告別式，送別一位素不相識的陸生。司儀說輪到陸生同學會上香、獻花時，我還恍惚以為自己是以個人身份到來。待四座的人起身列隊，才驚憶起自己確是在陸生會表單上填了報名資料。
「原來在正式場合中，我是屬於陸生會的！」——這一重驚詫，使我消化了很久。
其實不該如此驚詫。在過去的兩年中，兩岸關係如漲潮，日漸喧囂；陸生身份的辨識感卻如水落石出，愈發鮮明。我已在一次次的波浪震動裡意識到自己的陸生身份，從法律，從政策，從論述，從人際。從一切最宏大的制度安排與輿論聲浪，落到最細微的髮膚感受，置身人群中的沉默，標籤林立間的失語，師友相處時信任與猶疑，手指劃過FB評論的戰栗。從漠視抗拒，到被迫面對，從反向利用，到接納共處。
關於陸生身份想說的話，其實已經積攢一年有餘。但筆未落穩，陸生已一次次被推到輿論的火山口。從陸生與台/港生的衝突，到疫情間陸生返台被阻，到陸生政策的終結。越熾熱，越喧嘩，我越想要避開和緘默；想說的話，卻日益曲折、豐富。近來陸生議題漸漸冷卻，我終於可以寫下自己陸生身份感知轉變的山水圖。
陸生群體的複雜、其身份認同的稀薄，在matters平台內外，已有多人著墨，不勞再述。於我則還有一層個人原因，是向來疏遠集體——尤其是不因個人選擇而劃定的集體，如血緣、地緣、隨機分配的班級，都慣於邊緣遊走。
初到台灣時，逢自我介紹，常懶於主動揭露國籍身份。當時想法單純：同學交流，何必以國籍為界，區分你我。只不過三兩句下來，往往有人識破：聽你口音，好像不是台灣人？或有老師為凸顯課堂多元，著意介紹各人血脈來處，生出Han Chinese, Han Taiwanese, Indigenous Taiwanese諸多稱號。這種涇渭分明的指認，也許不至於令我不適，但總會在心中嘆氣無意義。
好在日常交往，這種分界悄然淡化。我和台灣人一樣登山、淨(海)灘、喝奶茶、吃便利店、刷臉書、講幹和三小。習慣了公車按鈴，捷運不喝水，出門不帶紙巾，垃圾有九種分類。習慣了車子禮讓行人，在犬牙交錯的腳踏車叢裡有技巧地拔出自己的愛車。習慣了像台灣人一樣百般客氣，搭車上落、購物結帳、用餐離店，流瀉出許多謝謝和不好意思。習慣了台化國語，懶掉捲舌，改變發音，讓對話一來一往更加順滑流暢。
混跡其中，我漸渾然不覺自己是異國人，直到平權公投發起之時，接過一張聯署書想簽下，才霍然一驚：原來我並沒有公民身份！
但那是兩岸潮水尚未太激烈的時節。也是我還生鮮樂觀，躍躍想做點事情的時候。無權投票，那就去做勸諭別人投票的人。陸生身份此刻反而成了一種論述利器：你看連一個中國人都關切公投，行出街來，你們手中有票的人可不是更應該珍惜？其實，論述輕易，上街輕易，派傳單輕易；身處異見家人之間、與家人生活處處膠著的台灣年輕人，自有更多難處，不是一身輕快、遠離家庭牽絆的我可以相較。但那段時光因浮淺而美化，成功撫慰了我無根無票的不安。
公投過後，目光轉回中國自身的議題。牆外訊息多，見到人權行動者次第被捕、不知下落，令人時常懸浮在無力感中。親近的台灣朋友也多關心中國人權議題。六四30週年來臨，有朋友在家中舉辦小型觀影會，看當年在京的記者回憶的片段，這心意令我很感動。明白台灣人的六四記憶自有其脈絡；但那時我卻深切地感覺到，政治理念相契的人不分國籍。
旋即，香港的催淚彈炸開了。在細數不清的集會或講座，我第二度感受到陸生身份帶來的阻礙。在現場，像香港同學一樣靜坐，或默立，聽過講，嗌過口號，唱過歌。只是永遠不能揭下口罩，且要遠遠避開鏡頭。集會工作人員找人發言，向我趨近，大概是瞧見我寫滿港樂歌詞的傘；我只得歉意笑笑：抱歉我身份敏感，不能上台。
一部分聲音的無奈緘默，最終鑄就另一部分聲音的無限膨脹。撕裂的連儂牆，揮出的拳頭，落入台灣媒體與社會的不可置信的眼神中，形成「陸生」粗暴張狂的單一形象。於是大會主辦方的麥克風中，只有民主自由的香港人與台灣人，只有港台同學齊上齊落；中生陸客即便不是共同敵人，也是界限分明的他者。早些時候看《我們的青春在台灣》，蔡博藝人在佔領立法會現場，手指卻滑過網路上罵支那的言論。那種委屈與荒誕，以一種稀釋過的形式重現在我眼前。真實的在場，遭逢話語的不在場。物理上的沉默，演化為輿論中的失語。看似死對頭的兩股力量，卻加成導向同樣的結果。這樣的陸生形象，是彼岸所期待的戰狼，也是此處所需要的箭靶。
還是有嘗試讓自己的聲音破牆而出。但充其量不過是在與信任朋友的交談，對少數勇敢者無聲的按讚，連儂牆上匿名的紙張。即便有記者來訪，多數時候也帶著預設，有他們期待聽到的聲音、希望呈現的形象。而製造被看見的異響，是吃力不討好的。風險高、回報低，過程中重重包裹著不安和恐懼。會被追查嗎，會被舉報嗎？社交平台可見列表要寬一點還是窄一點？在自我審查與自我呈現之間頻頻搖擺。這種風險不見終結之日，只能被擱置，無法被釋懷，就在寫作的當下仍揮之不去。在回憶與書寫中，無數壓抑的幽靈又重被召喚。然而，除了身邊親近的人，和一些遙遠的、令人心慰的關切，太多的人和場合，只會審視妳/你有沒有表態發聲，只會自取所需，不會在意這些發聲時的徘徊與擔憂。
與台灣人的交往中，陸生的污名烙印如同封印，造成兩難：因刻板印象而缺乏溝通，因缺乏溝通而不被瞭解，因不被瞭解而維持刻板印象。但回看自身與其他陸生的交往，何不是環繞著謹慎、偽裝和不信任？在試圖衝破污名的同時，或許我也是陸生刻板印象的共同建構者。
Murmur：
我不是無顏色的人。但我討厭被審查。
無論是被檢視紅不紅、藍不藍，抑或被檢視黃不黃、綠不綠。
若要識我，從我的蛛絲馬跡中識我，從真誠的雙向交流中瞭解我，不要用簡單低級的問題對我分類，使我交一份答卷（而且我知道什麼讓你滿意的）。
我會拒絕回答。即使那樣被人視為缺乏大聲說出立場的勇氣。
只因為我不願意被塞入抽屜與方格。
我不是待歸類的客體。
我是有思維的、有情感的、活生生的複雜主體。
後來這一切慢慢淡化，因為我想，與香港人切實的、與日俱增的痛苦相比，我失語的難受太微小了。此外，我也在身邊建立起一些支持網絡，有互相理解的陸生同學與港台師友。他們讓我感受到自己的某部分是真實存在的、被認識的、被保護的。（謝謝你們。）
而面對歧異的陸生群體，我持著明哲保身、局部抱團的策略。——直到疫情撲來，一道驟然的禁令，使「我們」一同滯留在海峽的那岸，開始漫漫數月的等待。我第一次無比強烈地意識到，陸生不再是一個可有可無的標籤，不僅僅存在於論述和身份認同，而是攸關生活機會、包含堅實政策意涵的群體類屬。這一政策界線，從前只偶爾顯現於健保卡、課程/研究助理、獎學金等更易於克服或接受的問題，如今卻擴張成不可逾越的屏障。
陸生並非共同體，但面臨著共同的命運。當我們有相似的權益要維護時，如何與觀念立場迥異的人攜手？也許，一路都在搭順風車、鮮少為推動陸生回台做事的我，並沒有資質提出這個問題。但它仍在我心中繚繞不去。陸生微信群一個個拉起來，發起聯署，寫陳情信，政治觀念的差異投射在行動路線的分歧中，引發爭執、質疑、乃至捉鬼。向中國國內媒體反映的人，與向台灣媒體或社團求助的人，互相覺得對方荒誕、幫倒忙。在香港運動中聽得熟稔的那句「兄弟爬山、各自努力」，離陸生群體是多麼遙遠，匱乏土壤。
但事情總是有人在做的。從最初激進與保守的多種路線，綿綿地匯聚成了一些群組的溫和推動（例如陸生返台推動小組、境外生權益小組的成員）。我無從得知當中每一個人是什麼樣子，也不知他們如何匯聚起來，但感激他們的辛苦，從分歧和反對中踏出一條路來。
在內，是歧異的陸生不得不面對相同命運；在外，卻是對於陸生的普遍敵意水漲船高。負面觀感已在反送中運動中湧上峰值，又新裹挾進對病毒的恐懼及其源頭的恨意。
陸生無法回台期間，曾有人發起活動表達對台灣的思念，參與者以照片、文字敘寫自己所思念的人事物：師友，伴侶，或風物云云。但留言區滿目是嘲諷甚至咒罵。我隨手點開一個言辭激烈男生的主頁，卻是赫然撐港的痕跡。倘在香港議題的貼文下相見，我怕是會把對方認作同路人。這一發現使我心驚，好長一段時間無法接受。擁抱民主價值的人，為何卻可以無差別地言語攻擊無辜的個體？後來我寬慰自己，在一個主流是反民主、反自由的社會裡，成為一個異見者，或一個接納異見的人，總歸有些門檻，例如同理心。而在一個民主自由已然政治正確的氛圍中，成為一個民主/自由派實在太過輕易，輕易到不需要自身有過經驗，不需要跨越自己的疆界去理解對方。
一水相隔，無法面對面交流，讓原先遙遠的、匿名的、異路的戰鼓之聲，幾乎蔓延到近身之處。從同路人、熟人處接受荒謬的聲音是困難的。而我始終未能做到將個人遭遇公共化。枉讀多少談污名化與歧視的文獻，可以理性肢解網路上的言論，卻無法將有過真實互動的人的話語輕易消化。而更難的是，在多米諾骨牌的第一塊倒下後，泡沫般湧起的不可捉摸、不可確證的自疑與疑他——似蛇的繩影、似箭的弓聲，草木搖動、風鶴入耳。在一份默認的互信打破後，怎樣繼續相信其他默許的、未嘗言明的信任？
我於是落入黑洞中。直到重返台灣，與他人之間真實的觸角重新連結，才使得疑雲風煙消散。
陸生，有時是「他們」，有時是「我們」。而曾經說著「我們」的人，有時卻指著我說：「你們」。
每個人由多重身份與觀念組成。層層切割下來，最徹底的同溫層能有幾人。
曾經想像，如果人類可以根據政見觀念，自由地重組所居住的國度，互不干涉、雞犬不聞，恰如今年台北雙年展的遐想：「你我不住在同一個星球上」。那麼人們是否會願意搬離自己的國家？恐怕很多人不會，捨不下即使與自己觀念不同的，卻有感情、有回憶、有共同興趣或共享文化的家人朋友。
最終我們的社會，只能是觀念各異的人交織而成的。
儘管激烈地互不同意，我們卻不得不合作，因為我們生活在一起。不在一個屋簷下，也在一個社會中，在一個地球上。這是我們為何必須如此痛苦與無奈，但也是人類協作的希望所在。
正如我步進那個告別式現場時，映入眼簾的各政界人士悼詞。陸委會、海基會、甚至或藍或綠的議員，此刻為了同一件事情抵達同一個地方，向同一個人發出同樣的哀悼，基於人道促成一場低調的、不再被媒體炒作的合作。
曾經我以為，最切要的是社會向著誰期待的方向前行。但今我開始領會到，或許同樣重要的是，在我們思想各異（當然還有權力位階不平等）的當下，如何懷著不同的想像與期待共同生活？
我未有答案，但這或許是每一個未自我放棄的社會永恆的課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