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零开始：政府的效率真的是最重要的吗？论精英政治与回应《舆论本身就有害》

读到Hymnsin的文章：

我试图在深夜的星空下从零开始思考：是否存在一种可能性，群体的言论自由本身就不是必然合理的前提假设，而舆论这件事本身、乃至于基于民意的民主制度本身就是建立在不合理前提假设上的空中楼阁。

我不同意 Hymnsin 达成的结论，也不同意 TA 论述的大前提。即在论述中 TA 跳过了一个假设：政府的效率真的是最重要的吗？

从零开始思考是好的，我几次重读 Descarte，都非常喜爱他的那段论述：因为我们现有的知识中充满了不经验证而存在的、虚伪的“知识”，很多知识建立在偏见、假设、跳跃的论述上，因此我们无法验证自己目前所讨论的知识的真假。想要求索真正的真理，必须从零开始，从零开始思考。从零开始可以推得的，才是不言自明的真理。

Hymnsin 有这样的尝试，却没有这么做。

群体无法作出明智的决断，反而偏向于情绪化地 slightly 地夸大事实。

文中援引“明智”一词，其实暗含了对政体形式的假设：政体的效率，即所谓的“冷静”、“明智”是最核心的标准。但这条假设是未经验证的。而这个核心冲突形成了大量讨论的中心：“效率”重要还是“公平”重要？

民主是否是有价的？

选民是否是应当通过测试才能投票？

我们的国民素质是否还“不足以”承担民主？

“选民是否应该通过一定的知识测验才能投票？”在我大学的社会与政治哲学课上，这个问题一度引起热议。

让我们换个问题吧。“病人是否有资格下自己的医疗决策？”

如果一位病人 A 患有癌症。假设 TA 是个法律意义上的完全行为能力人，家人不在场，医保能报销所有费用。目前情况下，如果及时介入仍然有很高的生存率，但病人 A 笃信放血疗法的功用，甚至除了放血和祈祷，TA 不愿意采取任何其他介入方式

这种情况下，医生可否强行手术？

在一个人的诸多权利里面，生命权构成了其他所有的基石。即使它也许不是最重要的，但我认为我们可以达成共识，也就是它是相当重要的。

那么，即使在面对生命权的潜在冲突时，他人（更有智识、更专业、更了解）仍然不能代行，仍然不能代替当事人做决定。那么，面对选举权的冲突时，更高智识的个体为什么认为自己可以代理那些“不能通过测试”的可怜人？这种权利的剥夺/代理的合理性从哪里来？

这种合理性建立在假想的“效率”上。但这种效率是否真的高于个体选择权呢？政体和政党又有什么资格认为自己是领袖？

这篇文章是严重的未完成稿，在课上随手而就，后期会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