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問我哪里痛

可以肯定的是，我不是馬克思主義者。

——馬克思致拉法格

小引：近兩年嚴肅而認真地閱讀馬克思，引來不少朋友的不解甚至嘲諷。在他們看來，馬克思早就過時了，他的剩餘價值論站不住腳，計劃經濟則給世界帶來了巨大災難（事實上，馬克思並未明確主張過計劃經濟，確切來說，他的論點是，伴隨著集中化和壟斷，資本無序的時代可能會結束，又有誰能否認現在的市場經濟【無論中西】摻雜了不少社會主義的性質呢？）。以我對馬克思粗淺的瞭解，很難系統而全面地反駁這些質疑。只是，當我深陷996的旋渦中無法自拔無可奈何，當我不斷感受到異化舊傷新痛交織之時，就不斷想起馬克思來。那個被多少人盲目仇視的大鬍子，多麼遠見地看到了工業化的痼疾。我時時想就馬克思說些什麼，又時時失掉言說的興趣。還是說說吧，算是對馬克思誕辰201周年的小小紀念。

苦悶的象徵——青年馬克思

檔式的馬克思傳記通常將他描述為千年一遇的天才。在這些作者看來，馬克思很早就表現出非同凡響的天分，對馬克思在野雞大學獲得博士學位的說法，他們歇斯底里，怒不可遏。事實上，被普魯士當局驅趕出境前的馬克思並沒有特別出眾。根據麥克萊倫的考證，在特裏爾念中學時，馬克思在32人的班級中排名第八，拉丁文和希臘詩文較好，宗教課程令人滿意，法語和數學成績都一般，而歷史成績則非常糟糕。在同齡人中，馬克思的知識水準中等偏上，怎麼看上去都不像是一位天才。

無論從什麼角度來看，馬克思都算不上傳統意義上的好學生。在波恩大學和柏林大學就讀期間，他花錢如流水，一年要花七百塔勒，引起父親的極度不滿，“最富有的人花的錢也不超過五百”。馬克思揮霍無度、欠債不還的惡習，在大學期間即有所展現。五年的時光裏，他至少更換了十次住址，以避開債主。

青年馬克思極度矛盾和撕裂。他對知識的狂熱，鮮有人能與之相比。他曾經一學期選了39門課程，並因此病倒。但他很少去上課。在柏林大學的最後三年，馬克思馬克思僅去聽過兩次課，一次是聽布魯諾·鮑威爾講述《以賽亞書》，另一次是關於歐裏庇得斯的戲劇。與此後雪茄不離身的歲月相比，青年馬克思偏愛酒精，喜歡酗酒打架（曾因此被關禁閉），甚至與人決鬥。

作為青年黑格爾派的代表，從赫斯等人的高度評價來看，青年馬克思似乎已經學富五車。但他對自己的學術成果並不自信。雖然在柏林大學念書，卻將博士論文寄往耶拿大學，因為那裏“非常容易獲得博士頭銜”。1841年4月15日，馬克思在缺席的情況被授予博士學位，據說這還與他的朋友海涅認識該校教授有關。

或許可以說，時而酗酒狂歡，時而離群索居都是青年馬克思苦悶的象徵。在政治氣氛保守專斷、前途晦暗不明的普魯士，青年人何去何從？在這種苦悶彷徨的時代裏，對於馬克思這樣的徘徊者來說，黑格爾哲學熱餘溫大概是最好的安慰。對浪漫主義的熱情消退後，馬克思成為黑格爾的信徒。這種轉向，被一部分學者視為馬克思思想發展歷程中最重要的一步。馬克思至今仍閃耀著天才光芒的唯物辯證法和異化理論，都來源於黑格爾。

馬克思為什麼很少論及民主自由權利？

對普魯士當局和沙皇俄國，馬克思保持了一生的憎惡情緒。他將沙俄視為專制主義最大的堡壘，人類文明的毒瘤。仇視甚至到了這樣的地步：任何反對沙俄的力量，都可以成為合作對象。

這種立場決定了馬克思的人生道路不會平坦。他曾想想通過老師鮑威爾的幫助，成為一名大學教師，未料鮑威爾也被當局解聘。希望破滅，只好去《萊茵報》作編輯，短短半年內使該報影響力大增。1843年初，該報因民主主義傾向而被普魯士當局查封。對此，馬克思似乎早有預見。在1842年1月，馬克思撰寫了第一篇政論文，《評普魯士最近的書報檢查令》。在審查制度下，“作者就成了最可怕的恐怖主義的犧牲品，遭到了涉嫌的制裁。追究傾向的法律，即沒有客觀標準的法律，是恐怖主義的法律……對於法律來說，除了我的行為以外，我是根本不存在的，我根本不是法律的對象……可是，追究我傾向的法律不僅要懲罰我所做的，而且要懲罰我在行動以外所想的。所以，這種法律是對公民名譽的一種侮辱，是一種危害我的生存的法律。”在文章的末尾，他透露出悲觀而清醒的心態：“我可以隨意掙扎，設法擺脫困境，但是事態不會因此而有絲毫改變。”

這篇政論文，至今仍被視為馬克思捍衛言論自由權利的強音，時時被引用來駁斥所謂馬克思主義新聞觀。

值得注意的是，這種對基本人權的呼籲，在馬克思的作品裏比較少見。1930年代，《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出版，在西方思想界引起極大震動，並因此形成了新馬克思主義。盧卡奇等人試圖從馬克思的早期著作入手，向外界展示馬克思的另一面——人道主義者。對此，馬克思可能會說：“可以肯定的是，我不是人道主義者”。“凡是加上他的名字的那些聲明、信仰宣言和行動章程，幾乎都很少提到道德進步、永恆正義、人類平等、個人或國家權利、信仰自由、為文明而鬥爭，或者其他一些在他所處的那個時代民主運動中慣用的（曾經也的確代表過理想的）辭彙；他認為這些辭彙言不由衷，毫無用處，只代表著思想上的混亂和行動上的無能而已”。他對民主、自由這類價值理念，保持著較為審慎的態度。柏林寫道：“（馬克思）異常地缺少感性，對知識份子的花言巧語和情感主義極為厭惡，就像對資產階級的愚昧和自滿的厭惡一樣；在他看來，前者總是漫無目的地跌跌不休，遠離現實，而且不管是真心還是假意，都一樣討厭；後者則無比虛偽，自欺欺人，沉浸於對財富和社會地位的追求中，對其所處時代的明顯社會特徵熟視無睹。”對於理性的推崇，使他公開聲稱對道德考量漠不關心。在他看來，表面的權利與實際權利之間有著巨大鴻溝。所以，他對德國社會民主黨的《哥達綱領》進行了較為尖銳的批評。只有總體的權利得到了保障，個體才能真正享有民主自由權利。傾向於用集體主義的方式來實現民主，這或許是馬克思很少論及民主自由的原因之一。“社會主義不會懇求，而是要求；它不談權利，只談從束縛的社會結構中解放出來的新生活方式，在它勢不可擋的方式面前，舊的社會秩序明顯開始分崩離析。”（柏林《卡爾·馬克思：生平與環境》）

恩格斯化的馬克思主義

很多人都存在這樣一個誤解：馬克思建立了一個邏輯嚴密、無所不包的科學社會主義體系。事實上，馬克思的思想較為雜亂。在《萊茵報》任編輯期間，有同事抱怨馬克思寫稿速度太慢。他聲稱要在1850年前後寫出付印的《資本論》，直到去世也未能完成。目前能看到的三卷本《資本論》，其實並未寫完，而且馬克思生前只出版了第一卷。資本只是馬克思龐大思想體系中的一個點。

恩格斯曾經謙遜地表示，沒有馬克思，他絕對不能取得今天的成就（第二國際的領導者，擁有馬克思主義的解釋權），而沒有他，馬克思照樣能取得同樣的成就。他們的第一次相遇並不愉快，而第二次相遇暢談則頗有一見傾心之感。在馬克思一生的後40年裏，恩格斯不僅盡其全力向馬克思提供了極為豐厚的物質援助（在尚未獨立的時間裏，恩格斯接濟馬克思的錢甚至超過了自己的支出。恩格斯逝世後，他的所有遺產都留給了馬克思的女兒），還將馬克思引入了政治經濟學的大門（馬克思在多個場合稱讚恩格斯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

更為重要的是，恩格斯還將馬克思的思想系統化了。1870年代，自稱為社會主義的杜林，對馬克思的基本主張提出質疑。當時，馬克思已經疾病纏身，精力不濟，再也不能像1860年代反擊福格特那樣寫出《福格特先生》了（有不少人對馬克思這類反駁誹謗的興趣表示不解，惋惜他浪費了寶貴的精力）。恩格斯代馬克思應戰，在較短時間內寫出了《反杜林論》。《反杜林論》除了簡要概括辯證法和剩餘價值等馬克思的主要主張外，還加入了唯物主義和對未來社會主義的構想。這本比較簡明的著作，成為一切僵化唯物主義教科書的主要來源。更為重要的是，它是列寧等進入馬克思主義的啟蒙讀物，深深影響了馬克思主義在20世紀的發展。據麥克萊倫考證，《反杜林論》的發行和印刷數量，超過了名氣遠大於它的《共產黨宣言》，為馬恩系列著作之最。列寧在1905年前後的著作中，引用恩格斯的次數明顯多於引用馬克思的次數。

同樣是唯物主義者，恩格斯對唯物論的信仰程度要高於馬克思。虔敬派基督徒的家庭背景，使恩格斯對宗教的立場更為偏激和極端。檢索馬克思的著作，他很少說到唯物。某種程度上來說，唯物辯證法中的唯物具有更為鮮明的恩格斯主義色彩，而非馬克思色彩。

馬克思對資本主義制度進行了不遺餘力的批判，對社會主義的細節描繪則很少。與恩格斯對自由王國的樂觀情緒不同，馬克思較為審慎。在《資本論》第三卷中，馬克思指出，“事實上，自由王國只是在由必需和外在目的規定要做的勞動終止的地方才開始；因而按照事物的本性來說，它存在於真正物質生產領域的彼岸。象野蠻人為了滿足自己的需要，為了維持和再生產自己的生命，必須與自然進行鬥爭一樣，文明人也必須這樣做。”

從某種程度上來說，恩格斯才是為外界所熟知的馬克思主義的真正創立者，而真實的馬克思，則被遮蔽在這一巨大的幕布之後。馬克思逝世之前的馬克思主義，構想極為宏大，試圖將人類社會發展過程中遇到的所有問題都囊括其中，並給出答案。馬克思終其一生都在作這種嘗試，但完成度很低（他是一位精益求精的完美主義者，總要等到看完所有的資料之後才會動筆，而不斷新出的材料總會修正他的看法，對此，恩格斯不得不一再寫信催促他）。是恩格斯操刀，努力用淺顯直白的文字將馬克思大腦中格外複雜的思想體系呈現在世介面前。布熱津斯基將馬克思主義在20世紀的巨大影響力歸功於其“大簡化”。“大簡化”讓幾乎所有識字者都能理解和弄清楚階級鬥爭、剩餘價值這些理論，同時又為學者們提供了異化這些可以窮其一生去研究的理念。簡言之，馬克思主義的“大簡化”為各個階層的人都提供了魔力。恩格斯是首先對馬克思主義進行“大簡化”的思想家。這種“簡化”，一方面讓馬克思主義成為一個日漸完備的思想體系，另一方面不斷拋棄馬克思的一些基本主張（比如國家必然走向滅亡），表面看推動了馬克思主義的實踐，其實縮小了馬克思主義的精神內涵。正如吉拉斯所說，“政治哲學和政治實踐之間出現鴻溝是不可避免的；政治哲學越是企求合乎科學和不犯錯誤，這一鴻溝就越深。”（《鐵托：內幕故事》）馬克思主義實踐的失敗，根因即在於它的“科學”。

異化

與階級鬥爭和剩餘價值學說引起巨大爭議不同，馬克思的異化理論得到絕大多數學者的認同。不過，像階級鬥爭學說一樣，異化理論也並非馬克思的原創。（階級鬥爭學說，起源於蘭蓋與聖西門；異化理論源於黑格爾，而施蒂納至少先於馬克思前一年提出了無產階級異化理論）

個體的異化，源於資本。在馬克思看來，人與物體通常有兩種關係：一種是通過使用產生的價值關係，另一種是通過交易產生的商品關係。使用價值與價值不對等，是商品經濟發展的前提之一。通俗來說，作為商家，其出售商品A，它的使用價值必然低於交易價值。貨幣充當等價交換物之後，人們逐漸將交易價值等同於使用價值，誤以為越貴的東西越有用，越值得追求。人們不再以自己的需求，而是以交易價格來衡量某一物體的使用價值。價格將一切都商品化了，扭曲了使用價值，破壞了一個更真實、更基本、由“使用價值”構築起來的世界。按照馬克思的構想，商品-金錢-商品的模式是合理的，金錢在交換過程中只充當了一般等價物功能。但資本主義時代經濟運行的模式通常是是金錢-商品-金錢，作為手段的金錢反而成了目的。正如楊照所說，“從‘使用價值’墮落 到以‘交換價值’定義商品，再墮落到將自己的欲望讓渡給‘拜物’衝動，再墮落到以金錢衡量一切價值，再墮落到金錢又從交易計算工具上升為主宰，也就是‘資本’的出現。金錢本來是人用來購買物品的，變成‘資本’後便倒過來，變成以金錢來購買人，將人化為‘物’，為換取更多‘資本’而服務。”（《資本主義浩劫時聆聽馬克思》）

資本永不止息的逐利行為，導致個體的異化不可避免。個體異化的根源，在於資本主義體制下的勞動。資本主義來臨之前，很多人生產，主要是為了維生，而不是用於交換。在此時段，個體與勞動的分離還不明顯。比如說，我用木材給自己做了一個書桌，很有成就感和滿足感。資本主義導致社會分工不斷細化，個體的獨立性日漸削弱，只有依附他者才能生活。正如韋伯所說的，我們每個人都懂得怎麼去乘地鐵，但沒有人能獨自造出一輛地鐵來。在此背景下，異化首先表現為勞動工具的剝奪。譬如，一些文字工作者工作需要借助某個系統平臺（勞動工具）進行，而這是他無法自己生產的，只能由資方提供。勞動工具的剝奪，必然導致勞動成果與勞動本身的分離。“工人自己的勞動越來越作為別人的財產同他對立”。通俗來說，就是大家常用的吐槽句式，“公司又不是我家開的”。而且，在社會分工的背景下，個體的作用被削弱到可有可無的地位。工作原本是完善自我的媒介，現在卻成為勞動者的對立面，以至於對很多個體來講錢成為工作唯一的意義。

科學社會主義的異化及其失敗

按照馬克思的構想，社會主義會先在比較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實現。“資本主義的總危機就要爆發了”“剝奪者就要被剝奪了”……貧困得當掉衣服以至於不能出門，近乎食不果腹的馬克思，在資本主義的每一次經濟危機來臨時都表現出歇斯底里的興奮情緒。將法國視為革命中心的他，一直希望歐洲率先爆發革命，進而推動全球變革。只是，每一次危機都沒有嚴重到馬克思所期望的那個程度。

對歐洲革命興趣逐漸冷落之後，馬克思將目光轉向東方，尤其沙俄，並提出了“卡夫丁峽谷”理論。誠然，“無論哪一種社會形態，在它們所能容納的全部生產力發揮出來以前，是絕不會滅亡的”。但是，在較為落後的國家，比如亞細亞生產方式仍占主導地位的國家，國際競爭所導致的尖銳矛盾，會導致社會形態的更替或變質，即一定程度上跳躍資本主義階段而進入社會主義。很多所謂專家，喜歡用“卡夫丁峽谷”理論來解釋這一馬克思主義的錯誤：社會主義先在落後的東方而不是發達的西方出現。事實上，馬克思在提出這一設想的同時，仍然念念不忘歐洲革命。馬克思暗示俄國有率先建成社會主義的可能，但它的前提必須是歐洲革命。只有歐洲爆發無產階級革命，推翻了資本主義制度，並支援俄國，俄國社會主義才能建設成功，否則必然是變質異化的社會主義。“卡夫丁峽谷”構想，促成了托洛茨基的“不斷革命論”和蘇聯建政後短時期的革命輸出。

“愛國主義是流氓的最後避難所。”作為一名無國籍的流浪者，馬克思對詹森博士的這句話，想必心有戚戚。“工人沒有祖國，決不能剝奪他們所沒有的東西。”在馬克思看來，階級是人的第一社會屬性，因處於相類的環境裏，最能感同身受。身為世界主義者的馬克思（“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完全沒有料到民族主義在20世紀的興盛，及其對政治經濟形勢產生的深遠影響。一戰期間，民族主義取代階級鬥爭，成為西歐各國的工人階級中更具吸引力的意識形態。馬克思若生活在當代，看到混雜了民族主義，甚至將其作為內核之一的特色社會主義，想必會目眥欲裂。

“剝奪者就要被剝奪了”，它的前提是中產階層不斷無產階級化或者資產階級化，到最後只剩下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他的尖銳批評，他的恐嚇，他的主張在20世紀掀起的巨大影響力，很好地幫助資本主義進行了調試，從而延緩了“總危機”的爆發。相較於社會主義，20世紀的資本主義顯得更加靈活，它對經濟的適應性遠高於教條化了的社會主義。事實證明，一個絕對數量的中產階級始終存在。馬克思所設想的革命，仍然遙遙無期。

“天真的”列寧，在蘇聯建政之初，仍然對國家消亡理論充滿幻想。在《國家與革命》中，列寧仍然憧憬國家的完全消亡。無產階級先鋒隊存在的目的，就在於促成國家的消亡。一架龐大的機器，起初運轉是為了磨麥子，後來維持自身的運轉成為它的唯一目的。在馬克思看來，無產階級專政時間較短，而在實踐中，它的時間被無限延長了。在一些社會主義國家的話語體系中，“無產階級專政”這個詞甚至消失了。很難想像馬克思會如何看待這種實踐異化催生的紅色利維坦怪物。

對於社會主義在東西方的不同遭遇，吉拉斯如是解釋：“大簡化”了的馬克思主義，能夠幫助落後國家在較短時間內實現工業化，從而擺脫被消失或奴役的命運。他進而斷言，實現了工業化的國家，將會無一例外地拋棄馬克思主義。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的尖銳批評，任何國家在實現工業化的進程中，都會上演。所以，他在東方被視為先知，而已經實現了工業化的地區，馬克思就沒有那麼大的號召力，會被視為一位卓越的歷史學家和社會學大師。

100年前，列寧將考茨基和伯恩施坦視為修正主義叛徒。100年後，相對於特色太多社會主義因素太少的東方某國而言，西歐反而體現出更多的社會主義色彩。對那些試圖對此否認的人，只要問一句，寄望於國家干預，強化國家在經濟生活中的作用，難道不是社會主義因素嗎？

被湮沒和遺忘的巨人

稍有知識的人，幾乎每一個都聽說過馬克思，並對他的理論有一知半解的瞭解。然而，馬克思在當代一直遭受被誤解的命運。捧他的人，給他奉上“千年思想家”之類的稱號，借其名鞏固自身的合法性，而那個為無產階級鼓與呼的馬克思被捧殺了，被湮沒在又臭又長的教條糞坑之中（在50多年前，他的《資本論》甚至在某些國家被禁，因為很容易被“壞分子”用來批評時局）。罵他的人，“與惡龍纏鬥久者，自身亦為惡龍”，也將他的主張“大簡化”了，自以為高明地逐條批駁被簡化了馬克思理論。被稱為“撒旦”，對壓根不信神的馬克思來說，實在是一種嘲諷。無論是笨拙地捧他還是看似酣暢淋漓罵他的人，似乎都沒有讀過他的主要著作，因此批評或讚美看起來都顯得怪誕。

20世紀是馬克思主義大規模實踐的世紀，也是其在理論方面遭遇勁敵的世紀。相較於當今的宵小之輩，馬克思對波普爾、哈耶克、米瑟斯這些反對者，想必會有更多惺惺相惜之感，想必會有更多敬意。

應該思考，馬克思被標籤化背後反映了什麼？馬克思對資本主義弊病的批判和揭露，至今仍罕有其匹。但是，他並沒有提出很好的解決方案。對於深陷不斷異化痛苦中的個體來說，馬克思只能起到安慰鎮痛的作用，而非指路明燈。從這個角度來說，馬克思已經失去號召力了。像青年馬克思從黑格爾理念中掙脫出來一樣，或許會有人從馬克思中掙脫出來，提出另一種理論。會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