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建:約茶愛國者
這是一條與我有關的微博,是朋友私信給我看的。原博主是一位網名叫作「梁惠王」的作家:「前幾天和朋友吃飯,他說學者邵建和葛紅兵都因為談了點中日問題被愛國流氓威脅。邵建每日的生活路線被愛國流氓摸清,嚇得去鄉下躲了好久。有七八個西安愛國混混組成鋤奸團趕到上海,蹲守葛住處附近,嚇得葛半個月沒回家。但也沒聽說他們被刑拘,在中國,什麼都是區別對待的,這是一個神奇的國度。」我轉發了它,並調侃了一下自己:「有趣,我大概嚇得不敢出門了,天天宅在家裡,哪裡還敢到鄉下去啊。」
中日問題不是我的專長,我不會談;但我的確寫過若干關於愛國的文章,不知觸犯了哪路愛國者。關於愛國,我所宗旨,無非梁(任公)胡(適之)一路。
一、認為愛國需要理性,而不僅僅是激情,激情最容易被利用,而且導致暴力。
二、愛國不是愛一個抽象的國,國是具體的,首先就是組成它的所有國民,因此愛國即愛民。像2012年西安砸日系車並使車主嚴重致殘的那位青年,他把自己的行為稱為愛國,還說網上的人有一半反對,但也有一半支持。就這位年輕人的行為以及支持者言,這樣的愛國和法西斯沒有兩樣。然而,當年德國法西斯(準確地說是納粹)還真是愛國的。於是,不是愛國,而是如何愛國,現代以來,在這個有著百年愛國傳統的國家,還真一直是個問題。
不妨看看先賢們是如何對待愛國這個問題的吧,我這裡指的是胡適。
我在我的《瞧,這人——日記、書信、年譜中的胡適》一書裡,有一節題目叫「愛國癲」。這個詞就來自胡適。1915年,日本向北洋政府提出的「二十一條」傳到北美,激起了留學生的愛國熱情,在胡適看來,他的很多同學因為激憤而失卻了理智。諸如「吾輩非戰即死」,「中國人別無選擇,只有決一死戰」等,這樣的聲音讓胡適不安。年輕的胡適最後選擇了公開信的形式,「致留學界公函」,批評這種不負責任的言論。胡適對比了中日兩國的軍備與實力,指出一旦開戰,「其後果,不僅於國無所改觀,而且所得只是任人蹂躪」。他這樣批評他的同學「吾輩情緒激動,神經緊張,理智失常,可以說是得了‘愛國癲’」。
至於我本人,對這類愛國言論也很不以為然。所謂「吾輩決一死戰」,到底是誰決一死戰,是「吾」,還是「輩」?「吾」身在北美,除非回國參戰,否則,死戰的就是「輩」了。如此高蹈的愛國言論,在我看來,即使你自己決心死戰,甚至戰死,你都不應該用「輩」來忽悠,何況自己還隔著遙遠的太平洋。這樣的愛國,除了激情,就是廉價。
1933年,就中日戰爭問題,胡適在《獨立評論》上發表一篇文章《我的意見也不過如此》,是批評董時進在《大公報》上的文章《就利用「無組織」和「非現代」來與日本一拼》。這是董文對日宣戰的言論:「到必要時,我們正不妨利用百姓的弱點,一使軍閥慣用的手段,去榨他們的錢,拉他們的夫。反正我們的百姓好對付,能吃苦,肯服從,就拉他們上前線去死,盡其所有拿去供軍需,他們也不會出一句怨言。」
這樣的議論,其實也是一種「愛國癲」。胡適說他自己「真很生氣」:「我要誠懇的對董先生說:如果這才是救國,亡國又是什麼?」「這樣無心肝的‘我們’牽著無數的‘好對付,能吃苦,肯服從’的‘他們’‘上前線去死’——如果這叫做‘作戰’,我情願亡國……」董時進先生是一位優秀的農學家,他顯然是一時激憤。但這樣的愛國語,胡適和他年輕時一樣,難以接受。胡適當然不情願亡國,但在他眼裡,「國」絕不是一個抽象的對象,而是無數的血肉和生靈。世上總是先有民而後有國;故不僅國以民為本,並且在價值排序上也是民重於國。從1915到1933,在中日問題上,胡適的愛國態度一以貫之,不但是理性愛國,而且把愛民放在首位。
胡適今天過時了嗎,顯然沒有。我敘述這兩件事,真希望今天那種砸車打人的愛國者能看到。我很好奇,假如真有摸清我生活路線的愛國者,他們到底接受的是一種什麼樣的教育呢,何以與人為敵,還名曰「鋤奸」。假如有一天我真的碰上,我想我不會恐懼,君子坦蕩蕩;倒是很想和他們交流,至少我需要了解。
網上不是有過約架嗎,我不妨借這篇文章約茶。列位愛國者,我們談談吧,茶資我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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