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建：約茶愛國者

這是一條與我有關的微博，是朋友私信給我看的。原博主是一位網名叫作「梁惠王」的作家：「前幾天和朋友吃飯，他說學者邵建和葛紅兵都因為談了點中日問題被愛國流氓威脅。邵建每日的生活路線被愛國流氓摸清，嚇得去鄉下躲了好久。有七八個西安愛國混混組成鋤奸團趕到上海，蹲守葛住處附近，嚇得葛半個月沒回家。但也沒聽說他們被刑拘，在中國，什麼都是區別對待的，這是一個神奇的國度。」我轉發了它，並調侃了一下自己：「有趣，我大概嚇得不敢出門了，天天宅在家裡，哪裡還敢到鄉下去啊。」

中日問題不是我的專長，我不會談；但我的確寫過若干關於愛國的文章，不知觸犯了哪路愛國者。關於愛國，我所宗旨，無非梁（任公）胡（適之）一路。

一、認為愛國需要理性，而不僅僅是激情，激情最容易被利用，而且導致暴力。

二、愛國不是愛一個抽象的國，國是具體的，首先就是組成它的所有國民，因此愛國即愛民。像2012年西安砸日系車並使車主嚴重致殘的那位青年，他把自己的行為稱為愛國，還說網上的人有一半反對，但也有一半支持。就這位年輕人的行為以及支持者言，這樣的愛國和法西斯沒有兩樣。然而，當年德國法西斯（準確地說是納粹）還真是愛國的。於是，不是愛國，而是如何愛國，現代以來，在這個有著百年愛國傳統的國家，還真一直是個問題。

不妨看看先賢們是如何對待愛國這個問題的吧，我這裡指的是胡適。

我在我的《瞧，這人——日記、書信、年譜中的胡適》一書裡，有一節題目叫「愛國癲」。這個詞就來自胡適。1915年，日本向北洋政府提出的「二十一條」傳到北美，激起了留學生的愛國熱情，在胡適看來，他的很多同學因為激憤而失卻了理智。諸如「吾輩非戰即死」，「中國人別無選擇，只有決一死戰」等，這樣的聲音讓胡適不安。年輕的胡適最後選擇了公開信的形式，「致留學界公函」，批評這種不負責任的言論。胡適對比了中日兩國的軍備與實力，指出一旦開戰，「其後果，不僅於國無所改觀，而且所得只是任人蹂躪」。他這樣批評他的同學「吾輩情緒激動，神經緊張，理智失常，可以說是得了‘愛國癲’」。

至於我本人，對這類愛國言論也很不以為然。所謂「吾輩決一死戰」，到底是誰決一死戰，是「吾」，還是「輩」？「吾」身在北美，除非回國參戰，否則，死戰的就是「輩」了。如此高蹈的愛國言論，在我看來，即使你自己決心死戰，甚至戰死，你都不應該用「輩」來忽悠，何況自己還隔著遙遠的太平洋。這樣的愛國，除了激情，就是廉價。

1933年，就中日戰爭問題，胡適在《獨立評論》上發表一篇文章《我的意見也不過如此》，是批評董時進在《大公報》上的文章《就利用「無組織」和「非現代」來與日本一拼》。這是董文對日宣戰的言論：「到必要時，我們正不妨利用百姓的弱點，一使軍閥慣用的手段，去榨他們的錢，拉他們的夫。反正我們的百姓好對付，能吃苦，肯服從，就拉他們上前線去死，盡其所有拿去供軍需，他們也不會出一句怨言。」

這樣的議論，其實也是一種「愛國癲」。胡適說他自己「真很生氣」：「我要誠懇的對董先生說：如果這才是救國，亡國又是什麼？」「這樣無心肝的‘我們’牽著無數的‘好對付，能吃苦，肯服從’的‘他們’‘上前線去死’——如果這叫做‘作戰’，我情願亡國……」董時進先生是一位優秀的農學家，他顯然是一時激憤。但這樣的愛國語，胡適和他年輕時一樣，難以接受。胡適當然不情願亡國，但在他眼裡，「國」絕不是一個抽象的對象，而是無數的血肉和生靈。世上總是先有民而後有國；故不僅國以民為本，並且在價值排序上也是民重於國。從1915到1933，在中日問題上，胡適的愛國態度一以貫之，不但是理性愛國，而且把愛民放在首位。

胡適今天過時了嗎，顯然沒有。我敘述這兩件事，真希望今天那種砸車打人的愛國者能看到。我很好奇，假如真有摸清我生活路線的愛國者，他們到底接受的是一種什麼樣的教育呢，何以與人為敵，還名曰「鋤奸」。假如有一天我真的碰上，我想我不會恐懼，君子坦蕩蕩；倒是很想和他們交流，至少我需要了解。

網上不是有過約架嗎，我不妨借這篇文章約茶。列位愛國者，我們談談吧，茶資我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