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木賜香：打量魯迅之身前事與身後名—— 革命與被革命(五)

魯迅沒想到，自己在中山大學同樣走不動！

第一，做一個文學系主任兼教務主任，住在中山大學的大鐘樓裡，每天來找人的絡繹不絕，從早十點到晚十點；等人走完了，老鼠們又成群結隊的出來了，魯迅說它們還能打開盒子蓋吃東西；老鼠們還沒退場，大早上三個工友嘹亮的歌聲就響起來了……這一切搞得魯迅啥也乾不成，文章都寫不出來了。那就搬到外面去住吧，幸虧有現成的燈泡——魯迅與許廣平當時還不好意思單獨住一起，就拉上了好友許壽裳（由於魯迅的推薦，許壽裳緊隨其後也到了中山大學；許廣平名為助教，實際上乃是校方安排他做魯迅的生活秘書而已），三人到外面合租房子住去了！

第二，希望魯迅做「戰士」「革命家」的不只是實際主持校務的中山大學委員會委員、國民黨政客朱家驊，還有各種面目的革命學生與激進人士。在廈大，就有學生勸過魯迅：「別人胡罵你，你要回罵。還有許多人要看你的東西，你不該默不作聲，使他們迷惑。你現在不是你自己的了。」這種規勸讓魯迅打了個寒噤，感嘆曰：「嗚呼，一戴紙冠，遂成公物，負‘幫忙’之義務，有回罵之必須。然則固不如從速坍台，還我自由之為得計也。」［1］等到了廣州，又有人發表《魯迅先生往哪裡躲》的文章，說魯迅到了廣州，不但不曾恢復「吶喊」的勇氣，反而無話可說了。編輯在案語里聲明，這不是「惡意的笑罵」，乃是「好意的希望和慫恿」。［2］可見魯迅走到哪裡都能碰見二貨，嫌他不夠激進不夠鬥士呢。以至於魯迅在給朋友的信里訴苦說：「我在這裡，被抬得太高，苦極。」［3］

比較能反映魯迅革命與文學之意見的，當是這期間他給黃埔軍校所作的一次演講：《革命時代的文學》。在這次演講中，魯迅告訴這些軍人：革命家做出的文學才叫革命文學；而一般文學對於革命是沒有偉力的，因為文學是餘裕的產物，表示的是一民族的文化；大炮的聲音要比文學的聲音好聽，一首詩嚇不走孫傳芳，但一聲炮就能轟走；好的文章是自由流露的，宣傳與鼓動革命的文學是無力的，先定題目後寫出的文章，是八股，在文學中並無價值；當然文學家做幾篇文章，也能贏得稱譽與虛名：「譬如一個烈士的追悼會開過之後，烈士的事情早已不提了，大家倒傳誦著誰的輓聯做的好：這實在是一件很穩當的買賣」。［4］這話說得，馬上讓我想起了魯迅的《紀念劉和珍君》。誰知道劉和珍啊，但誰不知道寫劉和珍的魯迅呢？

魯迅的革命文學理論是否正確，咱就不用糾結了。這裡我想說的是，魯迅畢竟是魯迅，他對「革命」本身是門兒清的，早已發現了革命的另一面——當許壽裳問他對廣州印象如何時，他回的是：「革命策源地現在成為革命的後方了，還不免是灰色的。」［5］魯迅這話可以翻譯成這樣的：革命前的許諾都是青的，革命後的現實就都是灰的了。

其時喜歡和魯迅湊堆兒的革命青年，有很多是共產黨那邊的，中共廣東區委還特別安排了廣東區委學生運動委員會副書記、中共中山大學支部領導的社會科學研究會幹事畢磊與魯迅聯繫，在畢磊的引領下，魯迅還與「老仁侄」——陳獨秀的長子陳延年秘密會見一次，據說陳延年「認為魯迅思想發展得很好，已經是我們的人了」。［6］許廣平的回憶更煽情：「魯迅深深感到孤獨的悲哀。幸而黨的領導像明燈一樣照耀著每一塊土地，魯迅在此期間，見到了一些黨的負責人如陳延年等同志。魯迅正在考慮如何把黨的精神貫徹到工作中去，正在觀察各方面的情況，聯合更多的青年，突然……」［7］

所謂的「突然」，就是國共兩黨以蔣介石在上海發動「四一二」事件為標誌，宣告合作鬧崩，廣州緊隨其後發生「四一五」事變。魯迅眼看著一個一個共產黨學生被國民黨那邊抓去，卻無力營救（畢磊就是在「四一五」事變後被抓而處了死刑的）——當年國共兩黨合伙製造「三一八」事件，自己和他們一塊兒大罵段祺瑞政府；現在國民黨卻在革命的大本營、自己掌權的地方，製造同樣的事件，按許廣平的說法：「這個血的教訓，比三一八又深一層了。」「這種反常的舉動，比北洋軍閥還黑暗。」［8］自己還罵不罵國民黨政府呢？

第三，魯迅最討厭的胡適信徒、與陳源一塊兒嘀咕自己的《中國小說史略》有抄襲之嫌的歷史學新秀顧頡剛居然也要來中大！當初魯迅在廈大，就很不願與其共事；現在自己來中大了，這姓顧的居然又跟著來了。是可忍，孰不可忍？按許壽裳的說法，魯迅聽了「勃然大怒」，說「他來，我就走」。［9］

第四，許廣平雖然親共，但她當時人微言輕，不是什麼人物，魯迅就不同了，作為文化大家，大家都認定他是親共的——確實親共，陳延年把他當「自己人」了，許廣平更是認定他已開始貫徹「黨的精神」了。流言難免就出來了，有的說他為逃避清黨，跑到漢口了，而武漢的國民政府還在汪精衛手裡，沒有與中共翻臉呢……流言之下，魯迅的書稿與文章都沒得出版與發表了。他發現，不管是北洋政府的五色旗下，還是國民政府的青天白日旗下，都是一樣的思想管制。莫不成革命成功後都這德性麼？

不走又如何？

4月29日，魯迅提交辭呈，中間幾番推卻輓留，6月6日獲准（與他一同辭職的還有許壽裳，校方對許的辭職是立即批准，對魯迅則輓了幾輓）。上次任職廈大，為期四個半月，這次任職中大，五個月！用許壽裳的話說，魯迅這次從北京到廈門，再到廣州，僅一年的時間，但「生活是不安的，遭遇是創痛的」。［10］

1927年9月，魯迅偕許廣平離開廣州，10月到達上海。兩人先是住旅館，後是在建人的幫助下，租住了房子。人家許壽裳忙於公乾，當然不能再來給他們做電燈泡了，兩個人的同居自此公開！

教育部的差事沒了，大學的教授津貼沒了，身邊還多個花錢的女人，魯迅的焦慮感當然有的。雖然對蔡元培不太感冒，兩人關係有所疏遠，但是聽說蔡元培要搞中央大學院——乃蔡元培模仿法國大學院給民國政府搞的改革，其理想是想借由大學院和大學區（全國劃分成幾大學區），廢除教育廳，以大學區的大學校長兼理地方教育行政，以學人兼教育行政工作。首任院長蔡元培，首任秘書長許壽裳。大學院聘請的特約撰述員月薪三百元，魯迅動心了。聽說蔡公有意請自己（好友許壽裳提前給他透露了一下意思），但長時間內沒等到下文，於是借推薦學生給老蔡之機，親自給老蔡寫了一份謙卑恭敬的示好信，這信還真起作用了——信是12月6日寫的，12月18日，魯迅就接受了老蔡的聘任，做了大學院的特約撰述員。對魯迅來講，撰述不撰述無所謂，重要的是每月300元大洋（次年10月蔡元培的改革宣告失敗，重新恢復了教育部體制。大學院失敗原因之一就是經費過於龐大，老蔡同志如此慷政府之慨，也怪不得失敗）。

估計是深有體會，所以魯迅寫於9月發表於12月的《小雜感》對革命二字作了深刻闡述：「革命，反革命，不革命。革命的被殺於反革命的。反革命的被殺於革命的。不革命的或當作革命的而被殺於反革命的，或當作反革命的而被殺於革命的，或並不當作什麼而被殺於革命的或者反革命的。革命，革革命，革革革命，革革……」［11］魯迅這個雜感，可能既包含了當年同盟會對他們光復會會員的暗殺，也包含了最近國共兩黨的翻臉。不管怎麼說，魯迅對所謂的「革命」早已有了自己的看法則是一定的，更要命的是，這看法太陰准了！

也可能是拿了國民黨政府的高薪，也可能是共產黨統戰需要，總之，1928年初，魯迅陷入了上海兩個馬列主義文學社團——創造社和太陽社的夾擊。可能是馬列主義的熏陶，也可能是原本的人性使然，總之，對魯迅的攻擊惡毒而蠻橫。當然，革命黨人向來如此。其中典型的代表作乃是郭沫若署名杜荃的《文藝戰線上的封建餘孽》一文，在文章的最後，郭沫若給魯迅扣了諸多大帽子：「他是資本主義以前的一個封建餘孽。資本主義對於社會主義是反革命，封建餘孽對於社會主義是二重的反革命。魯迅是二重性的反革命的人物。以前說魯迅是新舊過渡期的游移分子，說他是人道主義者，這是完全錯了。他是一位不得志的Fascist(法西斯諦)！」［12］其他咱就不一一列舉了，只列出文章名字：《死去了的魯迅》《魯迅賣狗皮膏藥》《文壇上的貳臣傳·魯迅》《魯迅大開湯餅會》《魯迅的狂吠》《魯迅與托派》《魯迅願作漢奸》［13］……大家從中就能看出——正如魯迅所說，這些力倡革命文學的傢伙確實是在「胡說」，不值得「一一辯駁」。［14］

被罵得狗血噴頭可以不予理會，但被罵得莫名其妙就得關注一下了——因為他們從馬列那裡搬來很多唬人的、他們自己也半懂不懂的新名詞，於是魯迅被倒逼得也開始研究馬克思主義了，買了一大堆的馬列著作，比如恩格斯的《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列寧的《論中國革命問題》、馬克思恩格斯的《共產黨宣言》、恩格斯的《婚姻及家庭的發展過程》，還有《俄國工人黨史》《階級鬥爭理論》《唯物論與辯證法的基本概念》《唯物史觀解說》《文學與革命》《無產階級文學理論》《蘇俄的文藝政策》《新俄國文化的研究》等。與此同時，共產黨員柔石、馮雪峰等人相繼走入了魯迅的生活之中。

1928年底，以張學良的東北易幟為標誌，國民黨政府完成了南北統一。中國又一個新的朝代開始了。與此同時，創造社與太陽社對魯迅的攻擊遭遇中共中央批評，遂漸漸平靜下來，到了1929年，包括周恩來在內的中共高層開始發出指示，對魯迅的批評與指責是錯誤的，他不反對黨，我們應該把他團結過來云云。於是中共召集其控制的創造社、太陽社等各方面的負責人員開會，決議：一律停止對魯迅的謾罵與攻擊，即使人家反罵咱，咱也不要回嘴了。同時派馮雪峰等人去和魯迅談話，告訴對方：不吵了好不？那個，黨批評俺們了！［15］

這一切對魯迅來講，意味著一個新的開始麼？

（責任編輯：楊光）

附參考文獻：

［1］魯迅：《華蓋集續編·續編的續編·廈門通信三》，《魯迅全集·第三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412頁；

［2］魯迅：《三閒集·在鐘樓上》，《魯迅全集·第四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35-36頁；

［3］魯迅：《書信·致章廷謙》，《魯迅全集·第十二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21頁；

［4］魯迅：《而已集·革命時代的文學》，《魯迅全集·第三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436-437頁；

［5］許壽裳：《亡友魯迅印象記》，人民文學出版社1953年版，第72頁；

［6］李何林：《魯迅年譜（增訂本）·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83頁；

［7］許廣平：《廈門和廣州》，《魯迅回憶錄》，作家出版社1961年版，第70頁；

［8］許廣平：《廈門和廣州》，《魯迅回憶錄》，作家出版社1961年版，第71頁；

［9］許壽裳：《亡友魯迅印象記》，人民文學出版社1953年版，第73頁；

［10］許壽裳：《亡友魯迅印象記》，人民文學出版社1953年版，第73頁；

［11］魯迅：《而已集·小雜感》，《魯迅全集·第三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556頁；

［12］杜荃：《文藝戰線上的封建餘孽——批評魯迅的<我的態度氣量和年紀>》，《圍剿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94頁；

［13］文章參見梁實秋等：《圍剿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14］魯迅：《書信·致章廷謙》，《魯迅全集·第十二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120頁；

［15］李何林：《魯迅年譜·第三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4年版，第17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