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木賜香:打量魯迅之身前事與身後名—— 革命與被革命(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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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07-29*到了1929年,包括周恩來在內的中共高層開始發出指示,對魯迅的批評與指責是錯誤的,他不反對黨,我們應該把他團結過來云云。於是中共召集其控制的創造社、太陽社等各方面的負責人員開會,決議:一律停止對魯迅的謾罵與攻擊,即使人家反罵咱,咱也不要回嘴了。同時派馮雪峰等人去和魯迅談話,告訴對方:不吵了好不?那個,黨批評俺們了!

魯迅沒想到,自己在中山大學同樣走不動!

第一,做一個文學系主任兼教務主任,住在中山大學的大鐘樓裡,每天來找人的絡繹不絕,從早十點到晚十點;等人走完了,老鼠們又成群結隊的出來了,魯迅說它們還能打開盒子蓋吃東西;老鼠們還沒退場,大早上三個工友嘹亮的歌聲就響起來了……這一切搞得魯迅啥也乾不成,文章都寫不出來了。那就搬到外面去住吧,幸虧有現成的燈泡——魯迅與許廣平當時還不好意思單獨住一起,就拉上了好友許壽裳(由於魯迅的推薦,許壽裳緊隨其後也到了中山大學;許廣平名為助教,實際上乃是校方安排他做魯迅的生活秘書而已),三人到外面合租房子住去了!

第二,希望魯迅做「戰士」「革命家」的不只是實際主持校務的中山大學委員會委員、國民黨政客朱家驊,還有各種面目的革命學生與激進人士。在廈大,就有學生勸過魯迅:「別人胡罵你,你要回罵。還有許多人要看你的東西,你不該默不作聲,使他們迷惑。你現在不是你自己的了。」這種規勸讓魯迅打了個寒噤,感嘆曰:「嗚呼,一戴紙冠,遂成公物,負‘幫忙’之義務,有回罵之必須。然則固不如從速坍台,還我自由之為得計也。」[1]等到了廣州,又有人發表《魯迅先生往哪裡躲》的文章,說魯迅到了廣州,不但不曾恢復「吶喊」的勇氣,反而無話可說了。編輯在案語里聲明,這不是「惡意的笑罵」,乃是「好意的希望和慫恿」。[2]可見魯迅走到哪裡都能碰見二貨,嫌他不夠激進不夠鬥士呢。以至於魯迅在給朋友的信里訴苦說:「我在這裡,被抬得太高,苦極。」[3]

比較能反映魯迅革命與文學之意見的,當是這期間他給黃埔軍校所作的一次演講:《革命時代的文學》。在這次演講中,魯迅告訴這些軍人:革命家做出的文學才叫革命文學;而一般文學對於革命是沒有偉力的,因為文學是餘裕的產物,表示的是一民族的文化;大炮的聲音要比文學的聲音好聽,一首詩嚇不走孫傳芳,但一聲炮就能轟走;好的文章是自由流露的,宣傳與鼓動革命的文學是無力的,先定題目後寫出的文章,是八股,在文學中並無價值;當然文學家做幾篇文章,也能贏得稱譽與虛名:「譬如一個烈士的追悼會開過之後,烈士的事情早已不提了,大家倒傳誦著誰的輓聯做的好:這實在是一件很穩當的買賣」。[4]這話說得,馬上讓我想起了魯迅的《紀念劉和珍君》。誰知道劉和珍啊,但誰不知道寫劉和珍的魯迅呢?

魯迅的革命文學理論是否正確,咱就不用糾結了。這裡我想說的是,魯迅畢竟是魯迅,他對「革命」本身是門兒清的,早已發現了革命的另一面——當許壽裳問他對廣州印象如何時,他回的是:「革命策源地現在成為革命的後方了,還不免是灰色的。」[5]魯迅這話可以翻譯成這樣的:革命前的許諾都是青的,革命後的現實就都是灰的了。

其時喜歡和魯迅湊堆兒的革命青年,有很多是共產黨那邊的,中共廣東區委還特別安排了廣東區委學生運動委員會副書記、中共中山大學支部領導的社會科學研究會幹事畢磊與魯迅聯繫,在畢磊的引領下,魯迅還與「老仁侄」——陳獨秀的長子陳延年秘密會見一次,據說陳延年「認為魯迅思想發展得很好,已經是我們的人了」。[6]許廣平的回憶更煽情:「魯迅深深感到孤獨的悲哀。幸而黨的領導像明燈一樣照耀著每一塊土地,魯迅在此期間,見到了一些黨的負責人如陳延年等同志。魯迅正在考慮如何把黨的精神貫徹到工作中去,正在觀察各方面的情況,聯合更多的青年,突然……」[7]

所謂的「突然」,就是國共兩黨以蔣介石在上海發動「四一二」事件為標誌,宣告合作鬧崩,廣州緊隨其後發生「四一五」事變。魯迅眼看著一個一個共產黨學生被國民黨那邊抓去,卻無力營救(畢磊就是在「四一五」事變後被抓而處了死刑的)——當年國共兩黨合伙製造「三一八」事件,自己和他們一塊兒大罵段祺瑞政府;現在國民黨卻在革命的大本營、自己掌權的地方,製造同樣的事件,按許廣平的說法:「這個血的教訓,比三一八又深一層了。」「這種反常的舉動,比北洋軍閥還黑暗。」[8]自己還罵不罵國民黨政府呢?

第三,魯迅最討厭的胡適信徒、與陳源一塊兒嘀咕自己的《中國小說史略》有抄襲之嫌的歷史學新秀顧頡剛居然也要來中大!當初魯迅在廈大,就很不願與其共事;現在自己來中大了,這姓顧的居然又跟著來了。是可忍,孰不可忍?按許壽裳的說法,魯迅聽了「勃然大怒」,說「他來,我就走」。[9]

第四,許廣平雖然親共,但她當時人微言輕,不是什麼人物,魯迅就不同了,作為文化大家,大家都認定他是親共的——確實親共,陳延年把他當「自己人」了,許廣平更是認定他已開始貫徹「黨的精神」了。流言難免就出來了,有的說他為逃避清黨,跑到漢口了,而武漢的國民政府還在汪精衛手裡,沒有與中共翻臉呢……流言之下,魯迅的書稿與文章都沒得出版與發表了。他發現,不管是北洋政府的五色旗下,還是國民政府的青天白日旗下,都是一樣的思想管制。莫不成革命成功後都這德性麼?

不走又如何?

4月29日,魯迅提交辭呈,中間幾番推卻輓留,6月6日獲准(與他一同辭職的還有許壽裳,校方對許的辭職是立即批准,對魯迅則輓了幾輓)。上次任職廈大,為期四個半月,這次任職中大,五個月!用許壽裳的話說,魯迅這次從北京到廈門,再到廣州,僅一年的時間,但「生活是不安的,遭遇是創痛的」。[10]

1927年9月,魯迅偕許廣平離開廣州,10月到達上海。兩人先是住旅館,後是在建人的幫助下,租住了房子。人家許壽裳忙於公乾,當然不能再來給他們做電燈泡了,兩個人的同居自此公開!

教育部的差事沒了,大學的教授津貼沒了,身邊還多個花錢的女人,魯迅的焦慮感當然有的。雖然對蔡元培不太感冒,兩人關係有所疏遠,但是聽說蔡元培要搞中央大學院——乃蔡元培模仿法國大學院給民國政府搞的改革,其理想是想借由大學院和大學區(全國劃分成幾大學區),廢除教育廳,以大學區的大學校長兼理地方教育行政,以學人兼教育行政工作。首任院長蔡元培,首任秘書長許壽裳。大學院聘請的特約撰述員月薪三百元,魯迅動心了。聽說蔡公有意請自己(好友許壽裳提前給他透露了一下意思),但長時間內沒等到下文,於是借推薦學生給老蔡之機,親自給老蔡寫了一份謙卑恭敬的示好信,這信還真起作用了——信是12月6日寫的,12月18日,魯迅就接受了老蔡的聘任,做了大學院的特約撰述員。對魯迅來講,撰述不撰述無所謂,重要的是每月300元大洋(次年10月蔡元培的改革宣告失敗,重新恢復了教育部體制。大學院失敗原因之一就是經費過於龐大,老蔡同志如此慷政府之慨,也怪不得失敗)。

估計是深有體會,所以魯迅寫於9月發表於12月的《小雜感》對革命二字作了深刻闡述:「革命,反革命,不革命。革命的被殺於反革命的。反革命的被殺於革命的。不革命的或當作革命的而被殺於反革命的,或當作反革命的而被殺於革命的,或並不當作什麼而被殺於革命的或者反革命的。革命,革革命,革革革命,革革……」[11]魯迅這個雜感,可能既包含了當年同盟會對他們光復會會員的暗殺,也包含了最近國共兩黨的翻臉。不管怎麼說,魯迅對所謂的「革命」早已有了自己的看法則是一定的,更要命的是,這看法太陰准了!

也可能是拿了國民黨政府的高薪,也可能是共產黨統戰需要,總之,1928年初,魯迅陷入了上海兩個馬列主義文學社團——創造社和太陽社的夾擊。可能是馬列主義的熏陶,也可能是原本的人性使然,總之,對魯迅的攻擊惡毒而蠻橫。當然,革命黨人向來如此。其中典型的代表作乃是郭沫若署名杜荃的《文藝戰線上的封建餘孽》一文,在文章的最後,郭沫若給魯迅扣了諸多大帽子:「他是資本主義以前的一個封建餘孽。資本主義對於社會主義是反革命,封建餘孽對於社會主義是二重的反革命。魯迅是二重性的反革命的人物。以前說魯迅是新舊過渡期的游移分子,說他是人道主義者,這是完全錯了。他是一位不得志的Fascist(法西斯諦)!」[12]其他咱就不一一列舉了,只列出文章名字:《死去了的魯迅》《魯迅賣狗皮膏藥》《文壇上的貳臣傳·魯迅》《魯迅大開湯餅會》《魯迅的狂吠》《魯迅與托派》《魯迅願作漢奸》[13]……大家從中就能看出——正如魯迅所說,這些力倡革命文學的傢伙確實是在「胡說」,不值得「一一辯駁」。[14]

被罵得狗血噴頭可以不予理會,但被罵得莫名其妙就得關注一下了——因為他們從馬列那裡搬來很多唬人的、他們自己也半懂不懂的新名詞,於是魯迅被倒逼得也開始研究馬克思主義了,買了一大堆的馬列著作,比如恩格斯的《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列寧的《論中國革命問題》、馬克思恩格斯的《共產黨宣言》、恩格斯的《婚姻及家庭的發展過程》,還有《俄國工人黨史》《階級鬥爭理論》《唯物論與辯證法的基本概念》《唯物史觀解說》《文學與革命》《無產階級文學理論》《蘇俄的文藝政策》《新俄國文化的研究》等。與此同時,共產黨員柔石、馮雪峰等人相繼走入了魯迅的生活之中。

1928年底,以張學良的東北易幟為標誌,國民黨政府完成了南北統一。中國又一個新的朝代開始了。與此同時,創造社與太陽社對魯迅的攻擊遭遇中共中央批評,遂漸漸平靜下來,到了1929年,包括周恩來在內的中共高層開始發出指示,對魯迅的批評與指責是錯誤的,他不反對黨,我們應該把他團結過來云云。於是中共召集其控制的創造社、太陽社等各方面的負責人員開會,決議:一律停止對魯迅的謾罵與攻擊,即使人家反罵咱,咱也不要回嘴了。同時派馮雪峰等人去和魯迅談話,告訴對方:不吵了好不?那個,黨批評俺們了![15]

這一切對魯迅來講,意味著一個新的開始麼?

(責任編輯:楊光)

附參考文獻:

[1]魯迅:《華蓋集續編·續編的續編·廈門通信三》,《魯迅全集·第三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412頁;

[2]魯迅:《三閒集·在鐘樓上》,《魯迅全集·第四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35-36頁;

[3]魯迅:《書信·致章廷謙》,《魯迅全集·第十二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21頁;

[4]魯迅:《而已集·革命時代的文學》,《魯迅全集·第三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436-437頁;

[5]許壽裳:《亡友魯迅印象記》,人民文學出版社1953年版,第72頁;

[6]李何林:《魯迅年譜(增訂本)·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83頁;

[7]許廣平:《廈門和廣州》,《魯迅回憶錄》,作家出版社1961年版,第70頁;

[8]許廣平:《廈門和廣州》,《魯迅回憶錄》,作家出版社1961年版,第71頁;

[9]許壽裳:《亡友魯迅印象記》,人民文學出版社1953年版,第73頁;

[10]許壽裳:《亡友魯迅印象記》,人民文學出版社1953年版,第73頁;

[11]魯迅:《而已集·小雜感》,《魯迅全集·第三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556頁;

[12]杜荃:《文藝戰線上的封建餘孽——批評魯迅的<我的態度氣量和年紀>》,《圍剿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94頁;

[13]文章參見梁實秋等:《圍剿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14]魯迅:《書信·致章廷謙》,《魯迅全集·第十二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120頁;

[15]李何林:《魯迅年譜·第三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4年版,第17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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