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乌克兰社会主义者生前的警告

我们可以从1970-80年代对苏联政治犯的声援运动中吸取什么教训？什么原因导致如今西方左翼持续不断的阵营主义？为了纪念现已离世的左翼运动老将马尔科·博伊岑，我们发表了他的文章："一个独立的乌克兰的民主与社会主义 "的现实意义。

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在加拿大和美国东北部出现了一个由乌克兰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组成的激进左翼组织。我们是战后乌克兰民族主义移民的儿女，也是在自由民主得国家长大并上大学的第一代人。我们认为自己是乌克兰族裔的加拿大公民，而不是移民，但在我们组织激进的发展过程中，我们也对乌克兰的局势产生了强烈的关注。

我们这一代人在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在各种抗争的浪潮中成长，包括了学生运动、反对越南战争的抗议活动、非裔美国人和原住民的运动、女权运动、争取多元文化权利的斗争和魁北克民族运动，以及反抗传统权威、服从和保守的社会风气的反文化运动。

我们关注在欧洲东西部国家发生的事情，也包括法国、捷克斯洛伐克和苏联。乌克兰60年代的那一代人shistdesiatnyky（字面意思是“60 年代的人”，1960年代争取自决的文化和政治运动）对我们产生了特别深重的影响。我们阅读了他们的作品，Lina Kostenko、Ivan Dziuba、Vyacheslav Chornovil、Lev Lukianenko 和 Ivan Kandyba。我们知道他们在1968年抗议华沙条约组织的军队入侵捷克斯洛伐克，而对 "布拉格之春 "的粉碎也是对他们进一步镇压的开始。他们是我们理解乌克兰的核心点，因为他们告诉我们的事物与我们父母告诉我们的完全不同，可以说他们就是我们思想激进化的一个关键因素。

从这种广泛的国际经验中，出现了一个更加政治化和自我组织的团体，其议程是为了争取散居在全球各地的我们的权利和我们对乌克兰的美好愿望而斗争。就后者而言，我们的统一口号是 "为了一个独立的乌克兰的民主和社会主义"。

我们的战略目标是挑战美苏统治阶级对东西方对话的垄断，打破华约国家民主、民族、工人和民权运动的孤立状态，以及保护他们免受苏联和当地政府镇压。

我们的目标是让社会主义集团的这些运动在西方更广为人知，促进西方和东方的新解放运动之间的独立对话，并与东方的同行建立起国际团结和提供实际援助。

我们的方法是由保卫苏联政治犯委员会网络组织的抗议行动，出版和发行有关乌克兰事务的英文杂志（META）和乌克兰语杂志（Diyaloh），提供有关国际政治和东方反对派运动的重大发展的信息、分析和辩论。我们组织了秘密运输并向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和苏联的反对派团体分发文献、打字机和基本印刷设备。我们与这些国家的流亡反对派团体和西方社会主义组织进行合作，把他们和我们的文献运往了东欧。

为了开展这项工作，组织内的一些成员从加拿大搬到西欧学习或长期居住。我们是一个由大约25名成员组成的小团体，而公开和秘密得工作持续了大约13年，直到1985年。到那时，60年代开始的激进化浪潮已经基本平息了。作为一个统一的、仍然活跃的组织，我们还没有与苏联公开化和改革同步。

1968-2018

我们过去的经验对今天有什么意义？有哪些延续性和缺失，我们如何为我们的工作制定新的视角和新的目标？

我们确实实现了一些目标，比如帮助确保释放列昂尼德-普柳什和皮奥特-格里戈连科等政治犯。他们和其他囚犯事后告诉我们，他们的监禁条件不那么难以忍受了，因为当局知道，他们自己也知道，其他国家的人在为释放他们进行宣传。这意味着国际团结是有效和有价值的，尽管监禁我们所保护的人的政府从未承认这一点。

今天，在俄罗斯和乌克兰被边缘化和压制的活动家，如果能够得到来自国外更好的国际支持，他们可以得到更好的保护，他们的声音就可能得到倾听。这需要一个长期的国际声援运动，而首先就是对那些在监狱和强迫流放的人。 

我们组织在70年代采用的广泛目标：民主、社会主义和独立，有哪些目标仍然有效？

这三种态度都没有失去其相关性，但社会经济和国家政治背景发生了根本变化。

苏联已经解体。新一轮的移民潮已经抵达西欧和北美。乌克兰成为一个正式的独立国家。在乌克兰有一个新的和腐败的统治阶级，他们剥削社会的劳动力，侵犯其民主权利，并不能保护其国家主权，以抵御一个重新崛起的俄罗斯国家。

2004年的橙色革命和十年后的尊严革命都未能将统治阶级赶走。曾经，乌克兰被嵌入进苏联，站在冷战铁幕的东边，而今天，乌克兰是俄罗斯和西方帝国主义之间竞争的对象，它不在任何一个阵营中，而是处于它们之间的前线。乌克兰统治阶级被双向拉入两个竞争阵营（北约、欧盟、欧亚经济联盟、俄罗斯安全领域）的区域扩张和霸权愿望之中。

西方和俄罗斯之间的这些竞争主导着国际话语。与冷战时期一样，对于乌克兰的现状以及该国在国家间体系和全球经济中的地位，仍然需要一个独立的国际观察站，将乌克兰社会的利益作为其立场，而不是其统治阶级的利益。这种观察站可以由国外的活动家联盟组织，提出并传播自己的批评、分析和政策建议，以及支持独立的劳工运动、人权团体、LGBT群体和倾听其他乌克兰人的建议。

我们仍然需要恢复植根于普遍解放哲学的乌克兰激进传统，以对抗极右翼的完整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传统。在斯大林主义的历史灾难和向西方民主和市场化经济的过渡失败之后，这无疑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我们的组织在70年代将社会主义作为我们的目标之一，这既是由于我们所处的西方环境对我们的影响，也是由于我们自己重新发现了乌克兰本土的社会主义传统，这个传统与斯大林主义相抗衡，几乎被斯大林主义完全消灭了。

后者来自于我们对1917年革命、20世纪20年代的苏联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民族主义运动的研究。我们面对的是斯大林主义和整体民族主义学校制造的历史空白和伪造的历史叙事。这些空白和篡改今天仍然在东西方年轻一代的意识形态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到了今天，历史的重写在乌克兰仍在继续，但现在是在非共产主义法律和国家记忆研究所阐明的新意识形态的要求下进行。历史的叙事方式，被用来为新的乌克兰统治阶级提供合法性，并打压其批评者。

最后我们需要扪心自问，为什么这么多西方左翼人士未能像反对美帝国主义那样反对普京政权的罪行。谁在为今天乌克兰和俄罗斯的镇压受害者和政治犯辩护，更不用说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和俄罗斯东部其他地区了。

还有一个比单纯的缺乏思想更深层次的问题：每一次对既定秩序的历史性反抗浪潮都被瓦解后，会再次被融合到现实之中。这样的过程会留下了一些上一代行动者的残余影响，他们用过去的激进主义的话术发声，但在现实里却保护了另一个邪恶势力的利益。在国际政治中，这种现象被我们称为阵营主义。

我们乌克兰社会主义者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试图为苏联政治犯辩护时，面临的主要障碍之一是来自一些国际上的左翼同志。他们对我们谴责斯大林主义镇压的反应是，他们认为西方国家机构如中央情报局在拉丁美洲进行的镇压更加糟糕。这种道德相对主义实际上是在为斯大林主义洗白，为其罪行开脱，实际上是在声称苏联是比西方先进资本主义更优越、更进步和更人道的文明。

这是一种隐蔽的阵营主义，一种有利于保护苏联统治阶级免受免受资本主义复辟批判的政治倾向，主要包括其国内批评者，即安德烈·萨哈罗夫、皮奥特·格里戈连科、列昂尼德·普柳什和穆斯塔法·哲米列夫等不同政见者构成政治批判。后来的历史也证明了，恢复资本主义的是执政的苏联共产党，而不是该党的批评者。

今天的西方左翼不过是70年代左翼浪潮投射的一个褪色的影子。有些人甚至质疑它是否还值得被称为 "左翼"。而我们必须面对最后的左翼群体中蕴含的阵营主义取向，而这一次是表现在捍卫俄罗斯的普京政权及其在乌克兰、叙利亚和其他地方的所作所为。因此如果今天我们想要有效地捍卫和建立团结，我们就必须反对左翼的普京主义，对抗这种当代的阵营主义。它覆盖的范围很广，从对苏联的蒙昧主义怀旧到由俄罗斯国家本身培养和资助的西方游说团体的行动。

作者:Марко Бойцун 译者：阿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