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人，该让普京下台了：解析拜登政府对俄下一步战略

瓦格纳雇佣兵失败的叛乱已经揭露了一个事实，曾经被视为顶尖政治强人的弗拉基米尔·普京其实可能并不能很好的把握他手中的权力。随着普京寻求重新夺回控制权，人们普遍猜测瓦格纳的领导人叶夫根尼·普里戈任的叛乱对普京政权的未来意味着什么，以及俄罗斯的对手是否会利用普京当下的软弱。

拜登政权面临着一个稀有的机遇：给遭受来自西方的经济与外交制裁长达17个月的俄罗斯人民一条出路，以向普京政权施压。普京发动的入侵行动已经给俄罗斯带来了难以忽视的灾难，超过五万人死亡，十五万人受伤，大约一百万社会中流砥柱出逃，国内经济被严重拖累，该国在世界舞台上正面临着百年以来最严重的孤立。然而根据民调结果，俄罗斯公众对于战争和普京的支持率看上去还保持稳定。在某种程度上，俄罗斯人觉得认为除了艰苦前行之外别无选择。但是美国有能力铺设另一条路。为此，美国总统乔·拜登应该清晰地勾勒出战后俄罗斯的模样，就像威尔逊总统为1918年战后的德国所做的。

经过四年的战斗，1918年秋天促使德国投降的众多因素之一是来自美国的明确信息。那年早些时候，威尔逊向德国承诺“公正的和平”，概述了战后秩序的愿景，在这种秩序中，德国人将无法否认其他国家的基本权利，而且德国本身也将获得这些相同的权利。 1918年2月，威尔逊在美国国会表示：“不得吞并、不得捐款、不得惩罚性赔偿。民族意愿必须得到尊重。现在，人们只能在自己同意的情况下被统治。”

威尔逊的承诺是伪善的，这点不可否认，毕竟他持有种族主义观点，并且在自己的祖国支持深化种族隔离的吉姆·克劳法（Jim Crow Laws）。如果德国最高统帅部知道他们最终几乎被迫接受的和平条款，他们无疑会继续战斗。但威尔逊承诺德国可以在不受羞辱、无需支付巨额赔偿的情况下结束战争。这为德国军事领导层寻求摆脱1918年10月这场注定没法取胜的战争时提供了依据，并最终导致柏林政权的更迭，他们的初衷是谈判以争取这一惩罚性较小的停战协议。

今天，通过阐述一个将俄罗斯充满希望的未来囊括在内的和平解决方案，拜登也许能够吸引权力殿堂内（军队、政府机构和私营企业）有影响力的俄罗斯人，以产生类似的结果。这些人会想象，他们能让国家走上新的道路。拜登不应该在一场颂扬民主或新世界秩序的宏大威尔逊式演讲中提出这一愿景。相反，他应该阐明美国及其盟国和合作伙伴将采取的一系列实际步骤，使俄罗斯成为国际社会受尊敬的成员，而不是一个下等国家——“一个巨大的朝鲜”。如同历史学家斯蒂芬·科特金（Stephen Kotkin）所述，如果俄罗斯坚持目前的路线，有一天她可能就会成为那个样子。这一承诺应附带三个条件：俄罗斯从乌克兰全境撤军、承诺尊重乌克兰主权并缓解与西方的紧张关系，以及普京下台。

历史学家罗伯特·格沃斯（Robert Gerwarth）在其著作《1918 年 11 月：德国革命》中解释道：“威尔逊的公正和平思想对于 1918 年 1 月至 9 月期间德国将军保罗·冯·兴登堡和埃里希·鲁登道夫的战略考虑来说并不重要。”然而，到了当年 11 月，格沃斯写道：“德国所能希望的最好的结果就是没有赢家或输家的温和‘威尔逊式和平’。”那时，德国无论是在国内或前线都已经筋疲力尽了。在国内，德国民众正遭受粮食短缺，劳工骚乱日益严重。在战场上，盟军正逐步推进，扭转了德国从其成功但代价高昂的春季攻势中取得的成果。德国军队的士气也在崩溃，越来越多的美国军队加入战斗，德国来自奥匈帝国、保加利亚和奥斯曼帝国的盟友们纷纷投降。 11月初，当德国海军指挥部考虑对英国舰队发起最后一击，甚至可能是自杀式攻击时，德国水手在基尔市发生叛变，引发了更广泛的革命。

格沃斯解释说，德国高层“了解美国需要得到一些（德国）内部改革的迹象，才能开启正式的对德谈判”。格沃斯认为，理解这点是至关重要的，以此我们就能明白为什么德国政治体制“突然转念向国会制度改革”。因此，德国高层将领领导了一场自上而下的“革命“，德皇威廉发起了其“愤世嫉俗的民主化进程”。最终，美国向德国传达了这样的信息：要开始停战谈判，德皇必须下台——于是他就下台了。

历史的比喻总是不能尽善尽美，特别是事关复杂的政治争端时。1918年的德国有着活跃的政党政治和一位羸弱的领导人。在经历了四年的战争之后，德国见识到美国介入后战场上的力量平衡的改变。这和当下的俄罗斯是有显而易见的巨大区别的。陷入战争泥沼的德国，相比于仅仅遭受着制裁的俄罗斯，感受到来自世界更严重的剥夺感。而且，那些活跃的政党也有发动权力更迭的能力。尽管情况略有不同，但威尔逊给德国人开出的条件仍然为拜登说服俄罗斯人推翻普京作出了榜样。

拜登需要通告俄罗斯，只有终止战争并让克里姆林宫改旗易帜才是回头路。这份演讲最重要的听众是俄罗斯的精英阶层，军政商届的内部人士们。莫斯科的新政府必须减少敌意，保持武力管制，释放美国人质，比如记者埃文·格仕科维奇（Evan Gershkovich）和前美国海军陆战队员保罗·惠兰（Paul Whelan），释放俄罗斯政治犯，比如阿列克谢·那瓦利内（Alexie Nalvany）和弗拉基米尔·卡拉·穆尔扎（Vladimir Kara-Murza）。它还必须废除普京在开战时颁布的压迫性政策，包括一系列将异议者、批评家和反对派视为非法的举措。只有在俄罗斯政府完成这些步骤以后，美国才能同意撤回对俄罗斯的制裁并解开外交上的孤立。美国会鼓励清算那些该对战争罪行负责的人，而不是惩罚大众。

拜登在演讲中可以谈到他如何希望看到俄罗斯人再次前往欧美旅行和学习，在西方寻找工作、拉拢客户和投资者、与国际合作伙伴开展前沿科学研究合作、自豪地参加明年夏天的巴黎奥运会。重点是要描绘出一幅俄罗斯的未来图景：繁荣和与欧洲的紧密联系，而不是贫困和孤立。

拜登的这样的讲话将断言西方与俄罗斯建立积极关系的障碍是普京。拜登可以提醒俄罗斯人，当他上任时，他寻求与普京接触和合作，并于2021 年 6 月在日内瓦与普京举行了峰会。几个月后，普京无缘无故地对乌克兰发动了残酷的入侵。他向西方领导人表明，他不值得信任，因此无法促成持久和平。他已经失去了所有的可信度。国际刑事法院因涉嫌战争罪对他发出逮捕令。只要普京领导俄罗斯，美国和俄罗斯就会成为对手，美国的制裁就会继续存在。

传递这样的演讲也可能带来一些坏处。当然，普京将全力反对美国对政权更替的呼吁并且把矛头指向美国，这会导致战争的延长。但普京才是那个一早就发起战争的人。呼吁把他赶下台的演讲显而易见地确认了美国正尝试着废除普京并发掘他政权中的漏洞，这有加重他的偏执的危险。他很可能对他的潜在敌人发动大清洗，或者再次威胁使用核武器，提高军事扩大化的风险。

但是普京并不会自我毁灭。他偏执是因为他想要生存下来，而不是迈入一场毁灭世界的大火。普京想尽一切办法把这场战争渲染成俄罗斯与西方世界的史诗般的冲突，而美国应该做的是把战争的核心绑定到普京身上。

意料之中的是，这样的讯息在一开始不会得到多少俄罗斯人的支持。反西方的思想在那里有深厚的土壤，并且俄罗斯官方媒体不会让一位美国总统的言论在电波中不受审核地轻易流传。但是俄罗斯并不是个密不透风的罐头，尤其是我们的目标受众是该国精英阶层而不是广泛的公众。

普利戈任对莫斯科的进军已经惊吓了不少人，包括寡头、技术官僚和军官们。此前人们完全不敢想象普京如此明显地对局面失去掌控。尽管精英们受惠于普京才能坐上现今的位置，但他们受到了惊吓。对于很多人来说，入侵乌克兰是令人震惊的，他们也能切身体会到制裁和经济匮乏带来的挤压感。今年早些时候泄漏出来的一段录音掀开了窗帘的一角：两位俄罗斯精英对克里姆林目前的做法大为不满。战况愈发不利后，普利戈任引发的骚乱更是揭露了“老大哥”可能已经丧失了威望。

俄罗斯精英阶层并不都是勇敢的自由派，甘愿为了国家付出性命。他们反而是一伙只为自己着想的人，所以才在这些年来一直追随普京。但是普利戈任的进军可能让他们有了二心。普京创造了一个以他为中心的权力系统，这就代表着在他下台后，这些人获取权力和财富的途径也会断裂。普利戈任与普京在某种意义上是连贯的，他代表着另一种支持战争的强硬民族主义立场。但如果普利戈任上台，普京的阵营内部就会出现混乱。当普京失去掌控力，俄罗斯体制里的精英们大概率会有一个替代方案。那些之前被排挤出权力中心的人将会冒着风险追求另一种充满希望的繁荣的未来，终结战争，放弃强硬的民族主义。直到现在，他们都不敢这么做，但普利戈任几乎打到了莫斯科。

普遍的假设是，一种强硬的俄罗斯民族主义将会取代普京。但普京自己本来就是这种思潮的代表了。强硬派可能会要求加倍投入作战，但战场上的失败将显得他们的主意如此站不住脚。比方说，动员更多人上战场会加剧国内的不满。俄军会被命令发动更多白费苦工的反攻，而这恰恰是1918年十月德国海军起义的缘由，继而引发了更大范围的革命。

反抗普京的运动会发展成什么样我们无法预测，但在普利戈任骚乱之后，想象这样的场景不再是做白日梦。有的时候，局势仅仅需要一个火花。设想一些被高层命令惊吓到的俄军中层军官，紧张地担忧着俄军残破枯竭的未来，他们会把握住拜登为他们提供的出路。有了他们的直属部下的支持，这些军官就会拒不服从作战命令甚至推翻他们的上司。如果普京没法控制瓦格纳集团，他真的能掌控整个军队吗？莫斯科或者地方上的的政府官员和宗教人士可能会观察到风向的转变并且对政权更替放任自流，就像他们面对普利戈任时也毫无作为一样。为什么不设想一下，公众和前线士兵决定相信他们自己的判断，或者支持一个新的克里姆林政府呢？

这样的局势发展是一条出路，但它可能永远也不会发生。德国人在九个月后才接受了威尔逊总统的提议。俄罗斯人得意识到他们已经输掉了战争，为此我们需要的是乌克兰在战场上的胜利而不是美国总统的一番演说。但是，在军队、精英和公众心中种下一颗理念的种子，提醒他们还有一条逃离战乱的出路，将来才可能收获果实。

俄罗斯大众正在忍受这场战争。尽管民调显示战争支持度还保持高位，华盛顿威尔逊中心凯南研究所的政治科学家基里尔·罗戈夫（Kirill Rogov）认为，在支持战争的问题上，“中位数选民是自相矛盾、不稳定并且不统一的，不可预料的民意变化随时会发生。”在俄罗斯境外运转的独立媒体媒体Meduza曾被克里姆林认为是“外国间谍”，当他们问到为什么一些读者任然支持战争的时候，其中一位回应者称“只有输掉战争比战争本身更坏。”他们说得看上去除了继续作战以外没有别条路能走了，失败或者投降只会导致巨量的赔偿和无尽的耻辱。发动战争可能是一个错误，但俄罗斯已经在错误的路上走的太远了，抽身离去并不现实。美国人对这种感觉应该不陌生，想想阿富汗、伊拉克还有越南。只要卷入战争，几乎没有人想放弃并且坐视国家遭受羞辱。

尽管目前我们还很难预想普京被放逐，普利戈任已经提醒了全世界就算在莫斯科一切也皆有可能。就像1918年的德国，战场上的进一步失利是普京被废除的前提条件，但很明确的是他并不能免疫前线发生的事情带来的影响。所以，乌克兰人持续不断的战斗胜利和西方坚定不移的对乌援助是很关键的。毕竟，如果不是看不到胜利的希望，威尔逊说的话对于德国指挥官们来说也算不上什么。

与后普京时代的俄罗斯重铸可接受的和平关系将会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俄罗斯必须忍受乌克兰加入北约和欧盟的可能性。波兰和波罗的海三国会不可避免的抵制与俄罗斯修复关系或终止欧盟制裁。乌克兰有权正义地要求俄罗斯为战争罪行和战争造成的破坏进行赔偿并负责重建。但现实是，俄罗斯并不会在战后被完全征服，这给战后重建的要求带来了难度。乌克兰或者海牙国际法庭需要在俄罗斯人自愿交出战犯的情况下才能审判他们。

此前提议的战争解决方案都坚持削弱俄罗斯或者逼迫俄罗斯大幅度退让，这只会刺激强硬民族主义者们。（我们必须注意到，威尔逊在巴黎和会上对英法绥靖做法的让步导致了最终德国新生民主体制的瓦解，纳粹党得以上台。）美国反而应该想俄罗斯人保证，一旦他们能终止战争，尊重乌克兰主权，减少与西方世界的紧张感并且放逐普京，他们就能从战败和衰落中拯救他们的国家，并且给俄罗斯一个睦邻友好共同发展的机会。

作者简介：马克斯·伯格曼 (MAX BERGMANN) 是斯图尔特中心以及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欧洲、俄罗斯和欧亚项目的主任。2011年至2017年，他在美国国务院担任过多个职务，包括政策规划人员。

译者简介：蓝奥菲，南京非著名思想家，毕业于澳洲国立大学。主研暗物质环对早期星系气体动力学的影响和手征对称性破缺引力波的引力透镜效应。平日喜思考天上的星星转动和地下的众生匍匐，时有执笔翻译，难得亲自创作，几乎不与人为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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