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没有嘴巴，而我必须呐喊

一

对于关注中国社会的人来说，2022年是无比「致郁」的一年。而在刚刚过去的几天，我的心情格外低落。疫情封控下的兰州，刚刚又发生了一场悲剧。一个三岁男孩，由于突发的煤气泄漏事故生命垂危。父亲发现危情后，使尽了各种手段求救。先是向社区求助，社区要求打120，但120久久不通，接通后又迟迟不来。父亲又试图自己带着孩子拦车求救，遭遇社区工作人员阻拦。明明医院近在咫尺，却因为这一切推诿和阻拦，耽搁数个钟头。最终，孩子错过了抢救的黄金时间，失去了生命。

自从2020年春天疫情爆发开始，这样的悲剧在中国已经不知发生了多少次。可是这一次，我还是被深深触动了。孩子走时才三岁，疫情也已经持续了三年。网络上流传着一句话：「疫情三年，就是孩子的一生。」说得冰冷刻骨，却又无比真实。

我渐渐回想起几个月前的上海疫情。那段时间，奥密克戎刚刚传入中国，开始在上海大规模爆发。也许不少人还依稀记得上海封城期间的惨象。在其中一则故事中，一位突发哮喘的病人，由于小区被封控，求助无门，家人拨打120后也遭遇了久等不来的困境。当时有一辆急救车恰巧路过，但车上的急救人员面对着情况更为危急的病人，不仅见死不救，还对绝望求救的家人冷漠地关上车窗，扬长而去。看着视频中绝望呼救的病人家属的绝望呼救和冷若冰霜的急救人员，我震撼不已。在难以入眠的深夜，我蜷缩在床角，用手机一点点打出千余文字，反思被体制之恶所纵容和助长的人性之恶。我把那些文字发表在朋友圈里，那也是我第一次尝试在熟人圈子中直白地表露对社会议题的完整看法。

此后的上海疫情继续，直到三个月后才趋于缓和。我们也正是在如此这般抑郁、无奈和悲愤交加的情绪中度过了三个月。之所以如此关注上海，一方面原因，自然是因为我的很多亲人，包括媳妇的全家人，都生活在上海。而更重要的原因，则是因为这是中国自2020年的武汉疫情爆发以来，第一次经历如此大规模的封控，见识到平日歌舞升平的城市陷入困境和混乱，见识到公权力的横冲直撞如何把人间变为地狱，以及许许多多的普通人，是如何为了维护自己仅剩的自由和尊严，而在与制度的对抗中头破血流、遍体鳞伤。

也正是在那个时刻，世界各国的疫情正在一步步趋于缓和，人们在一点点恢复正常的生活。反观中国，当时的社会舆论焦点还停留在「是否应该坚持动态清零」。现行政策的支持者，常常把放松极端封控，采用更科学、人性化防控手段的思路污名化为「躺平」，并大加口诛笔伐；而反对者则会用「防疫爱好者」之类的戏谑称呼反唇相讥。围绕着一些标志性的人物，如上海著名的张文宏医生，观点之间的冲突往往火药味变得更加浓烈，一群人奉其为意见领袖和专业权威的代言人，另外一群人则冠以「给境外势力递刀子」、「卖国贼」等种种可笑的文革式大帽子。

然而，即使是诸如此类的争论也并未持续多久。因为不久之后，人们就等来了中央铿锵有力的措辞：坚持与「躺平」心态作斗争，坚持「动态清零」总方针不动摇。于是乎，一切关于防疫政策的讨论，便一夜之间成了「妄议国政」。而那些反对极端封控的声音，霎时间变成了需要被「革命」的斗争对象，被一个个鲜艳的红色404所取代。张文宏医生也似人间蒸发一般，在网络上的踪迹被一扫而空，不留踪迹。

尽管如此，如同王小波在《花剌子模国信使问题》中所说：杀死信使并没有阻止坏消息的发生。一桩桩悲剧和闹剧，继续在这片热土上此起彼伏地上演。上海之后，「清零」热潮已经超越了病毒的散播速度，遍布这个国家的城市和乡村，大街和小巷。

二

当我回头翻看自己在八个月前的那个义愤填膺的夜晚写下的粗糙文字，一时间难以抑制的的压抑让我喘不上气。让人感到悲哀的，不仅仅是悲剧在发生；更是因为，彼时彼刻的悲剧，和此时此刻的悲剧何其相似。同样是封控之下静止的城市，同样是被剥夺生存自由的普通人，同样面对着突发事故中亟待救助的亲人，同样遭遇着社会救助体系的全部失灵，同样被政策执行者如冷血动物一般地拒绝，同样在绝望中眼睁睁看着生命逝去。

更可怕的是，任何一个稍微关注中国社会现实的人都会轻易地了解到，悲剧不是零星发生的「过去时」，而是在每一寸国土上不断发生的「现在进行时」。在所有这些故事中，只有少数「幸运」地逃脱了舆论审查的魔掌获得了更大范围的关注；更多的故事，连在网络空间中多存活一分钟的机会都没有。

我不知道会不会有那么一天，人们会像犹太人统计大屠杀遇难者一样，把这些因极端封控失去生命的人的姓名收集起来，小心仔细地记录，汇聚成一座由名字组成的纪念碑。我只想到北野武谈到日本大地震时所说的那句常被人提起的话：

「灾难并不是死了两万人这件事，而是死了一个人这件事，发生了两万次。」

米兰昆德拉在书中引述过尼采的「永劫回归」观：「想想我们经历过的事情吧，想想它们重演如昨，甚至重演本身无休无止地重复下去」他说，正是「永劫回归」的不存在，「构成了世界赖以立足的基本点，因为在这个世界里，一切都预先被原谅了，一切皆可笑地被允许了」。

请允许我在这里「活用」尼采的说法。在我看来，当下中国的社会现实，正正是「永劫回归」的可怖体现。武汉渡过的劫，西安要再渡一遍；西安发生的悲剧，上海要再演一遍。而上海所经历的，又在延边、成都、贵阳、郑州、拉萨、呼和浩特、乌鲁木齐、兰州、以及其它难以一一列举的城镇村庄，再经历千千万万次。像极了一个恶毒的编剧，用同一个剧本导演的一系列血腥闹剧。无尽的永劫回归，正如伟大领袖的任期，前路茫茫无尽头。

就在兰州三岁男童事件发生的当晚，当愤怒的居民在小区门口聚集起来，向封控人员和政府「要个说法」的时候，迎接他们的，是三辆满载特警的运兵车。手持防暴盾，身着白色防护服的「人民卫士」，队伍齐整，口号洪亮，向人群高喊：退后！退后！

「一切都预先被原谅了」，即使是那些不配被原谅的；「一切皆可笑地被允许了」，即使是那些本不该被允许的。

三

翻看着朋友圈，我那些身在国外或北上广深的一众「朋友」们，照旧一派歌舞升平的和谐景象，好像一切都相安无事、岁月静好。我感到胸中一股无名业火，不知朝何处发泄。我向来不喜在网上喊空洞口号，也从不主动参与线下抗争，自认为只是个怯懦而平凡的普通人。我常抱一种虚妄的乐观主义，认为作为一个能量有限的普通人，启蒙的工作应该从身边最亲近的两三人开始。这也正是为什么我总在熟人网络中传播价值和表达观点的原因。但这样的做法，真的会有任何改变吗？我忍不住陷入了自我怀疑。

伴随着这份自我怀疑，我回想起几天前的荒诞一幕。「二十大」刚刚结束，随着习近平正式终结连任限制开始史无前例的第三任期，中国也进一步陷入了重归极权，甚至重返文革的危险中。伴随着对未来的失望和焦虑，我在网上找到一段被广为转发的文字，那是一段加缪在1940年二战期间勉励众人的话：

「今年，希冀幸福将是徒劳的，通过工作去建造幸福才是关键。不要希冀任何事，而是要做点什么。不要等待着他人从头至尾地构建你的命运，尤其是当命运仍掌握在我们手中。《共和党人晚报》今年不会祝您幸福，因为它知道您的身体和精神正在经历重创。但它需要您保持必要的力量和漬醒，去努力维持您自己的宁静与尊严。」

我默默把这段话转发在朋友圈中。一位老同学，紧随其后转发了新一届政治局常委亮相的官方新闻，并附上了一大段热情洋溢的赞美之词，结尾赫然写道：「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我和他，两段并排陈列的文字中间，好似有一道无形的墙，区隔开两个平行世界。看着屏幕里整齐划一、铿锵有力的排比句，我无言以对。毫无瑕疵的陈词滥调。《生命不能承受之轻》中媚俗（kitsch）最完美的演绎。

我时时刻刻都提醒自己，不要用高高在上的态度评判他人。并非每个人都像我这么幸运，占尽了生活的便宜。我尽力设身处地为那些沉默的人着想，更为那些为体制鼓掌的人着想。我无比理解，那些身在国内的朋友有多么身不由己，言不由衷。专制带来的一以贯之的恐惧，深入每个中国人的骨髓，而现在它又一次变得越发肆无忌惮，以至于连鼓掌不热烈都变成一种罪行。可我又忍不住义愤填膺。我的愤怒不针对我的那位同学，也不针对任何一个个体。我的愤怒在于我们的生活所体现出的一场巨大荒谬。

这荒谬让我想起贵州不久前发生的那起震惊全国的车祸。疫情封控期间的贵阳，一车被强制转运到异地的居民，行驶在深夜山高路险的山路中，不幸跌落山崖。这多么像是对我们现今处境的悲凉隐喻：一群无辜的人，被强迫着在黑夜中穿行于危途，目标不明，前途未卜。每个人都妄求精神状态堪忧的司机残存最后一点理智，不要把整车人带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而最大的悲凉，甚至不在于我们的处境，而是那些「乘客」此时此刻的反应。没有反抗，甚至没有愤怒。只有可怕的沉默，假装事不关己的自欺，甚至无知的兴奋。我们经常用「装睡」来讽刺那些不肯承认现实、揣着明白装糊涂的人。但我不无悲观地想，这是否也只是在自欺欺人？是否有一种可能，我们默认的那些不言自明的「真相」和「真理」，也许只存在于我们自己的认知体系中；而对于大多数人，那些「真相」和「真理」，其实从来就不存在？

早先读到一则苏联笑话：说的是「真诚」、「才智」和「党性」三种品质，每个人只能拥有两种。我和人开玩笑说，若是把笑话的内容稍作改动，把「党性」替换为「乐观」，便恰好能形容我当下对中国人的想法：拥有「真诚」和「乐观」的人，也许真的没有脑子；拥有「乐观」和「才智」的人，也许只是在骗人骗己。而对于那些尚存理智又一腔热血的人，想要继续以乐观心态面对满目疮痍的社会现实，何其难也。

我发现自己也陷入了一种可悲的荒诞中：既无法像有些身居海外的朋友一样，置身事外、隔岸观火，埋头于岁月静好的生活；又无法像有些依然生活在国内的朋友一样，学会麻木、学会忘记，学会戴着镣铐和体制共舞，学会对身旁的苦难扭过头去视而不见。

这世界的荒诞，把我的生活也变成了荒诞。作为幸运地享受着改革开放红利的「最后一代」，对于如何面对幻想破灭的未来，如何重建对生活的信念，我找不到答案。

四

翻看着自己转发的一篇又一篇文章，如今已大多被审查机器迅速地删除，了无痕迹。空无一物的界面上面只剩下一个又一个大大的红色感叹号，就像一座又一座数字墓碑。我想起了杨继绳先生的巨著《墓碑》开篇的一段话：

「墓碑是凝固的记忆。人类的记忆是国家和民族赖以进步的阶梯，是人类航程前进的路标。我们不仅要记住美好，也要记住罪恶，不仅要记住光明，也要记住黑暗。极权制度下的当权者隐恶扬善，文过饰非，强制地抹去人们对人祸、对黑暗、对罪恶的记忆。因此，中国人常犯历史健忘症，这是权力强制造成的健忘症。我立的这块墓碑恰恰是让人们记住人祸、黑暗和罪恶，是为了今后远离人祸、黑暗和罪恶。」

个人的人生，与国家的历史相比，如同流星一般，稍纵即逝。如果你翻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也会看到那一幕幕的「永劫回归」曾经和正在发生。从土改到大跃进，从反右到文革，再到现在的「大清零运动」，极权制度擅长变幻出各式各样花哨的言辞，为自己如出一辙的暴行粉饰打扮。我们现在经历的一切，也只不过是这无尽轮回中的小小一瞬间。

我不知道发生在这片土地上的「永劫回归」何时才能走向尽头。我甚至不知道，我还能做些什么。我的慷慨陈词，在朋友圈中应者寥寥，像在对着空谷呐喊。我想象着一个场景，我们在黑夜中寻找着光明，小心地照看着身旁同伴的身影。我们怀揣着恐惧，刻意保持着与彼此安全的距离。我们微弱的温度甚至不能为其他同行者带去安慰。这是我们的宿命，也是我们的悲哀。

然而我又生发出一种莫名的信念：一切执拗和坚持，冥冥之中自有其意义。面对生活的荒诞，我别无选择。只能用自己的方式，记录下这一篇活着的历史，记录我们的悲哀和愤怒的声音，以及我们在找寻光明的路上留下的痕迹。无论文字多么粗糙，道理多么粗浅——写作，就是我的抗争，就是我们存在过的证明。正如哈兰·艾里森 (Harlan Jay Ellison) 那篇著名科幻小说的标题：我没有嘴巴，而我必须呐喊（I Have No Mouth, and I Must Screa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