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二三年终总结

不知不觉间，我们又匆忙度过了一年。与充满悲伤、愤怒、荒诞、绝望等等极端情绪的二零二二相比，二零二三年显得格外波澜不惊。回望这一年，我的脑海中浮现起不久前的某个夜晚，我们的城市遭遇了猝不及防的寒潮来袭，整整一夜，风雨吹打窗棂的声音扰得人难以入眠。第二天清晨醒来出门去，风暴退散，空气安静得令人诧异，但路边蓦然一颗横卧的巨树，沉默地宣示着昨夜风暴留下的痕迹。如果把一年的时光浓缩成永恒一日，那么把二零二三年形容为这狂风骤雨后的平静，也许正恰如其分。

对于这个世界而言，这依然是不太平的一年，在某些角落，天灾人祸还在继续，在其它角落，新的悲剧闹剧又轮番上演。那个我在去年的今天形容为「愈发精致、愚钝、冷漠、虚伪」的世界，似乎也并没有什么本质的改变。纽约时报发布年终摄影集锦，标题叫《一个疲惫不堪的世界》，真是贴切。

对于许多人而言，这是在灾难过后重拾生活的一年。我继续着工作、学习、阅读和写作，但心境不再像从前那样常常陷入「意难平」的状态。表达欲变少了，这一点从花费在自由写作的时间上体现得尤为明显；生活变忙碌了——二零二三年，我们完成了许多旅行，有些是自觉自愿，有些是被逼无奈——在罗马圣天使城堡，我们见证了宛如神迹降临的古城晚霞；在长途通宵大巴上，我们在惊慌和疲惫中迎来了难忘的美东朝霞。我开始从零开始学习一门新语言，由零起步学习一个文明的历史，还在继续学习更多技能和知识。但若要问在这一年里我学会的最重要的知识，莫过于：安然享受颓废。挥霍时间，虚度光阴，这听起来既奢侈又不合时宜。但在整整一年与自己的愤怒、无力和抑郁相对以后，这样的荒废又显得格外珍贵和安心。

二零一九年的香港留下一句话：「We won‘t return to normality, because normality was the problem.」我们不会回归「正常」，因为「正常」本身即是问题所在。「重启生活」、「回归正常」也许曾经是很多人对二零二三年的展望，但宏观形势的发展也许会让这些希望变得渺茫。对理性和常识的漠视，以及无孔不入的国家机器，使得当权者一纸敕令就能轻易决定一个行业的前途和无数人的命运，这样的闹剧在后疫情时代的二零二三年依然不断发生着。许多人把希望留给未来，有些人选择「放下谏言情结，尊重国家命运」，还有一些人选择离开，在异国重建生活——在新年的第一天，我不想假充算命先生，对未来横加评断。有时候，我会回想起生命中的某些时刻，回想起十年前那个决心踏出国门的自己，毕业时焦头烂额只为求得一份工作的自己，疫情时决定留下的自己。每个人的生活轨迹，无非是由一些关键时刻的关键选择所塑造。回望那些严重的时刻，在当时当刻常常显得漫不经心、平平无奇。并非所有选择都轻而易举，但没有人的选择是错误的——只要他/她诚实地面对自己的内心。

二零二四年，标志着我在美国生活的第十个年头。在这十年里，重入校门、找到工作、寻得伴侣，一步一步将自己隐藏成异乡里的普通人。十年听起来很长，但若想要移栽的植物落地生根，只恨光阴太仓促短暂。年底机缘巧合偷偷潜逃回故乡，听父母聊起家里的恩怨琐事，只觉得稀松平常的家长里短，在我听来恍如隔世。身在异域，远离了许多人习以为常的社会关系和人情纽带，收获独立自由的同时，也渐渐安于孤寂平淡。我和妻都不好交际、不爱热闹，除了和公司同事打交道之外，平时总是两人独处的时间多。甚至疫情期间被封在家里几个月，大眼瞪小眼，倒也怡然自得。十年时间让我认清了，在异乡，我永远成不了局内人；但在故乡，我也终将成为局外人。一切恰似诗人Ijeoma Umebinyuo的诗句：

「Too foreign for home, too foreign for here. Never enough for both.」

我想起十年前的某个冬夜，自己独自飞到美东某个偏远的小城参加一场学校面试，天降大雪，我在齐膝深的雪里深一脚浅一脚，从空无一人的航站楼走到空无一人的公共汽车站。像是等了几百年，提前查到的一路公交车死活不来，终于耐不住寒风，硬着头皮登上了一辆陌生的公交车。车上没乘客，黑人司机一言不发地开着车，我终于鼓起勇气，操着蹩脚的英文向他问路。黑人大哥提醒我做错方向了，仔细告诉我换乘正确路线的车站，怕我听不清，又重复了好几遍。临了，他塞给我一张车票：用它坐下一路车。我问他多少钱，他说没关系，算我请你的。

我总忘不了这件小事。我们这些异乡人，常常只能依赖陌生人的善意。

新的一年到了，我们总应该怀着善意面对未来。一九九七年的新年夜，王小波祝福我们：「能远离一切古怪的事，大家都能做个健全的人」。十几年过去了，我只想问问这个世界：我们是否真正远离了那些「古怪的事」？我们是否成为了在心灵和智识上更健全的人？

作家Paula McLain在《绕日飞行》中写道：「未来是一片迷雾，令人胆怯，但不妨走下去，看看命运给我们准备了什么。」新的一年，我们继续走下去，不停留，也不回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