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寧墓：蘇聯帝國的末日歲月》第二部第4章：被欺淩與被侮辱的

在一個煙霧彌漫的角落裡，在一間潮濕的、因為窮而用來做住房的小破屋裡，有一個手藝人剛從睡夢中醒來。他整夜夢見一雙靴子……

——費奧多爾·陀思妥耶夫斯基，《窮人》，1845年

1985年，當我第一次來到俄羅斯時，我乘坐一輛旅遊巴士穿過莫斯科，車上擠滿了一群英國社會主義者。他們都是衣著入時的觀光客，穿著矯形鞋和塑膠雨衣，雨衣可以折疊進“比手掌大不了多少”的包裝袋。他們想抱怨早餐太難吃——冰冷的卡莎、劣質的咖啡、粗魯的服務員——但他們知道不應該這樣做。

我們坐在座位上，伴隨著陣陣呼哧呼哧的馬達聲，大巴向北駛向紮戈爾斯克修道院。導遊的英語說得像電影裡的臥底間諜一樣嗑吧，喋喋不休地講述著無神論和宗教自由在蘇聯“完美地”結合。“這是社會和精神的縮影，”她含糊地說，但面帶微笑。乘客們既沒有力氣也不願意反駁她。他們擦了擦窗戶上朦朧的霧氣，透過一個個小圓圈，看著莫斯科在一個灰濛濛的早晨醒來，急匆匆趕去上班。經過和平大道，我們在紅燈前停下。借著昏暗的路燈，我注意到一個穿著棕色破爛外套的女人在門口乞討。她彎下腰，眼睛一直盯著人行道，以免別人看到她的臉。她把手伸向人流。我看到她的手掌裡有幾枚5戈比的硬幣，不過從大家走過她身邊的樣子看，可能是她自己放進去的，作為暗示。公車上，我後面一排的一位女士舉起手，問導遊這是怎麼回事。“和倫敦不一樣，”這位女士說，“難道這個國家不關心窮人嗎？”

“乞討很罕見，”導遊說，但很快就別過臉去，接著說道。“事實上，你們看到的這個女人很有可能是外國人。或者吉普賽人。”不消說。導遊嚇壞了，我們都為她手心捏一把汗。在沉默中，我們走完了剩餘的路程，抵達俄羅斯神聖的中心。

那是蘇聯帝國最後的落日餘暉。在勃列日涅夫、安德羅波夫和契爾年科的統治下，這個政權漂浮在巨大的石油利潤海洋上。在全球能源危機最嚴重的時候及其後，國家掠奪了西伯利亞、亞塞拜然和哈薩克大量的石油儲備，從而為蘇聯政府提供了所需的資金，支撐著龐大的軍工綜合體。經濟的其他部分也一塌糊塗，依靠行賄受賄和貪污腐敗的原則運行，但只要世界原油價格居高不下，克里姆林宮就不會在意。仍然有足夠的財富讓商店裡擺滿四種乳酪、冬天的廉價靴子和3盧布的伏特加。

但在戈巴契夫於1985年3月掌權時，石油貿易榮景不再。經濟泡沫已經破滅。蘇聯邁入了高科技時代，但卻沒有屬於自己的技術，根本無法與之競爭。蘇聯只能勉強維持生存。有一個“最佳例子”可以很好地概括這種情況——“蘇聯製造了最好的微型電腦！它們是全世界最大的！”儘管西方國家遲遲沒有注意到，但冷戰最大的敵人已經岌岌可危、搖搖欲墜了。正如《每日電訊報》的夏恩·斯邁利所說，“擁有導彈的上沃爾特”。

一開始，人們並不瞭解蘇聯貧困的狀況，也很難將其量化。1988年，報刊上關於史達林精神狀況的文章仍然遠遠多於關於無家可歸、嬰兒死亡率或營養不良的報導。就好像新聞界隱隱約約認同艾德蒙·威爾遜半個世紀前對莫斯科的觀察一樣：“人們逐漸意識到，儘管他們的衣著單調乏味，但幾乎不存在貧困；雖然城市沒有繁華的地方，但也沒有墮落的地方。街上沒有令人震驚的景象，沒有窮困潦倒的人，沒有可怕的疾病，沒有老人在垃圾桶裡翻撿東西。我從來沒有發現任何類似貧民窟的地方，也找不到任何污穢不堪的街區。”但現在衰敗無處不在。威爾遜看不到或不願意看到的每一個貧窮跡象，現在都普遍存在，慘不忍睹。在每一個角落，每一個城市和每一座村莊，你都會與貧困不期而遇。

一個冬日的下午，我穿過《莫斯科新聞》辦公室外一個小型的街頭示威遊行，來到高爾基大街上一家破舊的咖啡館。我又冷又餓，於是買了一碗稀湯寡水的羅宋湯，在一張公共餐桌旁坐下。

“你要勺子嗎？”

坐在我旁邊的女人微笑著，露出滿嘴鋼牙。她把自己的勺子遞給我，一個很脆弱的東西，也很髒，但確實是個勺子。她說她叫葉蓮娜，過去8年來一直住在火車站和機場。夏天，她睡在莫斯科郊外一些比較偏僻的公園裡。“有時我在火車進站後擦地板，一天能掙5盧布，”她說。“現在我身無分文，我擁有的一切就是你所看到的——一件大衣和我身上穿的衣服。”葉蓮娜說，她的一些朋友被丈夫和男友趕出公寓，無處可去。她寫信向各級黨組織求助，但從未得到回復。

葉蓮娜的朋友，一個名叫列昂尼德的流浪漢加入了我們。“我給米哈伊爾·戈巴契夫、安德列·葛羅米柯等所有人都寫過信，”他說。“我希望我的工作和生活權利能得到蘇聯憲法的保障。”

葉蓮娜點了點頭。“你知道嗎，”她說，“這個國家有成千上萬像我們這樣的人。成千上萬。”

“實話告訴你吧，我在這裡撿空瓶子賣，每個20戈比，可能比城裡的建築工人還掙得多。”靠拾荒為生的維蒂亞·卡索科斯說。“我最大的問題是不得不睡在火車站，或垃圾場的某個箱子裡。如果幸運的話，我還是想在城裡找份活。”

多年來，當國家電視臺還在播放有關紐約街頭流浪漢的紀錄片，作為反對資本主義的廣告時，莫斯科警方卻徒勞地試圖讓自己的無家可歸者遠離人們的視線。但隨著無家可歸者人數激增，他們的努力也付諸東流。莫斯科的“蚊族”——“無固定居住場所”的人——棲身於墓地、火車站、建築工地和地下室。他們最喜歡的地方是莫斯科高層建築的頂層，那裡空無一人，只有通風管道和暖氣管道。他們中有醉漢、被遺棄的兒童、精神病患者——這些人掉進了官僚主義的深淵，再也無權在公寓等候名單上佔有一席之地。蚊族偶爾工作，有時為了錢，有時為了一瓶伏特加。你會看到他們下午幫當地的酒肆卸下送貨車上的伏特加。他們會在公園和垃圾堆上收集空瓶子，然後換成零錢。在機場和火車站，蟻族會幫助司機拉客，然後從中抽取一點傭金。在莫斯科，他們可能會在商店為你排隊占位置；在中亞，他們會在棉花收穫時下田做季節工。

在莫斯科喀山車站，一個名叫埃裡克的流浪者說，只要我給他買一瓶酒，他就會跟我無話不談。我提議去商店排隊買伏特加。他笑個不停，說：“給我30盧布就行。”他從我手裡奪過鈔票，沿著人行道疾走。我們走了10英尺，埃裡克就找到他要找的東西。一個穿著破大衣的幽靈般的女人把手伸進口袋，無聲的交易就這樣完成了。埃裡克加快步伐，我們朝一個標有“咖啡”的地方走去。進門3英尺，他擰開瓶蓋，仰頭咕嚕咕嚕幾下，就把一升的酒全喝光。“通常，在早上，我喜歡吃土豆。”他說完，唱著歌就沖出門外。

埃裡克是個五短身材、鬍子拉碴的男人。他把一套換洗衣服藏在車站的通風管裡。他說他拒絕撿空瓶子。“太丟人了。我算什麼，一條狗嗎？”他說。“我來告訴你我是做什麼的。當我需要錢的時候，我就去拿。比如，前一分鐘你還有盧布，後一分鐘就沒了！”由於他偷竊成性、屢教不改，這20年來埃裡克在勞改營和流放地虛度了大部分光陰。每當一獲釋，他又重返“車站生活”。他沒有居住許可證——“在莫斯科，我什麼都不是”——醫院和戒酒中心也不能收留他太久。因此，他的日子並不好過。他是個討厭的酒鬼。有時他三四天不吃東西——“就因為我吃不下。”他非常暴躁、易怒。有一瞬間，他變得多愁善感起來，宛如一位無師自通的天才，開始背誦普希金的詩歌，唱偉大吟游詩人弗拉基米爾·維索茨基的歌曲，沖著你的臉大喊大叫，仿佛那些都是罵人的髒話。

“我父母為了養活我們這群孩子，從早幹到晚，”埃裡克坐在一個廢棄的院子裡說道。“我哥哥56年在匈牙利被殺。他當時19歲。有時我想，如果他能活下來，我可能不會成今天這樣。我十六七歲時離家出走，去了哈薩克。我快餓死了，所以我搶了我的第一個錢包。由此開始我的監獄生涯。我在塔什干青少年勞改營待了5年。從那以後，我就一直在監獄裡服刑。你坐在臭氣熏天的牢房裡，每天只有20分鐘的放風時間；你餓了，就躺在冰冷的水泥地上。我就是那樣染上疾病的。我們這些‘蟻族’一天24小時都待在那種地方，總是擔心會被員警用棍子打，日日夜夜都如此。我們無處可去。我是代表蘇聯的無家可歸者跟你說這些的，我們這些遭到命運懲罰的人。沒有權利，沒有居住證，什麼都沒有。出獄後的日子很艱難，就好像你是三等公民似的，根本沒有人在乎你的死活。”

有時候，埃裡克會突然不說話，開始哼唱一首維索茨基的歌曲，講的是一個男人進了監獄，再也見不到他心愛的人。然後，他又會突然停止唱歌，眺望遠方，又打開一瓶酒。

“那麼，我該如何打破這個怪圈呢？我也不知道。前幾天，也許是昨天，我的一個哥們來找我，說如果我不戒酒，他就打爛我的臉，我說：‘你個狗娘養的，我戒不了。我不行。’我在烏茲別克斯坦工作過一段時間，但沒幹多久。和老闆們處不來。我還在石油鑽井平臺工作過。我從沒在莫斯科工作過一天。對我來說，每月300盧布外加一套公寓，我就能過得很好了。但我沒有。那我該往何處去？你告訴我。”

到1989年，用國弊民窮來形容蘇聯已不再是境外反蘇敵對勢力的專利。就連共產黨的新聞機構也開始調查日常生活的艱難。共產黨的青年報紙《共青團真理報》批評蘇聯體制，指出在1917年革命前，俄羅斯的人均消費在世界上排名第7，而現在是第77位——“排在南非之後，但羅馬尼亞之前。”

“如果將發達國家的生活品質與我們自己的作比較，”該報說，“我們不得不承認，從文明發達社會的角度來看，我國絕大多數人口生活在貧困線以下。”

人民自己也開始認識到，他們所處的惡劣環境與共產黨領導的失敗有關。在街頭巷尾，“黑手黨”成了人們對各種短缺和不公平現象喃喃自語的解釋，只有外國人才會誤以為這個詞專指犯罪集團最底層的小混混。

有一段時間，克里姆林宮各部委將貧困線定在每月78盧布——這個水準只適合養狗。但沒有人，甚至政府本身，認真對待官方的貧困線。大多數莫斯科和西方的官員和學者都認為，這個數字應該翻一番。就算這樣，在2.85億蘇聯公民中，仍有大約1.31億人被登記為窮人。“幾十年來，我們一直在努力踐行普遍平等的理念。”經濟學家阿納托利·捷列亞賓在官方刊物《青年共產主義者》上寫道：“那麼，這麼多年過去了，我們取得了什麼成果？在所有蘇聯家庭中，只有2.3%的家庭可以被稱為富裕家庭，其中約0.7%的家庭是合法取得這一收入的……大約11.2%的家庭可以被稱為中產階級或富裕家庭。其餘的86.5%都是窮人。我們擁有的是貧困中的平等。”

蘇聯的貧困看起來並不像索馬里或蘇丹的貧因；貧困並不一定意味著腹脹和饑荒，而是一種普遍的需求狀況。長期以來，蘇聯的自我蒙蔽和與世隔絕讓人覺得貧困是正常的。即便如此，除了政府精英，幾乎沒有人能夠忽視普遍存在的苦難。在土庫曼斯坦農村，一位棉農告訴我：“即使是‘百萬富翁’的農場主席在這裡也沒有熱水。”或者，正如約瑟夫·布羅茨基所寫的那樣：“這與金錢無關，因為在一個極權國家，收入等級沒有太大的差別——換句話說，每個人都和身邊的人一樣窮。”

沃爾庫塔北部地方的礦工沒有足夠的肥皂來清洗臉上的煤灰；遠東薩哈林島的孕婦只能在租來的小房間裡分娩，因為當地沒有婦產醫院；白俄羅斯的村民靠撿廢金屬和豬油來支付買鞋的費用。早期公佈的一組數字開始讓人們對問題的嚴重性有所警覺：蘇聯人平均要比美國人多工作十倍的時間才能買到一磅肉；西伯利亞的石油儲量比科威特還豐富，可是在秋明油田，儘管冬天的氣溫在零下40度，鑽井工人還是住在棚屋和破舊的拖車裡；甚至党的官員也估計，僅烏茲別克斯坦一地就有150萬至300萬人無家可歸，100多萬人失業，全國嬰兒死亡率比大多數西方國家高出250%，與巴拿馬差不多。

此外，你還能找到許多粗製濫造的東西：塑膠鞋、含硫礦泉水、坍塌的公寓樓。日常生活的破敗刺激著人們的靈魂和皮膚。毛巾一洗就起毛，牛奶一天就發餿，汽車一買就塌癟。在蘇聯，房屋起火的主要原因是電視機自燃爆炸。所有這一切都使人們始終處於沮喪和痛苦之中。

公開化即意味著承認這一切。有時候，這種承認是以報紙上發表一篇嚴肅認真的文章的形式出現的。有時候則帶有某種尖酸刻簿的意味，一種俄羅斯式的諷刺，狠狠戳破了蘇聯人的浮誇風。位於莫斯科電視塔附近的國民經濟成就展覽館是一座巨大的、史達林主義建築風格的展銷中心及遊樂園。多年來，它一直在新希臘風格的大廳中展示蘇聯在科學、工程和航太領域所取得的光輝成就。維拉·穆欣娜創作的巨型雕像《工人和集體農莊女莊員》（飽滿的乳房、健壯的肱二頭肌和銅鈴般的大眼睛）位於入口處，讓參觀者感覺他們現在都是通過社會變革和基因工程改造的肌肉發達的無產者的一部分。但是，隨著改革開放，領導者變得謙遜起來，表現出驚人的坦率，組織了一次——“假冒偽劣商品展”。

在展覽會上，蘇聯人排著長龍，莊嚴地走過一個個令人眼花繚亂的劣質展品：腐爛的生菜、破裂的鞋子、生銹的茶炊、豁口的燉鍋、斷線的毽子、壓扁的魚罐頭，以及最引人注目的一瓶礦泉水，裡面漂浮著一隻小小的死老鼠。所有這些東西都是在附近商店裡買的。“是時候目睹真正的現實了，”一位導遊告訴我。展覽毫不留情地對社會主義現實主義進行了一次惡毒的重新定義。在服裝區，紅色箭頭指向不對稱的袖子、褪色的顏料和開裂的鞋底。有一件首飾被簡單地貼上“醜陋”的標籤，無人反對。

“讓我告訴你們一個小秘密，”運輸工人亞歷山大·克萊布科在我們觀賞腐爛水果區時說道。“這還不算太糟。我見過更糟的。大多數商店連這些貨色都沒有。空空如也。”

阿什哈巴特

史達林逝世四分之一世紀後，史達林主義依然肆虐橫行。在土庫曼斯坦首都阿什哈巴特郊區的泥磚小屋裡，兒童成為貧窮首當其衝的受害者。每一年，土庫曼斯坦共和國和蘇聯中亞其他地區都有數千名嬰兒在出生後12個月內死亡。因為天氣炎熱、水源感染、棉花田裡的殺蟲劑，以麵包、茶和湯為主食等原因，身體變得虛弱的嬰兒不計其數。“我認為自己相當幸運。我生過五個孩子，只有一個夭折，”31歲的婦女艾爾希·阿巴耶娃說，她看起來比實際年齡老20歲。當她用一把鈍鐮刀割草時，她的幾個孩子在一個泥土和垃圾堆成的小山丘上玩耍。再往前走，阿巴耶娃的鄰居卡拉迪耶夫一家就沒那麼好彩了。“5個孩子還活著，3個死了——2個剛出生就死了，一個一個月後，”這位父親說。“在土庫曼斯坦，情況一直如此。村子裡更糟。”

在阿巴耶夫家兩居室的小屋裡，沒有燈罩的燈泡上沾滿了灰塵，蒼蠅在孩子們的臉上嗡嗡亂飛。孩子們渾身髒兮兮的，衣服破爛不堪。只有沉重的石塊才能使外屋和生銹的雞舍的鐵皮屋頂不被掀翻。艾爾希的丈夫阿巴·阿巴耶夫在國家電視臺擔任攝影師，月薪170盧布——每天不到6盧布的收入要養活一家6口。自1975年以來，阿巴耶夫夫婦一直等待在城裡分配一套公寓。“那個孩子出生時，是一個寒冷的冬日早晨，”阿巴·阿巴耶夫說。“這裡沒人有電話，附近也沒有醫院或醫生。我跑了兩三公里才找到公用電話。孩子看起來不行了，也許已經死了，醫生們花了一個多小時才趕到這裡。那時孩子已經死了。這就是我們的生活。說實話，我不抱任何希望。至於我們的孩子們，我認為情況不會改變，只會更糟。”

在土庫曼斯坦，官方公佈的1989年嬰兒死亡率為每1,000名新生兒中有54.2人死亡，比大多數西歐國家高出10倍，是美國嬰兒死亡率最高的城市華盛頓特區的2.5倍。土庫曼斯坦的情況與喀麥隆不相上下。在特別貧困的地區，如北部的塔紹茲，死亡率飆升至每1,000名新生兒中有111人死亡。許多莫斯科和西方的專家表示，即使是這些統計資料也低估了問題的嚴重性。他們說，中亞各加盟共和國經常少報嬰兒死亡率，縮水高達60%。

兒童生病的原因有很多，但主要是受到棉花“單一種植”的影響，即不惜一切代價全力以赴種棉花。孩子們在棉花地裡勞作，經常飲用被農藥和有毒礦物質感染的灌溉水。在鹹海附近地區，通過將流入鹹海的河流改道來灌溉棉田的瘋狂計畫已經破壞和排幹了鹹海，飲用水的毒害非常嚴重，以至於孩子們通過母親的母乳攝入了這些毒物。甚至連看醫生有時也很危險。土庫曼斯坦的兒童出生後第一年，平均要打200到400針，而美國兒童則要打3到5針。這項工作毫無系統性。醫生們把他們手上的東西一股腦打入孩子體內。幾年之內，疫苗的效果幾乎為零。

幾十年來，蘇聯體制的所有問題——權力高度集中、責任和激勵缺失、意識形態淩駕於理性之上、党及其員警的專制——在中亞統統被放大了。這種政治制度被稱為“封建社會主義”，是在共產黨大佬和集體農莊主席領導下的蘇聯-亞洲等級制度。

在阿什哈巴特的婦幼保健研究所，兒科主任尤裡·基裡琴科每天要治療數十名患者。他的門外，土庫曼婦女（其中許多是孕婦）在大廳裡踱來踱去，等待數小時才能看上病。其中一些孕婦40多歲，已經生了十幾個孩子。由於部落傳統，表親和其他親戚之間的結婚率相當高。由於相信多生孩子會帶來更多的財富——“多子多福”，許多土庫曼男子拒絕節育，婦女通常一年內生育兩次。國家當然鼓勵高出生率，認為這只會給棉花種植帶來好處。

基裡琴科說，自己是一名有著25年黨齡的老共產黨員，但在看到黨內高層對當地的所作所為後，他正考慮退黨。“我們從小就被教育要相信我們的制度是最好的，我們的生活是最幸福的，但現在我們發現情況恰恰相反，”他說。“這裡不是非洲——孩子們不會像非洲人那樣成批成批地餓死——但我們再也無法掩蓋這一點：我們很窮，我們正在受苦。當然，我們需要教育人們節育和其他方面的知識。但是，身為一名黨員——說這話讓我很難過——事實是，這裡的貧困與政治息息相關。90%的責任在於社會制度、官僚機構、指揮系統和集中控制。這一點無法回避。”

在阿什哈巴特，政府和衛生官員竭力讓我相信，駭人的嬰兒死亡率只是“暫時的”現象，與政治無關。他們對我來報導這個問題感到異常惱怒。我請求當地官員允許我參觀阿什哈巴特以西的幾個集體農莊。他們拒絕了我的大部分請求，理由是這些地方離伊朗邊境太近了。最後，我獲准訪問巴哈登，那裡也靠近邊境，但顯然還不至於讓我跑到德黑蘭去。

和平集體農莊是一幅悲慘的景象。一位母親和她滿身污泥、眼神空洞的女兒站在門口。一隻蒼老的狗蜷縮在路邊睡覺，蒼蠅在它的瘡口上嗡嗡作響。“行政辦公室”是一間棚屋，裡面有幾張古老的辦公桌、一個半空的書架和一幅鑲著金色邊框的列寧肖像。在附近的一間小茅屋裡，我與一位名叫艾諾·巴厘耶娃的年輕女子攀談起來。她20歲，未婚。她在地裡採摘棉花，她說她知道這份工作有危險，毫無疑問，她在使用殺蟲劑和落葉劑，這些東西總有一天會傷害到她的孩子。“但我又能做些什麼呢？”她問。“我想要孩子，因為這就是生活。至於其他的，我不知道該怎麼辦。”

就在這時，一輛警車閃著警燈停了下來。兩名身著制服的員警告訴我和我的朋友——俄羅斯攝影師埃迪克·格拉德科夫——我們擅闖“禁區”，讓我們“跟他們走一趟”。在警察局，我們接受了幾名員警的盤問，然後又接受了一名金髮俄羅斯官員的審訊，他顯然是克格勃的人。我像個傻瓜一樣告訴這位克格勃官員，如果他給阿什哈巴特的官員打電話，就會知道我得到了他們的許可，可以去巴哈登。他打了電話，當然，那位元官員說沒有這樣的許可，事實上，他不記得我們曾經見過面。埃迪克指著牆上的一張海報：在列寧肖像下麵，寫著：“社會主義就是控制”。幾個小時後，我們駕車返回阿什哈巴特，一路警車護送。

我在土庫曼斯坦遇到了一位真正的勇士。他的名字叫穆哈默德·維爾薩帕爾，是一名年輕的作家，出身于阿什哈巴特以東瑪麗鎮附近一戶有8個孩子的家庭。他說，許久以後，直到他長大成人，見識了莫斯科的繁榮富裕之後，他才明白自己生活在貧困中。“這幾乎就是所有土庫曼人的心態：‘我們有麵包，我們有茶，我們有屋頂，我們還活著——因此，我們並不貧窮，’”一天下午，他說。“這些人沒有比較的基礎。共和國有73家報紙，但沒有一家是自由的。”

1989年，維爾薩帕爾與阿什哈巴特的其他幾百名作家、記者和工人一道，組織了一個民主促進團體“奧格齊比利克”，該團體有兩個主要目標：將公開化引入土庫曼斯坦；推動徹底的經濟變革，以結束一位成員所說的“貧困惡性循環和資源殖民化”。奧格齊比利克的成員會見了蘇聯波羅的海各共和國的民族主義領導人，加入到發展群眾運動的浪潮中。奧格齊比利克的活動家們認為，中亞的毀滅源於幾十年來，莫斯科的經濟規劃者一直要求各加盟共和國將大部分農田變成棉花田。在莫斯科的規劃者和中亞領主的主導下，單一棉花種植給該地區帶來了從悲慘的嬰兒死亡率到咸海乾涸的一切問題。俄羅斯帝國的統治者從未如此殘忍。奧格齊比利克似乎無力挑戰共產黨領袖薩帕爾穆拉德·尼亞佐夫及其組織嚴密的機構。維爾薩帕爾說，他經常受到共產黨官員的審訊。“他們居然公開承認他們一直在監聽我的電話，然後胡亂指控一番，”他說。

不過，維爾薩帕爾還是成功地激怒了黨。他的武器是《莫斯科新聞》上的一篇短文。“難以置信，”文章開頭寫道：“在我們這個時代，大多數土庫曼斯坦兒童長期營養不良。”這篇文章僅僅是對嬰兒死亡危機的總結，但對當地政府來說卻是一種恥辱。這並不是因為它揭露了該地區嬰兒死亡的可怕細節——當地報紙上也曾刊登過此類文章——而是因為它出現在土庫曼斯坦境外的一份報紙上，自由知識份子和戈巴契夫本人都閱讀這份報紙。

“這是對我們所有人的誹謗！”共和國兒童基金會副主席傑拉爾·庫爾班諾娃沖我大聲嚷道。“這裡沒有人挨餓。土庫曼人民喜歡吃！他們窮嗎？哦，他們有很多錢，汽車，有的有兩輛。如果他們願意，可以買到稱心的食物，但他們卻買地毯和昂貴的衣服。”庫爾班諾娃同志是美國蠱惑人心政客的土庫曼斯坦版，後者口口聲聲稱福利女王用食品券買凱迪拉克。

維爾薩帕爾的文章掀起軒然大波，隨之而來的是一張名叫吉奇蓋爾迪·賽特穆拉多夫的兩歲瘦弱兒童的照片，加劇了人們的憤怒。那是一幅地獄般的畫面，仿佛來自非洲最嚴重的饑荒——空洞絕望的眼神，一具行將就木的骷髏。多個消息來源證實了這個男孩的命運：在數次前往父母位於塔紹茲地區集體農莊附近的醫院治療後，孩子于1988年去世。不過，在吉奇蓋爾迪死之前，婦幼保健研究所的醫生兼高級研究員胡梅特·安納耶夫曾前往該地區進行調查。他報告說，過去10年來，肉類、黃油、雞肉和其他食品嚴重短缺，殺蟲劑和落葉劑濫用，醫療設施簡陋。當在一家診所看到吉奇蓋爾迪時，他請人拍下這張照片，最終刊登在了《莫斯科新聞》上。

“這是危言聳聽，”共和國衛生部副部長德米特裡·泰斯勒說。他稱維爾薩帕爾為“野心家”，而安納耶夫則“蚍蜉撼大樹——不自量力”。共和國的報紙從未轉載過維爾薩帕爾的文章，但他們確實發表了無數批判的文章，長度是其三倍。

巴哈登事件發生後，共和國外交部表示，我應該去看看“典型的”集體農莊是什麼樣子的。他們把我送到阿什哈巴特郊外一個叫蘇維埃土庫曼斯坦的農場。農場負責人穆拉特伯德·索皮耶夫看起來很像《熱鐵皮屋頂上的貓》中飾演“大老爹”的伯爾·艾弗斯。他膀大腰圓，穿著筆挺的西裝，頭戴巴拿馬帽，是共和國最有權勢的人之一。此人連續30年“當選”蘇維埃土庫曼斯坦主席。“我們農場有民主，”他告訴我。“每隔一段時間，我就會告訴人們，他們可以提名其他候選人，但他們會說：‘哦，不！不需要！沒必要！’就這樣。”

索皮耶夫說，他所在農場的嬰兒死亡率與共和國其他地區相比“不算太糟”——“千分之45”——但仍然是華盛頓特區的兩倍多。像其他土庫曼斯坦領導人一樣，索皮耶夫把“共產主義的勝利”視為擺脫貧困的道路。

“我們必須繼續完成，甚至超額完成五年計劃，”他說。“我們不需要私有財產。在這個國家不需要。那只會帶來剝削。沒有人想要私有財產。我們知道，在資本主義國家，人民非常非常貧窮。而我們沒有。我們提供免費的公寓、煤氣、教育和醫療。我們也不需要多黨制。我們不需要三權分立和司法獨立，那樣只會帶來混亂。我們需要共產黨，我們必須貫徹黨的路線。這才是致富之道。”

言畢，索皮耶夫上了車，司機把他帶到阿什哈巴特的一個部，共和國在那裡接受來自莫斯科的指示。

斯帕斯卡亞

春耕時節，我和埃迪克·格拉德科夫走訪了俄羅斯北部沃洛格達郊外的農莊。時值正午，豔陽高照，氣候宜人，我們駛過一片又一片田地——全部空空蕩蕩，沒有人耕種。拖拉機和卡車像栽倒的巨人，深深地陷在泥濘中。我們在沃洛格達州最大的國營農場之一普裡戈羅德尼·索夫霍茲的大門前停下，據稱這裡種植蔬菜和飼養牲畜。

入口處，首先映入我們眼簾的是常見的廉價諷刺：一幅褪色的列寧肖像和一條破舊的橫幅——“我們將見證共產主義勞動的勝利”。我們沿著長長的公路駛向農場中心——它的總部、商店和三層混凝土營房。一切看起來都闃無人跡，田野、道路。大家都去哪兒了？肯定不是下田。商店裡，貨架上除了些茄子罐頭和醃番茄外，一無所有。

“大多數人都坐公車到沃洛格達買食物，”售貨員說。“可能他們現在都上城裡去了。”

沃洛格達的食物從哪裡來？為什麼這裡的商店裡沒有蔬菜？

售貨員翻了翻白眼。他像對傻瓜一樣耐心地解釋著農場的問題。農業部還沒有送來種子。工資很低，所以沒人願意幹活。他們買不到維修機器的零配件。如此這般說了半個小時。“所以你看，”他說，“為什麼沒法工作。”

沒去沃洛格達的農民和他們的家人在雜貨店排隊，他們都住在自己的混凝土公寓裡。家家戶戶都有電視，都在看同一個比賽節目。

農場裡一位既憤怒又激動的年輕人名叫尤裡·卡馬婁夫。他說，在農場的數百人中，他是唯一一個認為把一些土地還給農民的想法會有好處的人。農場裡的每個人都曾有父母或祖父母因夢想擁有自己的所有權和發財致富而入獄、挨餓或被驅逐出境。“我想我是這裡唯一擁有信念的人，唯一的一個，”卡馬婁夫說。他今年27歲，夢想著在自己的土地上飼養牲畜和種植蔬菜，而這塊土地現在只剩下一片泥土和瓦礫。每天下班後，卡馬婁夫獨自工作，為妻子和女兒蓋房子。鄰居們有時會過來說說笑笑。其他人則威脅說要毀了他的計畫。卡馬婁夫飽受在沙皇和總書記的統治下，多年農奴生活所產生的、可怕的嫉妒心理之苦，這種嫉妒充分體現在一則經典的蘇聯笑話中：一個農夫的奶牛死了，但一個法力無比的神許給他一個願望。這個願望是什麼呢？“讓我鄰居的奶牛也死掉吧，”農夫說。儘管如此，卡馬婁夫還是堅持下來。他借了2.4萬盧布的貸款，這意味著，他說：“我的餘生都要負債累累。這是一場賭博。讓他們笑吧。也許他們是對的，什麼都不會改變，”這位虔誠的信徒說，“但現在是我開始過真正生活的時候了，就像我祖父早在災難開始之前所過的生活一樣。”

集體化的遺跡在蘇聯隨處可見。僅在沃洛格達地區，就有7,000多個“廢棄的”村莊，這些房屋倒塌、土地荒蕪的鬼城，曾經一度是農場。幾十年來，年輕人成群結隊地背井離鄉，到沃洛格達的紡織廠和機床廠尋找體面的工作。和他們之前的其他人一樣，他們對工業烏托邦的追尋最終也徒勞無功。他們只能在紡織廠找到艱苦的工作，住在諾大的集體宿舍裡。

埃迪克和我在沃洛格達附近的一個村子待了幾天，那是由一排二十幾棟房子組成的農莊，名叫斯帕斯卡亞。在一座廢棄的教堂後面，墓地已經被填滿。每隔半年左右，就會有一個工人從城裡趕來，借一把鐵鍬，就開始挖掘墳墓，準備埋葬下一批死者。25年來，斯帕斯卡亞沒有人出生。革命前，這裡曾是一個繁榮的村莊，如今只剩下幾間倒塌的小屋、一塊墓地和泥地上的車轍。

瑪麗亞·庫茲涅佐娃是個駝背的老婦人，眼睛兇狠地眯成一條縫，她每天不是打理雞舍，就是在腐朽的松木柵欄邊與鄰居嘮嗑。曾經有幾百人的斯帕斯卡亞，現在只剩下17個人。75歲的瑪麗亞是其中最年輕的。“冬天的時候，”她說，“我們會去其他房子轉轉。如果沒有煙從煙囪裡冒出來，通常意味著我們中又有人死了。”

瑪麗亞·庫茲涅佐娃說，她每天靠不到3盧布的養老金生活。不久前，在新的養老金標準實施之前，退休農民每天只能領取1盧布。庫茲涅佐娃的膳食主要是麵包、牛奶、通心粉、白菜湯、土豆和鹹油脂。如果需要看醫生或去商店，她必須沿著泥濘的石子路步行兩英里，才能趕上一輛“拖拉磨蹭”的公共汽車。冬天，氣溫降至零下三、四十度，大雪覆蓋了整個村子，她說，“我們成了囚犯。”

“我們聽收音機，聽到的都是關於‘分田到戶’和聯產承包的言論，但誰來做這些工作呢？”她說。“誰來拯救農村？一代人應該把自己知道的和積攢下的東西傳給下一代。但這一切都已破滅。每個人早就離開去了城市。集體農莊是一場災難。什麼都沒有了。一切都失去了。”

庫茲涅佐娃的一位鄰居阿納托利·紮莫霍夫從小屋的窗戶探出頭來，惡狠狠地咯咯大笑。他一聽到“莫斯科”這個詞就吐口水。“我給你講講莫斯科，”他怒氣衝衝地吸了一口粗煙道。“在布爾什維克之前，我的父母和他們的父母過著體面的生活。他們並不富裕——上帝知道，一點也不富裕——但他們有食物、一頭牛和一張屬於自己的桌子。集體化之後，我們本該成為一個大家庭。但是，每個人都互相提防，每個人都互相猜忌。現在看看我們，一個臭氣熏天的大糞坑。現在每個人都為自己而活。復活節誰也不去看望誰。真好笑，真他媽好笑。”

斯帕斯卡亞居民告訴我，在集體化期間，員警把無數農民塞進村子北邊的一個勞改營。員警從教堂裡拆下十字架和聖像，把中庭和地下室用作拘留室。在三個月的時間裡，沃洛格達地區有2.5萬名兒童死在教堂。短短幾年間，整個社會關係和鄉村生活的結構就支離破碎。“土地的主人”突然變成了國家的僕人，他們的宗教、傳統和意志都被剝奪了。

布爾什維克對農民的蔑視源於列寧的著作，列寧稱他們為“小地主”。據索爾仁尼琴估計，革命前，農民占斯拉夫人口的80%以上。如今，這些所謂的“小資本家”不是葬在亂葬崗、市區屍坑，就是住在某個凋零的村子裡的國營養老院。

在離斯帕斯卡亞不遠的普裡盧基鎮，約有100名村民居住在一個廢棄的修道院附近的養老院裡。這個地方由一位名叫卓婭·馬特列耶娃的好心善良的婦女管理。她和她的小團隊傾注全力保持這裡的清潔，照顧生病和垂死的人，並在聖恩到來時安排體面的葬禮。她在這裡生活了很多年，她說老人們只嚮往大災難開始前的鄉村生活。蘇聯和西方歷史學家用最悲慘、最黑暗的語言描述革命前農村的落後、酗酒和愚昧，似乎不可能有人懷念它們。直到倖存的村民們描述了20世紀30年代早期的情況後，才喚起許多人的追憶。

“我們這裡甚至還有一些老共產黨員，他們在集體農莊工作了大半輩子，甚至更長時間，但你找不到一個相信集體化的人，”馬特列耶娃說。“他們談論自己養的牛和雞，談論它們是如何屬於自己，自己又是怎樣關心它們。然後這一切都被剝奪了。”

“國際”養老院餐廳是一個昏暗的地方，鋪著連扣油氈，亮著螢光燈，牆上懸掛列寧的畫像。那些老婦人，個個胖乎乎的，沒有牙齒，頭上系著農民的圍巾，搖搖晃晃地走到自己的座位前。男人們則在一個單獨的房間用餐，他們只有幾個人——該地區幾乎所有的男人都在二戰中犧牲了。每個座位上都擺放著一碗湯、一把錫湯匙和兩小塊黑麵包。卓婭·瑪特列耶娃40年來一直是國家忠實的雇員，似乎有話要說。

“奶奶們！”她說。“也許您可以給我們的訪客講講您記憶中的舊時光。你們在集體農莊之前的舊時光。”

老太太們停止攪拌湯裡的優酪乳油，抬起頭。“那些大型國營農場摧毀了村莊，什麼也沒有留下。”其中一位說，然後她們紛紛七嘴八舌。

“我們村有6戶人家被拖走了，我們再也沒見過他們。”

“我們村有120棟房子。現在只有10棟，住在那裡的都是週末到鄉下逃避城市生活的人。他們種花，不種地。”

“我一生都在養活一個叫國家的東西。現在該國家養活我了。”

“我的孫子孫女們不知道如何耕種一塊土地。就連我自己的孩子也很難分辨馬和牛。這些就是新的‘土地主人’嗎？”

“一代人應該告訴下一代人如何生活。上一代人應該建造一些東西，這樣下一代人才能傳承下去。這一切都被切斷了。被摧毀了。他們真以為這些東西能在一夕之間就能重建完畢嗎？還是5年？”

過了一會兒，老婦人安靜下來。在某種程度上，她們似乎很高興能有訪客問一兩個問題，但隨著回憶不斷湧現，這些女人變得悶悶不樂、疲憊不堪，她們埋頭乾飯。

馬格尼托哥爾斯克

在經濟大蕭條最嚴重的時候，來自費城的年輕社會主義者約翰·斯科特決定放棄他的學術研究，加入到當時被《國家報》稱為“世界上最大規模的社會實驗”的創建過程中。1932年，斯科特抵達莫斯科，迫切希望找到一個可行的未來。史達林的官員們迅速將斯科特和其他數百名年輕的美國社會主義者送往第一個五年計劃中的“英雄項目”之一——“磁山”，即烏拉爾山脈的鋼鐵重鎮馬格尼托哥爾斯克。

在馬格尼托哥爾斯克，斯科特發現這座城市就是一個巨大的建築工地：工人們每天工作18小時，家家戶戶都住在帳篷和簡陋的營房裡。在馬格尼托哥爾斯克工作的絕大多數蘇聯工人並非出於對社會主義“光輝未來”的意識形態感召，而是被迫來的。他們中的許多人曾是農民，在集體化運動中不得不離開自己的私人土地。斯科特看到穿著長袍的牧師用鎬和手推車挖煤，工人被倒下的大樑砸死。但在他關於1932年至1938年在馬格尼托哥爾斯克工作的回憶錄《烏拉爾山脈的背後》中，斯科特仍然記得這是一座“充滿生機和活力的城市……成千上萬的人為了建造高爐而忍受著最艱苦的條件，他們中的許多人心甘情願這樣做，帶著無限的熱情，從我到達的第一天起，這種熱情就感染了我。”

馬格尼托哥爾斯克成為了戰爭中的傳奇。因為打敗納粹的一半坦克和三分之一火炮，是用這裡生產的鋼鐵製造的。人們開始把這些工廠稱為“希特勒的墳墓”。但在思想上，馬格尼托哥爾斯克的戰時狀態從未停止過。它的幕後大老闆——莫斯科的部長們——純粹用數量來衡量成功。根本不顧其他國家開始生產現代化的合金鋼，將冰箱的重量減輕到100磅，而不是400磅；根本不顧污染變得如此嚴重，以至於城市上空的霧霾使陽光減少了40%。但列寧鋼鐵廠，這個世界上最大的鋼鐵廠，仍在無知的孤獨中持續運轉。而命令總是“更多的鋼！”

“馬格尼托哥爾斯克是一座典型的史達林主義城市，”當地報紙《馬格尼托哥爾斯克工人報》記者阿列克謝·圖普林告訴我。“我們在這裡建立了一個自給自足的企業城市，它排斥文明世界的一切文化、經濟和政治發展。我們曾經存在，現在依然存在，只是為了一台甚至不起作用的機器。”上世紀60年代，阿列克謝·柯西金總理提出了一個大規模的設備改造專案，該專案將淘汰馬格尼托哥爾斯克陳舊的平爐煉鋼，轉而採用20世紀50年代以來世界上其他地方使用的更高效的轉換技術。然而，勃列日涅夫和其他領導人認為，該項目成本太高。“他們只想要更多的鋼，”勃列日涅夫時期的工廠廠長德米特裡·加爾金告訴我。“這就是他們所關心的一切。”

我作為該市驗屍官奧列格·葉夫列莫夫的客人，在馬格尼托哥爾斯克逗留了一周。奧列格40出頭，患有喉源性咳嗽，一直咳個不停。他並不抽煙。他和大多數馬格尼托哥爾斯克市民一樣，飽受呼吸之痛。

“我巴不得戒掉呼吸。”他說。

我們起了個大早，驅車來到山頂，俯瞰我所見過的最大的企業城。列寧鋼鐵廠沿著工廠湖左岸綿延7英里。工廠晝夜不停開工，每年生產出1,600萬噸鋼。煙囪從未停止過排放毒氣，這是一種令人作嘔的煙霧，黃色、灰色、綠色和淡藍色混合在一起，在陽光的照射下變幻莫測。根據當地環境保護委員會的一份報告，該市的工業每年排放100萬噸污染物。“我們有43萬人，這意味著每個人要排放2噸多，”委員會主席尤裡·紮普拉特金說。衛星圖片顯示，工廠已經造成了一個長120英里、寬40英里的空氣和土壤破壞帶。冬天，雪凝結成一塊塊黑色的爛泥；夏天，草長成了一叢叢枯黃的蓬蒿。

奧列格說，在馬格尼托哥爾斯克，90%的孩子一生中都或多或少患有與污染有關的疾病：慢性支氣管炎、哮喘、過敏，甚至癌症。當地環境保護委員會報告稱，1980年至1990年間，馬格尼托哥爾斯克的出生缺陷增加了一倍。在市停屍房，奧列格查看了上午的屍體。一名工人肺萎陷。一個小女孩死于哮喘或心臟衰弱，也可能兩者皆有。

奧列格住在馬格尼托哥爾斯克市“好的一邊”，而“壞的一邊”則在工廠的下風區，即“左岸”。城裡最糟糕的街區之一是最古老的五金廣場。那裡空氣格外污濁，有異味，你的舌頭都能嘗到灰塵的味道。在一個軍營一間又一間的房子裡，老婦人茫然地凝視窗外，孩子們就像秘魯利馬貧民窟的流浪兒一樣骯髒。早上8點，在五金廣場的衛生所裡，十幾個孩子一組接受紫外線治療，呷著他們每天必喝的“氧氣雞尾酒”，這是一種由果汁、草藥和糖混合而成的粘稠湯，裡面注入純氧。老年病人來這裡只是為了從氧氣罐裡吸上幾口。

沿著這條路走下去，在鋼鐵廠自己的肺科病房裡，一位名叫娜塔莉亞·波普科娃的醫生說，她見過成千上萬的工人和他們的孩子，他們來這裡住上幾天，“工廠提供給我們的東西”讓他們備受折磨。“病人，所有病人都對工廠恨之入骨。”她說。“他們知道自己為什麼生病，但他們又有什麼選擇呢？他們能去哪裡？”

管理工廠和城市的官員們巧妙地避免了與工人發生任何潛在的政治衝突。工廠擁有城裡的一切，從下水道系統到有軌電車；工廠負責人牢牢控制著食品供應和他們通過與西方國家易貨貿易獲得的商品的分配權。當西德或日本的公司用電視機、洗衣機和吸塵器來換取廢金屬時，老闆們就用這些商品賄賂工人。“我們很窮，”市法院法官維克托·謝羅什塔諾夫說。“如果你提供我們一小塊肉、一台錄影機什麼的，我們就會很高興。在某種程度上，與工廠有業務往來的外國公司正在助長一種殖民體制。1989年，當工廠裡的共產黨組織意識到可能會發生一場罷工時，他們向工廠頭子通風報信，後者很快就把成桶成桶的啤酒廉價賣給工人。當罷工的威脅消失後，啤酒也消失了。“我該怎麼辦？”一位名叫維克多·奧尤波夫的鋼鐵廠工人問我：“我應該反抗、絕食嗎？然後呢？”

這個陷阱似乎無法逃脫，就像體制本身一樣不可避免。儘管大城市裡的人們對公開化和新人民代表大會興奮不已，但絕大多數蘇聯人都感到自己被困在一個不僅壓迫他們，而且無法提供體面的、最低生活水準的制度中。“我們的工人是士兵，是為機器服務的突擊隊，”馬格尼托哥爾斯克市議會自由派議員奧列格·瓦林斯基說。“他們穿上工廠發給他們的鞋子。他們拼命工作，然後回家。他們所有的精神都被榨幹了。我們創造了一座機器人的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