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尔本揾工奇遇记:我辞职不当清洁工了
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正在墨尔本南十字星附近的一个大酒店,准备在9点开始一天的工作——酒店清洁工。兜兜转转,从南澳到墨尔本,我居然还在做体力活——我不想让身体受累,但目前只有这个选择。
从6月下旬决定返澳,到7月下旬终于考完英语,再到8月中旬结束所有学校的申请,我在这两个月经历了各种各样的面试。在拒绝了悉尼的办公室工作之后,我在墨尔本的揾工过程一直不顺,投了很多次工厂都没有回应之后,我只能考虑在酒店当清洁工。
我有了两份清洁工的工作,一共一周30个小时,但工资不高。跟南澳比较,这是我拿到历史最低的工资。说实话,我很不满意,出门去上班都没劲。在清理马桶和不断铺床的过程中,我能清晰地感受到自己的沮丧,以及对体力活的抗拒。
南澳生活的噩梦,似乎快要重现。于是,在下班之后,我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家,迅速又打开了招聘网站。我真的不想干体力活,我要赶紧找到办公室的工作。
移民一代女性,以及澳洲职场的天花板
为了尽快在墨尔本安定下来,我去了很多酒店面试清洁工。
有趣的是,我在面试时遇到了两个在酒店当经理的华人女性。她们与我的交谈,与其说是面试,不如说是一个故事分享会。通过她们的亲身经历,我得以了解到移民一代女性在漂洋过海之后的困境,尤其是在职业选择的变化——我情不自禁地把自己代入这些故事,我或许就是年轻时的她们。
第一个经理A,在国内是一位工程师,十多年前通过技术移民,来到了澳洲。值得一提的是,工程师这个职业,时至今日仍然是澳洲技术移民的热门职业,尤其在西澳。但是,尽管通过此专业移民,却不意味着能在澳洲本地继续从事原来的专业。
在澳洲,找工作第一个被雇主考察的,就是工作权,也就是与身份/签证有关。如果你有了Pr身份/绿卡,就算没有本地学习和工作经验,都有可能找到工作。但如果只是有身份的新移民,没有本地经验,则很难回到原来的行业。这里的难,除了在语言方面交流的问题,还有文化背景以及行业背景的差异。
所以,当经理A移民来到澳洲之后,有半年都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一方面是过往的行业经验在新的地方参考价值小,很难回到原来的行业;另一方面是转行的压力很大,其他行业的吸引力不是很大。这就是新移民面临的挣扎,千辛万苦来到一个陌生的地方,但发现基本的生存可能都是大问题。她最后想通了,开始在酒店做清洁工,一直做到现在的经理。
她告诉我,来到澳洲之后,丈夫是很快找到工作。但她一直都没有找到工作,加上还要照顾小孩,只能一边找一边等。直到半年过去,存款变少,她只好去了酒店开始做清洁工。做了两年后,她获得一个晋升机会,成为了清洁部门的经理。
在墨尔本这个大城市,华人女性的晋升空间很小。我很诧异她能够担任这样的职位,她便开始讲起自己的辛酸史。在她的身边,基本上所有高层都是白人,并且又是白男。她在做清洁工这两年,也曾经历过我感受到的腰酸背痛。她默默承受了下来,又恰好遇到赏识她的老板,才有了现在相对体面而且轻松的工作(与体力活对比)。
A跟我讲了很多故事,她很喜欢我,私心劝我不要做这份工作。没想到吧?一个经理居然会劝退我。她觉得我做这份工作「大材小用」,让我赶紧找办公室的工作。我能从她的眼睛里看到是真诚与善意。但可惜,我的办公室工作处处受挫,因为我没有绿卡。
最后,我和A拥抱告别。我告诉她,如果不是因为签证带来的困境,我真的很想回到我喜欢的领域,想记录下很多移民女性的故事。A说,每个来澳的女性都不一样,每个人都有很多话可以讲。是啊!我也想通过一个个故事,找到我自己。
第二个经理是B,B移民也已经很多年。我经历的种族歧视,她也经历过。尤其是在疫情期间,她坐车的时候都被local以很糟糕的方式对待;除了个人创伤,她当时的工作也因为疫情生意不好而岌岌可危。但她都坚持了下来,走到了现在。看着她脸上云淡风轻的微笑,我若有所思。如果我在澳洲到了她的年纪,是不是可以拥有松弛感了呢?
忍,她们很能忍,以各种各样方式的忍,是我当时结束这些面试的想法。移民一代的亚裔女性,是通过无数的忍让,拿到工作,获得晋升机会,从而在这个陌生的国度扎根。
不过,我最终并没有入职她们的酒店。她们也没有再联系过我。我后来入职了开头提到的酒店——一间位于南十字星的酒店。但是做了一天,我就辞职了。因为我实在不喜欢做清洁,在南澳的身体记忆就好像毒药,我最终还是辞职了。
我可能永远做不到跟这两个女经理一样「坚持不懈」,「既要又要还要」的性格让我把所有的忍耐都留在了南澳。当我回来墨尔本的时候,我更多是寻找自己,问自己真正想做什么,不然千里迢迢来到异国他乡就毫无意义。我想为自己做点什么。
低不成高不就,我决定按下「暂停键」
在澳洲生活的时间越久,我的英语口语变得越来越好,好到已经可以让人当成ABC的程度(夸张)。但找工作,流利的英语与亚裔面孔,以及只有这个一年的签证,却让我陷进去「低不成高不就的困境」。
在我面试的过程中,我的口音很容易识别,美音很明显,偶尔混杂着英音和澳洲口音。所以,当我面试的时候,时不时都被不同背景的雇主问到「英语怎么学的」以及「是否一直在国外留学」。这听起来好像很正常,但好的英语以及我的工作经验(记者),就很容易被雇主下一个消极判断——Overqualified。
这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你太好了,太优秀了,这个岗位配不上你;你肯定不会在这个职业停留太久,所以很多投递的体力活都不会考虑我。以酒店清洁工为例,尽管面试的经理都很喜欢我,但还是给不到我前台或者办公室的工作。这就变成了低不成高不就,让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办。
就算我入职了酒店——还是开头南十字星的酒店。带我的前辈(Supervisor)在听到我讲英语之后,便直接劝我辞职,因为这份工作不属于我,我应该跟经理调岗到其他岗位。我沉默了,更多是怕说错话,因为我知道「太出众」会惹麻烦。但她会重复提,你要做对的事。不知道是她给了我勇气,还是担心她会跟经理说「我不适合而浪费她的时间」。我最终还是辞职了。
走出酒店,我突然轻松了一些。我不能为了钱而去工作,因为我不开心。事实上,很多人都在我公众号留言,苛责我既然觉得澳洲打工这么苦还要留下来,那留下来就不应该抱怨——这不符合我的个性,我在哪里生活都不可能隐藏真实的自己,我是一个活生生的人。
我在偏远地区可以什么都做,没问题,就算被种族歧视也可以忍。但是,这不是我来澳洲的目的,我学了这么多年英语,也不是为了最后运用到清洁产品和工厂生产链。当我意识到自己的观点,正在经历翻天覆地的变化时,我有意给自己的生活按下了「暂停键」。
从大学毕业到疫情后出国,我大部分时间都在「追赶」。过往我是写稿,天天在家写评论,就算是出门和男人约会,也是为了通过他们获得素材。后来决定出国读硕士,每天在家学雅思,一边学一边哭,逼着自己在半年考到6.5。但就算出了国,我还是在哭着做体力活,一边哭一边学PTE。直到现在,我的签证剩下最后不到十个月,我还没有开始享受生活。好累。
我相信「山重水复疑无路」,只是异国他乡需要更长一点的时间。写作的当下,我找到了一份周末前台的工作,但还没有稳定下来。我不知道这会不会是改变我命运的一个开始,就跟当初粮食厂把我从天天剥鱼皮的海鲜厂一样解救出来。我一直在等待曙光。
最后,我也想跟同样在墨尔本找工作的朋友说,不要气馁;并且,不要勉强自己做不喜欢的事情。我在墨尔本面试这一个月多,遇到太多奇葩雇主,有非常强势且喜欢对你评头论足的雇主,也有想让我先无薪学习三个月再找客源的移民公司(白嫖劳动力实际上已经违法)。经历了这些之后,我确实是更加清楚自己想要什么。
不管接下来能不能顺利坐回办公室,我已经问心无愧。做我能做的,接下来就等命运的安排,也许会有好运气到来。也希望大家早日在异国他乡找到自己喜欢的工作。
约稿合作:
在澳洲一年多之后,我发现迫切需要写作。比起繁重的体力活,写作是我最擅长的事情,在记录和反思的过程中也可以疗愈自己。如果有需要产出性别、残障、影评、商业软文等文章,非常欢迎来联系我进行合作;我也可以做线上编辑,进行修改和创作文章。
另外,如果有任何媒体机构或者出版机构,对我的故事感兴趣,请一定要联系我。我很想出书,出一本属于自己的书。只有回归中文写作时,我才是我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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